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浊兮,警钟当重敲长鸣

水生态尤其河流与海洋生态危机并非始于今日。淮河生态危机甚至成为跨世纪治理的“顽劣”，便是一例。正值珠江休渔期，我们将触角伸向珠江、湘江和近海海洋，在鱼和渔民命运的悲鸣中，在珠江、湘江、近海海洋触目惊心的污染中，我们试图再次重重地击打悬在危若累卵的中国水生态之上的那口警钟。

有目共睹的是，就中国七大水系污染而言，虽然状况各异，但程度都接近和达到“恶之水”的境地。

淮河的污染病入膏肓。它已经成为污染最为深重、治理投入最大和时间最长，迄今仍然没有起色的中国最糟糕的河流。松花江似乎成为了中国最令人忧心的河流。中上游密集的石油、石化企业就像一颗颗巨型炸弹，不知何时就会爆发一场严重的污染事件。前年吉化笨泄漏就是极其严重的一例。作为我国北方的重要水源，黄河在近十多年中污染也在不断加重。据统计，黄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质为V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与黄河一样，长江的污染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长江干流六成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超过Ⅲ类水的断面已达38%，比8年前上升了20.5%。湘江的重金属污染可谓臭名昭著，近些年沿江居民群体性身染疑难杂症病患高发，比如“血铅事件”和“癌症村”时不时见诸媒体。重金属污染也正在珠江水系抬头，前几年在珠江源头曲靖发现的砷超标、广东北江镉污染就是两个佐证。重金属严重污染的地方必定是冶炼尤其是有色冶炼企业驻扎之地。湖南、贵州、广西、云南皆为矿产资源丰富且冶炼企业密集布局的省区，对河流的重创似乎成为一种宿命。

当河流与海洋遭遇GDP至上，受伤害的必定是河流与海洋。

再以珠江为例，专家称，珠江生态的恶化主因是工业污染、过多过滥的水电闸坝建设以及河道的滥采滥挖。以海洋为归宿的河流带给接纳者的同样是污染。据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

水生态恶化又反向削减GDP。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表明，2008年以来，每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5000多亿元以上，占年GDP的比重均超过了4%。

够了，这已经足够表明中国水生态“四面楚歌”的岌岌可危。面对这个严峻形势，中国首先需要深刻反思的是所谓“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理念。当然，其本质还是GDP惟上。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中国开始给力环保的最近几年，反而成为污染和重大污染事件的高发期。比如去年发生的、至今还在被社会舆论揪住不放的紫金矿业“福建门”和大连海域原油重大污染事件。细究之，社会舆论监督更有力了，把更多过去通常“捂”着的盖子揭开了，这是原因之一。

但更可怕的原因可能是，压根儿就不存在所谓的“顶风作案”。也就是“高发”本身就是一种常态。

一位深入研究中国企业的学者撰文称，根据他的调研，中国多数企业迄今为止，其实“只有污染，还没有治理”。因为即便是重大污染事件也可以在各种利益集团的护卫下，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使得所谓的“先污染，后治理”看上去颇能给人一些盼头，殊不知，却正在成为一个口号和幌子，并演变成“只污染，不治理”的真实图景。环保部门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微言轻”的地位，加之官本位盛行，法治力不从心，污染违法成本低廉，污染照旧，所以大小污染事件沿袭了其常态性的频发。

其次需要反思的是，公共管理体制的失衡和羸弱。水资源是公共产品，应当纳入政府资源建设和管理的范畴。水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考量着政府的管理能力。事实是，从水资源到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其管理体制的构建和管理能力的显现，没有一个不是被社会所诟病的。尤其是水资源的管理，因了“九龙治水”的体制格局，造成各方利益的冲突和失衡，使得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并导致一系列社会深度并发症。

由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水生态的根本治理之策是自上而下的路径选择。没有管理层真正的理念之变、体制之变和法度之变，就不可能有水生态的缓解与修复，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可持续与健康发展。

在高度工业化、城镇化的21世纪的今天，日益紧缺的水资源和危机中的水生态正在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甚至有专家提出，未来的国家竞争力，最为核心的就是水生态与环境资源的竞争力。道理很简单，没有健康的水，就没有人健康的生命，也就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今日之中国，理当真正觉醒了。

沧浪之水浊兮，警钟当重敲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