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视界中的杨朱

摘要：康有为将杨朱说成是老子后学，并沿着这个思路解读杨朱的思想。与身份归属和思想解读一脉相承，康有为反复从不同角度对杨朱予以谴责和鞭挞。康有为对杨朱的关注无论对于康有为本人还是与其他同时代哲学家相比都较为特殊：就康有为所关注的中学人物来说，在康有为哲学中，杨朱的身份归属较为明确，康有为对杨朱的态度也较为一致。就中国近代哲学来说，康有为对杨朱的关注视角和态度评价颇为独特，与同时代哲学家迥异其趣。透过康有为视界中的杨朱，既可以直观感受康有为的杨朱观和中学观，又可以以杨朱为个案领略先秦诸子以及中国本土文化在近代哲学中的命运。

关键词：康有为；杨朱；近代哲学

中图分类号：B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4-0040-006

在对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考辨中，康有为将杨朱纳入视野。杨朱是康有为关注的先秦诸子之一，康有为对杨朱的关注无论对于康有为本人还是与其他同时代哲学家相比都较为特殊：就康有为所关注的中学人物来说，与庄子、公孙龙等人在康有为哲学中的遭遇相比，杨朱的身份归属较为明确；与荀子、朱熹等人相比，康有为对钪斓奶度也较为一致。就中国近代哲学来说，康有为对杨朱的关注视角和态度评价颇为独特，与同时代哲学家迥异其趣。透过康有为视界中的杨朱，既可以直观感受康有为的杨朱观和中学观，又可以以杨朱为个案领略先秦诸子以及中国本土文化在近代哲学中的命运。

一、对杨朱的身份归属

康有为对先秦诸子及中学人物的关注有一个共同特征：聚焦身份归属和学术谱系。他对杨朱的关注也不例外。

首先，康有为对杨朱的学术身份和归属津津乐道，并且不止一次地断言：“杨子，老子之弟子，即杨子居。”[1]283“杨朱，老子弟子，见《庄子》。”[2]178康有为在肯定杨朱即杨子居的前提下，明确提出杨朱是老子弟子。不仅如此，综合考察康有为的思想可以发现，老子弟子是康有为对杨朱学术身份和归属的基本认定，也是他的一贯观点。

康有为给予杨朱的学术身份是确定的，致使老子弟子成为杨朱唯一而确定的身份。这就是说，在将杨朱说成是老子弟子的同时，康有为并没有将杨朱又说成是孔子或墨子弟子――康有为对庄子等人便是如此。换言之，给予一个人确定而不变的学术身份和归属在康有为那里并不多见，拿杨朱与康有为提及的其他人物进行比较则更能体现这一点：第一，与包括老子、墨子等人在内的诸子身份相比较，杨朱的学术身份和归属显得格外单一。就老子来说，除了是创立老教、与孔子争教的教主，还是孔子后学。就墨子来说，情况更为复杂，在拥有与老子类似的这两种身份之外，还多了一个先学孔教而后叛教的过程。至于庄子、列子和公孙龙等人，则拥有至少四种以上的身份归属。由此反观杨朱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归属，单一得有些令人不敢相信。第二，与管子、子产和邹衍等人身份的扑朔迷离相比，杨朱的身份归属显得异常明确而干脆。

其次，在康有为的视界中，杨朱是老子后学是确定无疑的，但还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刻画杨朱在老学中的准确位置。原因在于，康有为认为孔子弟子三千，徒侣六万。墨子弟子众多，争教最盛。在这个前提下，他特意强调，就后学的流派纷繁而言，老学为最，不同的流派传承了老子的不同思想。鉴于这种情况，康有为断言杨朱是老子弟子只能肯定杨朱思想的源头在老子，与老子的思想之间具有渊源关系，却不能准确把握杨朱传承了老子哪方面的思想以及杨朱之学有别于老学其他流派的思想特质是什么，当然也无法明确标注杨朱在老学中的具置。有鉴于此，只有进一步明确杨朱属于老子后学中的哪一派，才能具体勾勒杨朱的学术身份以及在老学中的位置，从而准确把握杨朱的思想。

综观康有为的思想可以发现，尽管对杨朱是老子弟子言之凿凿、坚信不疑，然而，说到杨朱属于老学中的哪一派，康有为的说法却前后不一，相互龟酢O陆鼍倨湟话撸

老子后学，流派甚繁：庄、列主上清虚。杨朱讲求。田骈、慎到，《庄子・天下篇》言之，其学大抵主因申、韩二家，专言权术。关尹、尹文，专事养魄。[2]177

老学，苏、张（指苏秦、张仪――引者注）、鬼谷一派，申、韩一派，杨朱一派，庄、列一派，关尹、尹文一派。[3]29

老子之学，苏、张、鬼谷为一派，申、韩为一派，杨朱、庄、列为一派。[2]180

老子分三派，杨子、列子、庄子，上经开之。[1]283

老子之学，分为二派：清虚一派，杨朱之徒也，弊犹浅；刻薄一派，申、韩之徒也。[4]108

上述引文显示，与断言杨朱是老子弟子的信誓旦旦形成强烈对比，康有为对于杨朱究竟属于老学中的哪一派举棋不定，提出过多种观点：第一，康有为对老子学派的划分并不确定，甚至有些混乱。仅就上述引文来看，就有五派（第一段引文）、四派（第二段引文）、三派（第三、第四段引文）和二派（第五段引文）之说。在上述不同说法中都有杨朱现身其中，这表明了杨朱对于老学的不可或缺，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康有为对于杨朱是老子弟子的确信不疑。第二，康有为对老子后学的划分，势必影响对杨朱在老学中的地位确证，致使杨朱在老学中的地位由于康有为对老学的认识不一致而引起混乱。当然，伴随着老学的五派、四派、三派和二派之分，身处不同流派中的杨朱无论地位还是思想都彼此之间相去甚远。更甚者，即使是对老子派别的看法一致，康有为对于杨朱的定位也天差地别。例如，第三、第四段引文均将老学划分为三派，杨朱在其中的位置却大相径庭：在第三段引文中，杨朱和庄子、列子同属一派，分别与苏秦张仪、鬼谷和申不害韩非相对立；在第四段引文中，原本与杨朱一派的庄子和列子各自成为与杨朱对立的一派，而由这三人代表的三派共同组成了老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将老学划分为三派的第三段引文之外，康有为对老学派别的划分均让杨朱独自担纲一派。这种独挑大梁的现象在老子后学中是罕见的。通过杨朱与上述引文中各派人物的对比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点，也反过来证明了杨朱在老学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对于康有为来说，确定了杨朱是老子后学，也就大致框定了杨朱思想的主旨。在“流派甚繁”的老学流派中找到了杨朱之学的具置，也就明确了杨朱有别于其他老子后学的思想特征，因而更能接近、还原杨朱思想的特质。在这个前提下，康有为进一步揭示了杨朱思想的内容和主旨。

二、对杨朱思想的解读

由于没有对杨朱进行系统或专题研究，康有为对杨朱思想内容的具体诠释、深入解读或专门表述不多。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康有为确信，杨学属于老学，并沿着这个思路解读杨朱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反复断言：“杨子即老学之一。”[5]13“杨子即老学。”[6]144在康有为的视界中，杨朱的思想既不出老子范围，又在对老子思想的发挥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说，尽管与老子思想一脉相承，然而，杨朱之学具有自己的主体内容，并且形成了有别于老学其他流派的主旨和特色。

首先，属于老学是康有为对杨朱思想的基本认定，也先天地框定了杨学的大宗旨。杨朱之所以被康有为义无反顾地认定为老子后学，就是因为在立教宗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杨朱站在了老子一边。在这方面，康有为强调，诸教之所以不同，取决于其立教宗旨。老教的立教宗旨是不仁，孔教和墨教则以仁为立教宗旨。@表明，老教在宗旨上与孔教、墨教势不两立。对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

诸教皆有立教之根本。老子本以天地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老子立教之本。故列、杨传清虚之学，则专以自私。申、韩传刑名之学，则专以残贼。其根本然也。孔子本天，以天为仁人，受命于天，取仁于天。凡天施、天时、天数、天道、天志，皆归之于天。故《尸子》谓：孔子贵仁。孔子立教宗旨在此。[7]375

其（指老子之学即老教――引者注）与儒教异处，在仁与暴，私与公。儒教最仁，老教最暴。故儒教专言德，老教专言力。儒教最公，老教最私。儒教专言民，老教专言国。言力言国，故重刑法，而战国之祸烈矣。清虚一派，盛行于晋，流于六朝，清谈黄老，高说元妙。刻薄一派，即刑也，流毒至今日，重君权、薄民命，以法绳人，故泰西言中国最残暴。[4]108

儒与杨、墨，其道为三，而老氏为我，儒、墨救世，则虽三而实为二焉。故在战国，儒、墨最盛，而老氏逊之，以其俱救世也。……盖救世之道同，而儒顺墨逆，故墨归于儒，老氏与儒相反，故后世反有存也。[8]206

第一段引文旨在说明，老子以不仁为宗旨，老子后学皆不能逃出不仁之窠臼――在这个意义上，杨朱与同样作为老子后学的列子、申不害和韩非等人是一样的。第二段引文旨在强调，不仁与仁不共戴天，立教宗旨的不仁与仁导致老教与儒教势不两立。这表现在治国理民上便是暴与仁、私与公。第三段引文旨在说明，老教之不仁与为我、密切相关，正如孔教、墨教之仁与不忍、救世密不可分一样。不仅如此，由于杨朱之学势力强大，与儒墨争教成三足鼎立之势。正因为如此，康有为用杨而不是老与儒、墨相对应。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老子后学“流派甚繁”，为了凸显老学宗旨，康有为特意在繁多的老子后学中指定了老学嫡传，指出申不害是老学的正宗传人。这用康有为本人的话说便是：“老子传申子为的派。”[1]283尽管如此，康有为选择的代表老学的不是申不害而是杨朱，并且以杨朱之学凸显老学（老教）与儒学（儒教）和墨学（墨教）的不同宗旨。这表明，在康有为看来，杨朱思想最能体现老学的特质和宗旨，并且最能与儒、墨争教。由此，可以说杨朱在老子后学中的地位盖过了申不害，功劳亦不可低估。或许是意识到了老学嫡传申不害与杨朱之间的巨大张力，康有为有意无意地拉近杨朱与申不害的关系。康有为对韩非之学的说明便流露出这一思想端倪：“韩非有《解老》、《喻老》之篇，是老氏学，故太史公以之与老子同传。此为杨氏学。杨朱为老子弟子，即老氏学。故韩非兼收老、杨之学者。秦始愚民，韩非以老学行之，遂至今日。然则统论诸子为害之大，莫若韩非；关系之重，亦莫若韩非矣。”[8]60-61康有为认为，韩非是最大之蠹，并且与申不害是一派。在这个前提下，康有为进一步彰显韩非与杨朱的关系，同时肯定“杨朱为老子弟子，即老氏学”。康有为的这一做法一箭双雕――既通过韩非拉近了杨朱与申不害的关系，又借助韩非表达了对杨朱的深恶痛绝。

其次，在肯定杨朱之学属于老学，秉持老子不仁宗旨的前提下，康有为进一步追究杨朱思想的宗旨，并且得出了如下结论：“废而任之，究之于尽，是杨学宗旨。”[9]207

康有为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从不同角度对老子后学进行流派分野，不仅因为老子后学流派众多，而且因为各个流派传承有别，在不仁的大宗旨下主旨各异。具体到杨朱，他所代表的有别于他派的宗旨和主张便是“废而任之，究之于尽”以及由此而来的及时行乐。于是，康有为反复宣称：

《列子》云：安知死于此，不复生于彼乎？即佛氏轮回之说，佛极与杨朱相反。[2]180

佛氏尽弃其身，专养其魂，与杨朱相反。[2]179

与此相一致，康有为一再声称杨朱，除了上面提到的对老学的五派划分中所说的“杨朱讲求”之外，康有为还发出了如下断语：“杨子之乐知，之苦不知。”[1]284

在康有为的视界中，与相伴而生的，便是杨朱的为我思想。如果说老子的不仁已经隐藏乃至包含自私、为我之端倪的话，那么，将老子的这一思想端倪发挥到极致的则是杨朱：第一，康有为明言申不害是老子嫡传，那是就能忍而桎梏百姓而言的。第二，康有为有时将杨朱、庄子和列子归为一派，称为“清虚一派”，主要指虚谈玄理，不热心世事。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派中只有杨朱一人出现。康有为曾经批评庄子不热心世事，也发出过庄子为办事之师的论断。正因为如此，康有为专门将杨朱提出来作为为我的代表，并且突出杨朱与儒、墨立教宗旨的对立。他写道：“老子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于人不仁，故只为我而已，而已。苟可以为我，则一切不顾，无人亦无国，故孟子以为无君。”[10]493引文中因为“无人亦无国”被孟子攻击为“无君”的就是杨朱之为我。更有甚者，鉴于杨朱将为我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贻害匪浅，康有为将杨朱之为我与老子之阴谋相提并论。例如，在游历欧洲的途中，康有为曾经写下了这样的感言：“人所同愿同好者，则人乐奉之从之。人皆乐从，故其教行之至速且大也。凡老氏之阴谋，杨朱之为我，及今世自由之说，皆一出而大行。”[11]409

三、对杨朱的态度评价

康有为对于杨朱的认识和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并没有出现前后判若两人的反差或矛盾――康有为对包括老子、墨子在内的众多先秦诸子却皆是如此。在康有为那里，属于老学既大致框定了杨学的内容，又先天地决定了对杨朱及杨学的评价。康有为对杨朱的态度评价是在杨朱是老子后学的前提下发出的，既与对老子的态度评价相关，又有不同之处。康有槎岳献拥奶度是矛盾的，既对老子养生方面的思想心怀好感，又对老子以不仁为宗旨、与孔子争教深恶痛绝。康有为对杨朱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无论将杨朱归为老学中的哪一派，都将杨朱视为老学中消极的一派，也就是以杨朱代表老学中的反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杨朱与同样作为老子后学的庄子、列子形成明显的反差。康有为的下面说法似乎印证了这一点：“杨朱得老子之粗，庄子得老子之精。杨子言养身，庄子言养魂。”[4]109这就是说，杨朱的思想与庄子一样出于老子，却只得老学之粗，与得老学之精的庄子不可同日而语。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庄子和杨朱都从老子那里传承了养生思想，然而，两人却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展开：杨朱养身，庄子养魂。正因为专养身，杨朱、无我。

综观康有为的思想可以发现，如果说他对老子尚能够“一分为二”的话，那么，他对杨朱则完全倾向一边。具体地说，康有为对杨朱的评价都是反面的，不仅绝少认同或赞誉之辞，而且连中性的评价亦极罕见，康有为总是――也总能不失时机地对杨朱予以大力鞭挞。

首先，康有为将杨朱的思想归于异教，从判教的高度剥夺了杨朱之学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孔教尚中庸，诸子反中庸。战国时诸子纷纷创教，就是为了反对孔子的中庸之教，其中就包括杨朱。不仅如此，鉴于杨朱之学的偏于一隅和势力的嚣张强大，康有为习惯于将杨朱与墨子作为中庸的两个极端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不止一次地断言：

过之者，墨子也。不及者，老子、杨子诸子也。专指异教言。[12]167

中者，孔子制度皆是，杨、墨皆不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所谓庸。[12]171

在康有为看来，孔子尚中庸，孔子的一切制度言行皆道中庸。中庸的对立面是过或者不及之两端。战国诸子或者过，或者不及，均属于异教。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在这里提到的反面典型只有三人，除了墨子和老子，就是杨朱，杨朱与墨子，两人分别代表与中庸势不两立的不及与过之两个极端。

尚须进一步澄清的是，将杨朱与墨子相提并论在康有为那里并非个案，而是一种“常态”。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句子俯拾即是：

荀称老、墨，孟称杨、墨。[2]178

《列子》所得，皆乐天知命，退一步法。然能知命，而不求诸用，此真墨子所非者。此杨、墨所极相反欤？[2]176

尊“命”为孔子大义，此则杨与之同，而墨“非命”。盖杨主无为，托命自然；墨主有为，故力征经营。力命抑死，则杨、墨同，而异于儒者，亦与儒氏同也。[9]207

进而言之，康有为之所以三番五次地将杨朱与墨子联系在一起，都有比较之意；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却差若云泥――有时突出杨朱与墨子思想之异――前面提到的过与不及如此，此处的第二段引文亦如此；有时突出二者思想之同，此处第三段引文如此。稍加留意即可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无论杨朱与墨子思想是异是同，后面往往都跟着一个儒家。这种情况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康有为的理论初衷。这就是说，康有为比较杨朱与墨子思想之异同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甚至不是为了比较杨朱与墨子的思想本身，而是为了借助比较从不同角度突出孔子之中庸的至善至美。对于这一点，康有为下面的这段话提供了最佳注脚：“虽《老子》、《管子》亦皆战国书，在孔子后，皆孔子后学。说虽相反，然以反比例明正比例，因四方而更可得中心。诸子皆改制，正可明孔子之改制也。”[13]21

其次，康有为最不能容忍的是杨朱与孔子争教，特别是在与孔子争教过程中异军突起，以至于杨朱之言盈天下。对于杨朱之学的盛行，康有为一面对孟子力辟杨朱的护教行为大力表彰，一面对杨朱的争教行为大加挞伐。康有为将孔教的传播、传承过程演绎为争教过程表明，争教在他看来是原则问题，因而不可小觑。这意味着康有为指出杨朱与孔子争教并不限于事实上的陈述，本身就包含对杨朱的评价。正是认定与孔子争教奠定了康有为对杨朱的负面评价和否定态度。

康有为指责杨朱思想明哲保身，造成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中国近代是救亡图存的时代，亟须道义担当、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康有为反复标榜孔子、墨子以仁为立教宗旨，就是赞扬两人的救世精神，旨在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为榜样激发中国人关心国家大事，热心公共事业；借此号召中国人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自觉投入救亡图存的运动之中。杨朱的思想显然与康有为的期待格格不入。康有为指出，杨朱恪守为我，导致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由于贪生怕死，“荡绝廉耻”，因而视他人痛苦于不顾，对国家存亡漠然处之。康有为写道：“吾尝谓，老、杨之学为中国之大祸，虽有硕学高行之人，但为谨默之行，保身之谋。坐视君父之难而不顾，坐视宗亲师友之难而不恤，坐视国亡种灭而从容，自图富贵，偷生畏死，荡绝廉耻，有所少损，皆不敢近，此其为杨朱之贻毒，未有若是之甚矣。”[10]497-498《列子・杨朱》篇将名视为身外之物，发出了“死则腐骨”的议论。据此，康有为断言杨朱与老子“攻名”，并对“攻名”的危害发出了声讨：“老、杨皆以攻名为义，妨其自然也。然彼欲人不争而去其名，不知人不争名而争利，其争更甚，其术亦浅矣哉。”[9]207康有为认为，“求乐免苦”是人的本性，人所求之乐中就包括名之乐。因此，他强调，孔子重名，并由此对杨朱的“攻名”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康有为特别指出，如果不争名而只争利的话，那么，后果则更可怕。更何况由于不争名，杨朱与老子之学一样导致人心之坏，并且造成国人对中国亡国灭种的漠不关心。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康有为将杨朱与老子之学一起说成是“中国之大祸”。

四、对杨朱的诠释范式

康有为对于杨朱思想的解读无论立场还是方法都极具特色：就立场而言，康有为的杨朱观既是老学观的一部分，又是孔教观的一部分，他对杨朱的身份归属和态度评价归根结底取决于立孔教为国教的孔教观；就方法而言，康有为对于杨朱思想的解读秉持今文经学发挥微言大义的传统，一味根据自己的论证需要对杨朱进行自由发挥乃至过度诠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康有为视界中的杨朱既带有近代的共同特征和时代烙印，又个性鲜明，极富特色。

首先，康有为对杨朱的提及和关注拥有前所未有的全球视野和文化多元的历史语境，最突出的就是将杨朱置于全球多元文化的视域之内，并且直接与西方哲学家相提并论。这是杨朱在古代哲学中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也为康有为视界中的杨朱打上了鲜明的近代烙印和时代特征。例如，康有为不止一次地声称：“重生不重死，西人亦近杨朱。”[2]179“爱比去路以纵身欲穷天理，若杨朱。”[10]494第一句引文是从宏观的角度立论的，在肯定西方哲学重生不重死的前提下，声称杨朱之学与西学相近。这印证了康有为对杨朱之学“偷生畏死”的评价。第二句引文是从微观的角度立论的，指出伊壁鸠鲁（“爱比去路”）的思想与杨朱若合符节。两句引文从抽象与具体两个维度共同凸显了杨朱思想的为我、，与康有为对于杨朱思想的解读一脉相承。

其次，康有为对杨朱思想的解读和评价极富康氏色彩，不注重文本解x或事实依据，一切皆以自由发挥为主旨。

杨朱亦称杨子、杨子居、杨子生或阳子、阳生，战国初期思想家，魏国人，属道家学派。杨朱并无著作流传于世，《列子・杨朱》篇，被公认为系后人伪造。康有为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杨朱》篇视为杨朱思想的真实再现。他宣称：“杨朱之学只有《列子》略存之，然推老学可得其概。”[10]495康有为一贯对列子和《列子》兴趣盎然，即使抱病也对《列子》爱不释手。与对《列子》的推崇和认定息息相关，康有为对杨朱的身份归属和思想解读有一部分来源于《列子・杨朱》篇。下面这段话也印证了康有为将《列子・杨朱》篇视为杨朱思想的真实反映：“管夷吾、晏平仲相去且百年，不当同论养生，且所言皆杨氏之学，当是托言。战国诸子，多如此。”[9]207管夷吾、晏平仲是《列子・杨朱》篇中树立的“肆情”的典型，康有为却将两人都推给了杨朱之学。这既印证了康有为对杨朱之学、为我的判断，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康有为根据《列子・杨朱》篇来把握、评价杨朱的思想。

康有为之所以热衷于对杨朱进行自由发挥，归根结底服务于立孔教为国教的宗旨。围绕着这一立言宗旨，康有为在将杨朱归于老学的前提下，沿着老子与孔子立教宗旨不共戴天的思路厘定、评价杨朱的思想。由于断言“百家皆孔子之学”，康有为推崇孔子而打压老子，杨朱便肩负这一使命。康有为对杨朱生存时间的认定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他的这一心态：

杨朱、子思同时。[6]143

老子之弟子杨朱，生当孟子时，可知孔子在老子之先。[6]142

杨、墨、老，孟子一辈。[2]178

杨朱生于战国初期，与孔子之孙子思时间不远。康有为明明知道这一点，因而有“杨朱、子思同时”之说。耐人寻味的是，即便如此，康有为却将杨朱说成是与战国中期的孟子同时。康有为之所以将杨朱出现的时间后移，是为了证明孔子在时间上具有老子无法比拟的优先性。这用康有为本人的话说便是，“可知孔子在老子之先”。如果说第二段引文以弟子时间证明孔子在老子之前尚且属于间接论证的话，那么，第三段引文则由第二段引文的间接论证转向直接论证，采取的办法便是将老子生活的时间后移至与孟子同时。这样一来，老子便与杨朱、墨子和孟子等人的生活时间相当，与作为孔子私淑弟子的孟子同属一辈。康有为的这个做法等于明确将老子置于孔子的再传弟子之列。当然，出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也与和孔子同时甚至略早的老子遭遇同样的命运。

出于立孔教为国教的特殊立场和需要，康有为从来没有就杨朱而言杨朱，对杨朱的提及和关注也不是出于对杨朱本人的兴趣，而是将杨朱置于整个先秦诸子百家之中，不仅隶属于他的中学观和孔学观，而且服务于立孔教为国教的立言宗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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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诸子[M].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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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列子[M].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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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中庸[M].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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