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苦难的脚镣独舞

[摘要] 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的创作中突出人文主义，在时间和回忆的叙述中运用碎片化的表现方式，通过讲述一个孤独与绝望的故事，展现给读者的不是人类在社会或历史中的地位，而是通过孤独与命运的坎坷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的真实存在。黑暗、死亡、性压抑、人性的沮丧、绝望的情绪弥漫在文字之中。

[关键词]《在细雨中呼喊》；回忆性思维；人类本性；绝望与孤独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在90年代创作的具有界程碑意义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其写作风格转型的代表作之一。通过阅读作品，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在余华早期作品如《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表现出来的暴力、血腥、抽象的特征已经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生存的真实体验和感悟，其中的小说人物更具有主体意识和丰富的精神特质。

一

从篇幅看，《在细雨中呼喊》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写南门岁月，第二章讲孙荡镇时光，第三章通过对祖父的回忆从而对整个家庭有了线性认识，第四章回溯到孙荡岁月并以回到南门作为终结。余华认为，《在细雨中呼喊》是一本关于回忆的书，“它的结构来自于对时间的感受，确切地说是对已知时间的感受，也就是记忆中的时间。这本书试图表达人们在面对过去时，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因为未来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只有当这些结束以后，惊奇和恐惧也就转化成了幽默和甜蜜……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可以将那些毫无关联的往事重新组合起来，从而获得全新的过去，而且还可以不断地更换自己的组合，以求获得不一样的经历”。①同时，这段话也巧妙地反映了小说的整个结构方式，即它以回忆性的思维营构整个叙事。

《在细雨中呼喊》每章讲述的是不同时空的事情，却又在某一点上达到重合，使得讲述事件相互补充，逐渐丰满、清晰，富有多层意蕴。这种时间安排很符合回忆的方式，想到哪说到哪，看似没有章法，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所采用的回顾视角和“无我”叙事别具一格。小说以第一人称回顾视角为主视角，又大量穿插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作为补充。透过这种叙述角度，小说中“我”虽然是一切事件的目击者，但同样也是一个彻底的旁观者。正如余华在小说中写道，“回想中的往事已被抽去了当时的情绪，只剩下了外壳。此刻蕴含其中的情绪是我现在的情绪。”②在文中我们只能看到“我”过去的经历，而内心体验则不全是“我”当时的感受。那时的“我”还是孩童，自然不可能有那么深刻的体验和思考。所以，当长大了的“我”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好像一个站在远处的观望者，远远地看着，很多的思考直抵人心并飘散着悲凉的意味。

小说中的回溯视角呈现出“我”的双重身份：一个是作为故事中的“我”，一个是受过高等教育已成年的“我”。余华笔下孩子的天真流露在整个文本中，孩子淳朴、敏感的声音与成年叙述者的印象、思考及领悟呈现出一种对比，不同阶段的“我”察觉的两种主观的真实，可以令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这种无时序的结构更加符合记忆打乱时间顺序的特征，而正是凭借这种记忆行为，余华成功地在字里行间以清晰、流畅的风格将回忆不受控制的情况巧妙的表现出来，让读者感觉到一切是自然而然，没有修饰雕琢的痕迹。这种叙述方式有利于忠实地传达个体记忆中的经验，现在“我”的主观感受、体验与印象被密集地编织在这张时间之网中，紧紧依附于过去的时光中。

二

小说在开篇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幅场景：“ 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的我颤抖不已……现在我能够意识到当初自己惊恐的原因，那就是我一直没有听到一个出来回答的声音。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③余华一开始就用黑暗的雨夜、绝望的喊叫、无助的战栗和恐惧等隐喻性的手法，奠定了整部作品阴郁黑暗的情感基调。即使后来小说关于温暖友情和祖父孙有元年轻时的记载，仍使读者心中不免感到凄凉。

虽然《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写作风格转型时期的一部作品，但尚未完全摆脱他之前那种冷静、锐利的笔调，小说仍然涉及暴力、死亡、生、死、性及家庭等一些直击人性的话题，在近似夸张和过于世俗的环境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典型形象。每一个生命都是复杂的存在，他们都拥有极为丰富、多元化的内部冲突。父亲孙广才以暴力维持着在家中的威信，母亲死后，父亲在寡妇睡着以后偷偷来到坟前，悲痛使他忘记了自己响亮的哭喊；母亲一生忍辱负重，在寒冷里度过她生命的最后一个白昼；祖父孙有元光荣而又屈辱的漫长人生；最小的弟弟孙光明第一个走向了死亡；曾经给过“我”短暂亲情和温的王立强和李秀英；让我体验过真正友情的苏宇和国庆……余华在小说中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展示了百态人生，里面人物的语言、行为、神态都具有象征意义，一次次与各种苦难对抗，一次次被打败，容忍或者持续对抗。字句中透露出悲观、绝望的心绪，充盈着一种声嘶力竭的呼喊，而这种呼喊在无尽的黑暗中毫无力量可言，“我”在独自游离、沉默、忍受苦难的路上一直行走。

小说的开始和结束都在南门。实际上，贯穿整部小说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极度渴望的亲情和友情。文本中有大量描写父亲的情节，不论是名存实亡的父亲孙广才，还是身穿军装的养父王立强，都让“我”对于“父亲”这个本该充满温情的词语有了复杂而苦涩的体味。在漫长的成长历程中，“我”几乎很少享受到童年的温暖和生存的安全感，这两位形象迥异的父亲让“我”在年幼的时候就从未感受过真正持久的亲情，“我”总是处于被嫌弃、被抛弃的境地，总是陷入孤独和绝望之中，甚至被排斥在整个家庭之外。

在这样的生活中，“我”始终处于一种无望的自我挣扎的境地，“我”睁大双眼惊恐地望着世界，想得到哪怕一丁点的温情。在“我”记忆中存留的并非一段清晰不断的绵延史，而只是那些不可磨灭的生存细节，是自我内心深处的一次次呼喊，得到的却是空旷的回声。

三

在第三章，余华用大段篇幅讲述祖父孙有元，祖父活在家境优越、行为高雅的祖母的阴影之下，唯唯诺诺地度过了风烛残年。在讲述祖父的所有片段中，孙有元和孙广才的父子之战，就像是一场有关人伦秩序的漫长拉锯战。它体现了一个苍老无力的父亲，如何以自己不堪一击的生命来与不孝之子的对抗。然而，这个本该充满凄凉意味的悲剧性过程，却因为孙有元的反击手段而显得异常幽默、意趣横生。孙广才想出各种各样的招数不让孙有元吃饱饭，比如把凳子腿锯掉一半，孙有元则利用弟弟的年幼无知，怂恿他把桌子腿锯到刚好的高度。孙有元临死之前的种种生命征兆，让无赖孙广才一次次的窃喜，而当孙光才焦急地等待窃喜变为现实时，孙广才又顽强地站了起来，使孙广才饱受失落的打击。如此这般循环往复，孙广才的无赖丑恶嘴脸被一次次的撕裂开来。

小说中一个比较典型的青年形象就是苏宇。他低调且孤僻，后来成为“我”最好的朋友。进入青春期的苏宇在生理欲望的催动下，饱受精神的折磨，结果因调戏路边的一个而入狱。“我”发觉“恐惧与颤抖是人类的至善”，苏宇入狱使“我”的美好向往破灭。余华通过对这段往事的详尽叙述，让我们看到被日常伦理赋予了最丑陋的欲望本能，却构成了生命战栗的核心。小说中写苏宇之死虽然用了很少的篇幅，但这部分的语言却具有鲜明的艺术色彩，小说通过比较苏宇家人的态度，简单而深刻地勾勒出苏宇死之前家人行为的简单、浑噩、遥远、冷漠，以及苏宇感受的细腻、敏感。余华用充满华彩的句子叙述着灰暗的死亡事实，决意要给他的朋友一个辉煌而寂寞的死。后来和年幼的朋友鲁鲁（冯玉青之子）的友谊即是对“我”和苏宇友情的延伸。

小说中写到了很多人的死亡，弟弟、母亲、父亲、祖父、苏宇、王立强等，他们或是因外部力量干涉而死亡，或是因自身本能的欲念而自我毁灭。在人孤苦无依的一生中，死亡总是难以预测，这种死亡的不确定性，是对生命苦难的深刻理解。

四

《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人物所面临的困难，也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困难，人在世上痛苦的真正来源不是如钱财、名誉等身外之物，而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精神和灵魂的煎熬。余华小说中所要表达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家庭故事，而是通过“一花一世界”的描述映照出人类的生存现状。当他用荒诞的形式表现这一切时，生命是一种完全失去了反抗，甚至连愤懑之情也消失殆尽的一种呈现。

《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人物都是在苦难中生存的个体，余华用那种近似夸张的手法，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中国乡村图景：爱的缺席，缺乏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人们在这种环境下最原始的人性本能愈发丑恶，而不是归于淳朴。小说向我们呈现出一幅人的生存本相画卷，余华从人类本性的基本点出发塑造这样一批苦难而绝望的人物，以说明人的生存不是某一个体的苟延残喘，他需要来自周围的亲情、友情、爱情，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表达、沟通，生命的绽放需要温情的滋润。

[注释]

①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150页。

②③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