中顾委九位老革命家的片断故事

为了推进新老交替，加快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十三大进行换届，十四大宣布结束。中顾委历经两届10年。第一届主任为邓小平，第二届主任为陈云。荣高棠、李力安曾先后担任秘书长。我作为晚辈，有幸担任两届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做些具体工作，为众多的老革命家服务。

10年中，我参加了中顾委的整党活动，聆听常委们讲述过去不平凡的曲折经历和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并从正反两方面总结的经验教训；我列席过中顾委的各种会议，听委员们结合历史和现实，对党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文件，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我目睹委员们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体察民情，向党中央写出了几百份调查报告；我受中顾委领导的委托，多次登门拜访慰问委员们，并同他们亲切交谈。这么多老革命家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以下记录的是中顾委9位老同志的片段故事。

宋任穷心系井冈山

宋任穷自1985年担任中顾委副主任以后，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了7年。1988年5月他重返阔别了59年的井冈山，回京后非常兴奋，向我谈了不少井冈山当年的情况和此行的感慨，也回答了我的一些提问。

宋老说：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我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跟随上井冈山，在那里艰苦奋斗了一年多，直到1929年1月才离开井冈山，随红军主力转战到闽西。我对井冈山的那段岁月是很有感情的，一直想找机会再回去看看，但总是抽不出时间，这次总算实现了多年的心愿。我回井冈山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那里人民的生活情况，看看老区的变化；二是瞻仰烈士陵园，看望他们的后代。

我问他：当年为什么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

宋老说：这是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才做出的决定。他调查了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整个罗霄山脉，认为北段不如中段可进可守，且北段离大城市太近；南端地势比较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中段地势好，离大城市远，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同时还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因此，确定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建立根据地。

我又问：听说宋老曾被派往袁文才、王佐的部队里做工作，他们是怎样的部队？能听从党的领导吗？

宋老说：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当地贫苦农民出身，同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有深刻的矛盾，而且有很强的反抗精神，受到老百姓的拥护。袁在中学读书时就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要求进步，向往革命，参加过学生运动，并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把宁冈的农民军拉到井冈山，并在军队里建立党组织。而王佐没有文化，个性很强，因不堪地主剥削压迫，在井冈山组织了一支农民队伍。红军上井冈山后，王佐对我军存有戒心，但袁、王关系很好，曾为结拜兄弟。认真分析了这种情况，决定先做袁文才的工作，再通过袁做王佐的工作。当时党内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袁、王属于土匪武装，有浓厚的绿林气息，难以改造，主张用武装消灭他们。可是则坚持团结、改造的方针。事实证明，的方针是正确的。

宋老说：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到达宁冈古城后，会见了袁文才，充分肯定他的革命精神，并决定给他100支枪。他为真诚合作的精神所感动。之后，应袁的请求，我们派了一批干部去袁部担任连长、排长，帮助他们进行军政训练，清除少数不良分子，收到良好效果。王佐见袁文才部队面貌一新，也提出希望我们派干部到他的部队。1928年2月，经过协商，将袁文才、王佐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派去的何长工为党代表。我被派去做宣传干事，后来任连的党代表、营的党代表。我们的任务就是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提高战士的政治文化素质。例如，我们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宣讲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帮助他们扫盲识字等。还在部队建立士兵委员会，提倡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禁止打骂等，使袁、王部队的不良习气慢慢得到改变。

我又问：听说袁文才、王佐后来被我们杀害了，这是怎么回事？

宋老很痛心地说：1929年2月，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转移，坚守井冈山的任务交给了的红五军和王佐的红四军三十二团。袁文才被调至军部，跟随毛委员和朱军长去赣南。这期间由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之后，“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硬说袁、王不服从领导，要“反水”打红军。袁文才在去赣南途中，听说党中央有指示，要杀原土匪首领，吓得他逃回了井冈山。袁逃跑是军纪所不容的，应受一定处分。但在1930年竟将袁、王错误地杀害了。我听说后十分痛心。袁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王佐也于1928年入党。他们帮助红军在井冈山落脚，同我们共同战斗了一年多，表现很好。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啊！建国以后，我们追认袁、王为烈士。这次去井冈山，我特地去看望了他们的后代。

宋老说到这里，特别提到1959年庐山会议对的批判。他说：当时有人把错杀袁、王当成的一大罪状，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决定杀害袁、王的是井冈山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彭的责任最多是偏听偏信，他和杀害袁、王没有关系。后来在《自述》中已说清楚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他的《自述》。

最后我又问：井冈山人民现在的生活状况怎样，变化大吗？

宋老说：井冈山是革命老区，过去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人民生活理应好于其他地区才对，可是现在那里还是比较落后，这使我很不安。我们应该加大扶贫力度，使那里的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胡乔木与的结缘

胡乔木从1941年到1965年给当了24年的政治秘书。我从1979年到1984年给胡乔木当过5年秘书。乔木同志1987年到中顾委任常委后，我又为他服务了5年，直到他1992年去世。

乔木同志是如何与结缘的？我曾就这个问题多次向他问起，他也陆续向我讲了一些情况。

概括地说，是一篇文章引起对乔木的注意；“三本党书”、一个“历史决议”、 80篇文稿，使对乔木越加器重。

一篇文章，是指乔木1939年为纪念20周年，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中国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陈伯达看后很欣赏，就推荐给。看了说：“乔木是个人才。”从此时起，就把乔木记在心里了。1941年2月的一天，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突然来到大贬沟找乔木谈话，说的秘书周小舟被派往冀中地区当宣传部长去了，身边人手不够，决定调你去当秘书。乔木听了有些顾虑，说：“给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可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呀！”王若飞说：“这可是亲自点的将啊！”乔木不好再说什么，很快就从大贬沟搬到杨家岭身边去了。

“三本党书”是指《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把这三本书称之为“党书”。乔木说：我刚去主席那里不知道做什么。我看到主席在亲自校对《六大以来》的清样，就说：我来干这个事吧。说：你可是找对任务了。又说：校对工作很难，一定要认真。这不是一般文字上的校对，还要看看六大以来的重要文献，包括正确的与错误的，有无遗漏，编辑是否合适。乔木接手后，在的指导下，用了8个月的时间，这本汇集了518篇文献、共280多万字、分上下两卷的书，终于在 1941年出版。对此，乔木回忆说：“编《六大以来》，使总结历史经验得到了一个武器。把党的历史文献编出来，使正确的和错误的对照很明显，一些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同志看了口服心服。”由于党内高级干部对这本书普遍反映很好，又于1942年初指定乔木和陶铸负责，再编一本《六大以前》。因为有了前一本书的经验，这本书很快就完成了。《六大以前》共收文献184篇，分上下两卷。紧接着，又要乔木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再编一本针对性强、篇幅又不太长的《两条路线》。乔木出手很快，1943年8月正式动手，一个月后于9月5日印出。对这三本书评价很高，他在1943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性，我们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九月会议。大家才认识10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胡乔木后来也说，通过编书，得到了的教诲，对他个人的成长帮助很大，使他全面系统地了解了党的历史，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思想，并为后来参与起草历史决议奠定了基础。

一个历史决议，是指1945年6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据乔木说，这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44年5月开始启动，中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召集，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这项工作由任弼时主持。他先后写了三稿。到第三稿时，要乔木参与修改。乔木把原来的7个问题归纳成4个问题，全文从1万字压缩到7000字。后来因任弼时忙于别的事情，就请在乔木修改的基础上改出一稿。从1945年春天开始，又在稿子的基础上做了7次大的修改，乔木从旁协助。重新恢复了乔木写的框架，从政治（包括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除了“政治上”由亲自改写外，“组织上”和“思想上”在指导下，由乔木负责改写。决议草案提交七中全会讨论期间，胡乔木又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最后交给定稿后提交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应该说，胡乔木对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形成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80篇文稿，是指胡乔木同志从1941年6月至1949年2 月进入北平之前写的社论和评论，已收入他的文集。实际上不只80篇。据胡乔木说，这些社论和评论，多数是出题目，由他写出后交修改。开始修改得较多，后来逐渐掌握了主席的思路和文风，改得就比较少了。特别是1946年4月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驳》，主席只改了标题，内容一字未改。该文驳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是制造谎言，把撕毁东北停战协议和政协会议协议的责任全部推到共产党身上，为全面发动内战做准备。原来的标题是《驳在国民参政会议上的讲话》，把“在”以后的几个字删去，变为《驳》。乔木说，这篇社论还引发了一段故事。1946年夏天，在湖南的老师符定一（原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解放后任中国文史馆馆长）应邀去延安。符老对说：《驳》这篇文章，立意新颖，主题鲜明，文风泼辣，在统治区影响很大，是否出于的手笔？说：“这是我的秘书乔木写的。”符即提出，我一定要见见乔木。

当审判长

1980年9月，全国人大根据党中央的建议，通过了一项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任命黄火青为特别检察厅厅长，江华为特别法庭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负责审判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为特别法庭副庭长兼第二审判庭（军事法庭）审判长，负责审判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1982年中顾委成立后，黄火青、江华、都担任了中顾委的常委，尤其是还兼任中顾委临时机关党委书记。

平易近人，和他接触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有关两案审判的情况，他都耐心地作了回答。

我问他：伍老没有搞过法律方面的工作，怎么会任命你当审判长？

他说：中央有个审判两案的七人领导小组，主要是考虑受审的主犯中有许多军人，而且都是红军时代就参加革命的，我被认为在资历和声望上能够担当起这个任务，就由、杨得志等同志推荐，参加这个小组，并被任命为审判长。他还说：我原来是没有从事过法律工作，对很多法律知识不熟悉。既然党和人民委托这件事，不懂就学嘛！我把我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令，都找出来一一反复研读，对照我们受理的案件，看某个犯人符合哪条哪款，并把它记得很熟。因为到开庭时就不能临时再去看本本。除此之外，我还看了一些有关审判的影片，增加一些感性知识。

伍老当时已是年过70的古稀之人了，这种精神真是令人感佩。我又问：审判工作是从哪儿入手的？中间碰到过什么曲折和困难吗？

他说：首先要确定审判范围，什么人才能构成主犯。我们开过五次座谈会，法官们认真仔细地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时争论很激烈。我提出，这样大范围的审判对象，一是调查任务太重，二是主次不分，四面出击，没有主战场。后来黄火青和我们领导小组的同志共同研究，本着依法论罪的原则，最后确定了10名主犯。主犯确定后，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划分罪行和错误的界限。开庭前，书写了三十几稿。最大的问题是把党内路线斗争同、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扯在一起了，如在第一审判庭中，开始的突破口就没有找准。当时的第一条罪状就是“长沙告状”，即、为篡夺国家领导权，于1974年10月派去长沙，向住在那里的告状，反诬、邓小平正在搞“篡权活动”。可是当时等人在党内是有合法地位的，党的副主席去向讲意见，尽管内容是诬蔑不实之词，但构不成犯罪。此事新闻媒体报导后，国际国内都有反映，因此，在判决书中对“长沙告状”就一字不提了。这算是一次失误吧！说到这里，我插话说，判决书最后是经胡乔木同志修改的。我当时给他当秘书，他对我说过这件事。

我又向伍老提出：在法庭上如果出现预想不到的情况怎么办？

伍老说：在正式开庭之前，我们按照实际开庭程序，搞过几次练兵性质的预演，即指派几位同志分别扮演各个主犯，如同正式开庭一样，由法庭一一押解出庭，程序和气氛要求与真的完全相同。开始，要受审的假犯人以真犯人的口气，尽量为其罪行狡辩，再由审判者予以驳斥。这虽然有点像演戏，但实际上比审真的犯人都难。因为假犯人一是没有精神压力，二是熟悉案情和审判员，可以钻空子予以纠缠。我举一个例子，假扮吴法宪的“犯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说他与作为军事法庭的副审判长黄玉昆过去在空军共过事，两人曾经有过矛盾，这次黄玉昆可能会乘机报复，因此，黄玉昆应该回避，不能参加审判。这个意外的问题，使黄玉昆同志措手不及，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稍加思考后，马上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精神回答说：这次审判工作的人选，是经过人大常委会严格审查和慎重考虑后决定的，根本不存在个人报复问题。因此，包括黄玉昆同志在内的全体审判人员，都没有回避的必要，“犯人”提出的问题是没有根据的，本法庭予以驳回。伍老说，真正审判时，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原来估计会在法庭上胡搅蛮缠，大耍“女皇”的威风，可是她实际上到庭以后却一声不吭地静静听完对他们的长篇书，只是在宣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时，才叫喊起来。

黄镇“重上火线”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作为工作人员同黄镇一道，跟随刘少奇主席访问东南亚四国、跟随总理访问亚非欧14国。中顾委成立后，黄镇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常委，我们又相处了6年多。他1990年12月10日凌晨去世时，我守在他的身边。中顾委撤销后，我又到他创办的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主持工作，继承他未竟的事业。他亲切地称我为“安徽小老乡”，亲笔为我题词，把他的《长征画集》送给我，要我帮他修改调查报告……

黄镇到中顾委后，虽退居二线，但仍然不知疲倦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反映民情，提出建议。尤其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他被选为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专职委员，并担负外事口的整党小组副组长。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又重新上了火线。”

1985年6月中旬，黄镇接受了一项任务，即受中指委（全称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的委派，带领高检、高法、中指委、中组部、中纪委的有关同志，赴青海西宁市，代表中央查处杨小民故意杀人案的错判案件。

此案是整党工作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凶手杨小民，其父时任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被害人王强，系《青海日报》职工王水之子。案发于1979年2月27日。当日晨，杨小民因与王强发生口角，杨即持刀在王的头、胸、腹、背部连刺14刀，其中10处深抵内脏，肺部被刺穿，导致王强重伤死亡。此案经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杨小民死刑，立即执行。但是，此案上报到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时，却发生了异常的变化。省高院报青海省委同意，改判杨小民死缓。1982年2月，省高院又将杨小民的死缓徒刑改为无期徒刑。

死者王强的家属对这个不公正的判决悲愤难平，一再申诉和赴京上访，甚至闹到挑着血衣请愿、群众签名呼吁的程度。但此案一拖就是五年。在此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社等单位，均在内部刊物上多次披露被害人家属的控诉，强烈要求复查此案，最终引起中央的重视。

1985年6月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杨小民杀人案，认为此案搞了五年之久，青海群众意见很大，青海省委的同志是有责任的。对那些徇私枉法的人，不管是谁，都要实事求是地予以严肃处理。书记处决定，派黄镇以中指委的名义，率领中央工作组对此案进行全面调查，并写出处理报告。

黄镇接到任务后，随即带领工作组赶赴青海。他冲破重重阻力，迅速巧妙地控制人犯，最终弄清了真相，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提出改组青海省委领导班子的建议。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派中组部副部长乔明甫去宣布中央对改组青海省委领导班子的决定。这样，1985年7月30日，杨小民被重审判决，执行了死刑。

对此，中顾委老同志都称赞黄镇同志坚持原则，是非分明，敢于碰硬，一身正气。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指出：“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朗、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青海省杨小民那个案子拖了多年，几任省委书记没有解决，现在处理了，处理得好。就是要查处这样的案子，才会有震动。”

萧克谈他的作品《浴血罗霄》

1988年8月，受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邀请，中顾委常委萧克率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赴匈牙利访问。代表团成员共五人：萧克和夫人蹇先佛、中顾委委员雍文涛、于民涛，还有我。

在出发之前，萧克送我一本刚刚出版的他写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我就利用出访机会通读了一遍。在为期半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中，我们的话题之一，自然离不开这本书的创作。

我首先谈了这本书的读后感。我说：我早就知道您是我党红军中的著名将领，曾经担任过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却不知道您有这么深的文学功底，写出如此生动的长篇小说。我好奇地问：搞文学创作是很难的，你这部小说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他非常坦率地说：搞文学创作是很难，尤其对我这个只读过“简易师范”、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来说就更难，在严酷的战争中利用战争空隙进行创作就更是难上加难。在战争年代，主要任务是搞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还要反“围剿”、反“扫荡”，连续打仗，所以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写，我就利用夜晚时间。有时白天飞机轰炸，我就在防空洞里写或在山坡上写。这样，我花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才完成初稿。

我听后很受感动，接着问他：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写作，是什么力量支撑你完成这部小说的呢？

他说：1935年5月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苏区代表会议，提出准备抗日。会后，我返回甘肃黄原的三十一军军部。一路上，放眼黄土高原，感慨万千。我追思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真是心潮起伏难平呀！我觉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规模宏大激烈，情况复杂尖锐，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并不多见。一曲曲壮歌，一幕幕悲剧，可歌可泣！我想，我如果能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对于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激励后代创造美好的未来，都将是有益的。就是源于这种动力，从那时开始，我就动笔了。

我又问他：为什么这么好的一部小说要在几十年后才出版呢？

他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初稿完成后，我自己看了觉得太粗糙，拿不出手，需要加工。可是那时战争不断，解放后又是抗美援朝，形势紧张，顾不上反复修改；二是解放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58年掀起的 “反教条主义”之后我受到错误的批判，我的这部书稿就成了“大毒草”。尽管我说是初稿，而批判者却认为“初稿才真实地反映你的灵魂”。在“”中，尽管我这个人和我的小说已经是“死老虎”了，但还是在劫难逃。直到退居二线以后，我才静下心来修改我的书稿。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热心同志的帮助。在他们的帮助和督促下，经过多次修改才算定稿了。

陈再道的“三不”性格

陈再道上将曾担任过纵队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是我军屡建奇功的猛将。他在中顾委1984年整党会上的一次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再道从他童年说起。他说，我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从小就父母双亡，受尽了苦难，也养成了我不畏、敢于反抗的精神。17岁那年，我参加了敢死队。我是个大老粗，从没有上过学，更没有上过军校，可是我从千万次实践中学会了军校学不到的东西。

接着，陈再道讲他的性格。他说，我这个人过于直率，太无心机，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在和平年代常常感到不适时宜。我最讨厌那些曲里拐弯、表里不一、落井下石的小人，溜须拍马之徒在我面前从没有得到好脸色看，打小报告的人通常挨我一顿臭骂。这大概是我的性格吧！

他举庐山会议为例。1959年批判时，有一位军队的老同志打听到我陈再道曾在工作中与有矛盾，发生过争执，就找到我门上，掏出本子，要我提供批彭的“炮弹”。听了这话，气得我浑身发抖，就抓过本子往桌上一摔，蹦起来骂他：“的把老子看成什么人了？！我可以同彭老总骂架，但我不会落井下石，也不会收集批老首长的炮弹！我说彭老总是个大好人，你敢往本子上记吗？”他被我一顿臭骂后，灰溜溜地走了。

他又举了“”中的例子。他说：随着“”的深入开展，我越来越摸不着头脑。有一次我到中央开会，亲耳听到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就睡在身边”，我听后大吃一惊。此话如不是从嘴里说的，我一定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后来听说，说的身边的赫鲁晓夫是指刘少奇，我就想不通了。阶级敌人能当国家主席吗？笑话！我一气之下，给主持军委工作的打报告，说我陈再道不想在北京干了，想回武汉军区，批准了我的报告。徐帅深知我这个老部下的秉性，怕我回到武汉又捅娄子，临行时告诫我：“你不要太天真了，以为回武汉军区就没有事了？‘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编者）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他（指）是主张搞‘四大’的，你要有思想准备。”当时我没有体会到徐帅这番话的含意，便兴致勃勃地赶回武汉。到武汉一下火车，迎头就撞上“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大标语，给了我当头一棒。接着，、一伙操纵造反派大搞反军乱军活动，接二连三地搞起武斗。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在1967年二三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放了一炮。我说：“什么造反派，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黄永胜听了我的话，瞪大了眼睛问我：“陈再道，你喝醉了吗？”谢富治也跳了起来说：“这是反动言论，我要正式报告中央。”我笑了笑，做了手势让谢坐下。我说：“这个就不劳您的大驾了，别人早做了，打小报告的人有的是。”果然知道以后，就对吴法宪说：“对陈再道这个人我不放心。”可是他拿我陈再道没办法。接见造反派时也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陈继续说：果然，在、操纵下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诬蔑我搞反革命。7月27日，我被召到北京，以百万人游行迎接我。“打倒陈再道”的吼声响遍北京，几万人冲到了我住的宾馆，多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我藏到八层至九层之间的电梯里，才躲过了一场大难。真没想到，我当时已是快60岁的人了，还玩了一场藏猫猫。紧接着，中央碰头会召开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残酷的批斗。我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凡涉及到我的事，都跟我单独算账，不要扯上别人。”为此，我挨了吴法宪一个耳光。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搞武斗，这还是空前绝后的一例。到了1975年，我当了中央军委顾问，吴法宪却成了阶下囚。在清算吴的罪行时，有人说他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我立即声明：“是一个，一个就是一个。”

陈再道最后说：“在无穷无尽的批斗中，我就认准一个死理：决不糟蹋自己，决不丧失人格，决不牵扯别人。”这三个“决不”，反映了陈再道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和实事求是的道德风貌。

王平智斗

中顾委常委王平曾长期在军队做政治领导工作，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儒将。在一次中顾委的生活会上，王平和另一位中顾委常委杨得志谈起了“”中如何智斗的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王平首先说了自己在“”中的一段经历。他说：“”初期，我担任军事学院政委时，由于黄永胜在面前告我的刁状，说“此人该打倒”。一句话，把我关了五年，受尽了折磨。1975年才把我放出来，先担任炮兵政委，后调到武汉军区，杨得志当司令员，我当政委。临行前，元帅同我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他说：“不甘寂寞，要直接插手军队，你去了武汉军区以后，担子不轻，军委希望你同杨得志同志一起，同心协力，扶正压邪。”我到武汉军区上任不到一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开始了。

说到这里，杨得志插话说：当时我和王平被召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住在京西宾馆。有一次小组会前，出人意料地走了进来。将军们先是一怔，然后寒暄几句就给她让座。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人，在她面前从不主动说话，因此大家沉默不语。大概是为了打破尴尬局面，就和周围的人聊起来。她先问王平：“你是哪个山头的？”王平说：“三军团的。”她又转过头问我：“你呢？”我说：“一军团的。”听到这儿，哈哈大笑地说：“哈哈，你们两个，一个是的人，一个是的人。”

王平又接着说：听了这阴阳怪气的话，心里很不舒服。有人说她是开“帽子”工厂的，果然名不虚传。第二天开大会，在会上即席发言，通篇讲邓小平同志的坏话，而且语无伦次，胡说八道，越听越不是滋味。会后，我和杨得志、赵辛初（时任湖北军区第一政委）商量，的这番话回去传达还是不传达。传达吧，怕引起不良反应，听到后可能反咬一口，说你篡改她的发言，罪莫大焉！不传达吧，又说你封锁中央的声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是一大罪状。我们三人商量来商量去想不出好办法。

杨得志说：还是王平鬼点子多。他提议，我们三人联合给写一封信，大意思是：同志讲话很重要，但我们没有记全，怕回去传达不准确，能否发一个记录给我们，好回去传达贯彻。我和赵辛初都说这是一个好主意，先把球踢给她，这叫以攻为守。于是王平就起草了这封信。

王平说：听说收到这封信以后，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尽管她知道，军队这帮老家伙是不会买她的账的，可字里行间又看不出其他的意思。她思考片刻，便在那封信上批了四个字：“概不传达”。杨勇得知后，就兴致冲冲地跑来找我，一进门就喊：老王，真有你的，你给大家解围了。

大家听了王平、杨得志讲的这个故事后，都称赞王平足智多谋。

帅孟奇的坚贞与爱心

帅孟奇，人们都亲昵地称她帅大姐。她是中顾委委员中年龄最大的两位委员之一。一位是杨献珍（1896年生），一位是帅孟奇（1897年生）。她1982年进入中顾委时已经85岁。每逢春节前夕，我都要受中顾委领导的委托去看望她。1987年，帅大姐得知中顾委要为她祝贺90寿辰时，就有意躲开，和刘英大姐一起去湖南暂住。但她回京后，宋任穷副主任在我的陪同下还是去看望了她。

她住在西单附近的一个僻静的院子里，无儿无女，平时只有秘书陈双璧陪伴。我每次去看望，她都坐在轮椅上，虽然双目失明，听力很差，但脑子非常清楚。宋老去看望时，她一再表示感谢。宋老和帅大姐是湖南老乡，又长期同在组织部门工作，所以那天帅大姐特高兴，谈了许多往事。

我每次去，陈秘书都要向我介绍一些帅大姐的情况。后来上海《萌芽》杂志又通过我采访帅大姐，使我对她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帅大姐是湖南汉寿人，1924年就在家乡从事妇女运动，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汉寿县工农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她1927年到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先后在武汉、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她被捕入狱。在狱中，帅大姐受尽酷刑，往鼻子里灌煤油水、坐老虎凳……致使左眼失明，右腿骨折，但她坚贞不屈，英勇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她被判了无期徒刑，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经李克农同志多方努力，由她父亲托人取保，才得以入院治病。后被地下党组织护送到延安。

她的丈夫许之桢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湖北工人运动讲习所所长，后来也被派到苏联学习。本来他俩感情很好，可是一别10年，断了联系，许之桢便在异国他乡建立了新的家庭。帅大姐入狱前，他们有个13岁的女儿，后来在孤儿院里被敌人残忍地毒死。帅大姐却表现得非常坚强。她说：我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造成没有丈夫、没有儿女的。一个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抛弃个人的家庭利益也是常有的事，不少革命者都是如此，甚至还牺牲了个人生命。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多受苦多做牺牲的。

到延安以后，她见到了已经结婚的许之桢。许向她又是解释，又是道歉。帅大姐见许真诚窘困的样子，爽朗地说：“行啦，行啦，不必多说啦，我都能理解！只要以后再不要叫我孟奇孟奇的，也跟同志们一样叫我帅大姐吧，我本来就是你的表姐么！”

帅大姐没有再结婚，却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她收养和照顾了许多烈士子女，从精神上到物质上给了他们许多的爱，也得到他们温暖的回报。她说：“我虽没有亲生的儿女，可我并不孤独啊！我家里逢年过节或假日，许多烈士子女都来看我，还有我的侄儿侄女来来往往，他（她）们就如同我的亲生儿女一样。其实，我是孩子最多的一家。我的家里最热闹了。”

帅大姐很注意对烈士子女的教育。她多次对他们说：良田万倾，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有的人住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只会脱离群众，害了子女，心里只有儿子、孙子、亲戚，没有人民，人民就会抛弃他！

她的爱心不仅给了烈士子女们，也给了许许多多的困难群众。有一次，陈秘书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塑料布的日记本，扉页上写着“募捐簿”三个大字。我翻了翻，从1982年到1991年，大约有60多笔捐款，少则数百元，多则上万元，其中有帮助受灾小学盖校舍的，有资助失学儿童的，有捐给希望工程的……

帅大姐就像一束永不熄灭的生命之光，征服黑暗，温暖人间。

万毅对党对人民的一片深情

万毅于1982年被选为第一届中顾委委员。他视力一直不好，却坚持每年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受到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他双目失明后，仍坚持每两周到北京第二机床厂进行调查研究，数年如一日，不分寒冬酷暑，从不间断。他和工人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帮助他们反映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受到工人们的爱戴。他的这种表现，受到中顾委领导的表扬，报刊上也登过他的事迹，但他本人却非常谦虚，说这是一个老党员应尽的责任。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时，中央为加快新老交替的过程，决定中顾委退一批，再进一批。万毅同志鉴于自己双目失明，就主动写信给党中央，要求退出中顾委，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党代会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几位常委同志，特地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从中顾委退下来的36位老同志。小平同志在席间敬酒说：“你们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了干部制度改革，这件事在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万毅同志当时非常激动，用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来表达对党的深情。他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今天，我们虽然离休了，但正如陈云同志在这次党代会上所说，作为共产党员，没有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共产党员，就永远处在第一线。”万毅的这番话，既表达了共产党员的一份责任，更表达了对党对人民的一片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