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声援被捕的丁玲

人所周知，丁玲最初之登上中国文坛，是得到前辈伯乐叶圣陶先生的大力扶助的。那早已成为中国近代文坛的一大佳话。那是发生在郑振铎先生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被逼出国避难，他主编的《小说月报》请好友叶圣陶主编期间的事。而郑振铎回国后，恢复主编《小说月报》时，继续大力扶助丁玲的事，人们所知就不多了。例如，1930年1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一期上，就开始发表丁玲创作的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恋爱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韦护》，至第五期载完。而瞿秋白正是郑振铎最早结识的好友，瞿秋白的故事是郑振铎最熟悉的。尤可注意的是，该年《小说月报》十二期中，竟有九期都发表了丁玲的作品！如此推荐的力度，实属罕见。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郑振铎虽然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加入，但他仍然不失为一名资深的勇敢的左翼文化战士。他与丁玲、胡也频这样的左联作家，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感情与联系。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被反动当局逮捕，郑振铎闻讯后极为焦虑，隔一天即急托沈从文带二百元钱给丁玲，并带去他与陈望道署名写给邵力子的一封信，设法营救胡也频。丁玲晚年还充满感激地说：“我回湖南是我向郑振铎预支稿费二百元。后来我没有用稿子还债，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欠债。”（在《记丁玲续集》上的批语）胡也频壮烈牺牲后，郑振铎大无畏地公开发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热烈称赞胡也频是“一位勇敢的时代的先锋”，“他的死是一个战士般的牺牲，是值得任何敌与友的致敬的”。并说“我知道他在‘工作’，但我决不问他什么――我向来是绝对不打听友人们的行动的”。郑振铎还曾给丁玲主编的左联刊物写稿。如1931年9月20日在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北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元刻全相平话五种》。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特务秘密逮捕。当时郑振铎在北平工作，正在紧张筹备创办《文学》月刊，5月初他曾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文学〉出版预告》：“编行这月刊的目的，在于集中全国作家的力量，期以内容充实而代表最新倾向的读物供给一般文学读者的需求。它为慎重起见，特组九人委员会负责编辑。聘请特约撰稿员数达五十余人，几乎把国内前列作家罗致尽净。内容除刊登名家创作，发表文学理论，批评新旧书报，译载现代名著外，并有对于一般文化现状的批判；同时极力介绍新进作家的处女作，期使本刊逐渐变成未来世代的新园地；又与各国进步的文学刊物常通消息，期能源源供给世界文坛的情报。”得知丁玲被捕后，郑振铎随即又在5月20日《生活周刊》《文学》月刊编委会九人名单（郁达夫、茅盾、胡愈之、洪深、陈望道、徐调孚、傅东华、叶绍钧、郑振铎）和特约撰稿人四十八人名单。在特约撰稿人名单中，丁玲名列第一。这实际上就是巧妙的对被绑架的丁玲的声援和对当局的抗议！

7月1日，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月刊创刊于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为继《小说月报》以后全国最有影响的进步的大型核心文学专刊。郑振铎在创刊号上除了《谈〈金瓶梅词话〉》外，还发表了他翻译的苏联作家契里加夫的小说《严加管束》。他在“译者附言”意说明译此小说就是为了“献给为光明而争斗的青年勇士们”。这些“为光明而争斗的青年勇士”，就在他面前蒙难！此刻他最挂牵的，无疑就是丁玲！他在“译者附言”中发人深思地提问：“我们读了，将有怎样的感想？在我们这边，在此刻，有没有这类的事发生？有没有比这类事更残酷若干倍的事发生？受苦难的青年们所遇到的是怎样的待遇？”他更慷慨激昂地写道：“青年的勇士们是扫荡不尽的；明知那是火，那是阱，为了光明，为了群众，却偏要向前走；人类是有那末傻，是有那末勇敢！悲剧，不过造就无数像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般的伟大的人物而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期《文学》创刊号上还特意刊登了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和短篇小说集《一个女人》的出版广告。郑振铎利用一切机会，表达对狱中丁玲的巨大声援和对反动当局的强烈抗议！

8月1日，《文学》月刊第二期上又刊登了丁玲短篇小说集《水》的出版广告。其中提到丁玲的短篇小说《田家冲》“是思想新颖，给我们一条向新社会之路的”。我觉得，这个广告词很像是郑振铎所写。10月1日，上海《申报・出版界》报道《〈文学〉畅销》，指出：“生活书店发行之《文学》月刊，自七月一日创始以来，因内容丰富、取材新，更以售价低廉，风行海内外，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创刊号现四版发行，第二号业经二版印行，第三号亦已再版出书，第四号于今日出版，内容有……丁玲之《莎菲日记第二部》、郑振铎之《西游记的演化》等文字三十余篇。”

正是在包括郑振铎在内的进步人士的巨大声援和强烈抗议下，反动派最终不敢像对胡也频一样杀害丁玲。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