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可嘉 唯不可“刻”

晚清小说家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时有慧语”，启人心智，比如关于清廉。

“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结论有了，还要证明。小说家就得用“人物”说话，于是刘鹗在书中塑造了以清廉自居但同时又刚愎自用、滥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玉贤。玉贤署理曹州不到一年，衙门前十二个站笼就站死两千多人，“九分半是良民”。刘鹗的观点，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的绝对优越感，这种道德优越感促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问心无愧，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有研究者证明，这个玉贤的原型就是晚清重臣毓贤。在十六回末的自评中，刘鹗愤言：“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言及清官，必提海瑞。明代的海瑞以至清、至廉、至明、至刚闻名于史，虽命途多舛，仍然坚持自己的“直道而行”。事实是，他的“至”几乎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和否定。他的家庭悲剧为其性情做了一个绝好的注脚：他的前两个妻子被休，第三个妻子暴死，一个妾自杀身亡，致使他不得不前后九娶。而他的女儿因吃了家仆给的一个饼，就被他逼得绝食而死。明人姚叔祥《见只编》载：“海忠介公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妇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谓非忠介不生此女。”读来心酸泪下，“非忠介不生此女”，可见其性情之苛刻。

清代名吏汪辉祖在其《学治臆说》中以自己为官数十年的经验提出了忠告：清不可刻。清只是治术的一端，并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康熙皇帝在一道诏书中论说清官：“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在任用清官施仕纶时，康熙皇帝说：“朕深知仕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最终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

“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似是愤激之语，历史上的教训也不可不察。为官者，“清”是优秀品质，但是刻意为“清”，并以“清”自许且以“清”为最终追求便成了“病”，往往缺少圆融，于世无补。不可忘记，为官以济世为最终归止，“清”是手段，不是目的，人民的幸福才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所以袁枚告诫：“寄言人世司民者，莫道官清胆气粗。”

清者，为官之根本。在一些地方腐败已成塌方之势、一些官员陷于人情的漩涡难以抽离、官场之中更多的是懂得变通而把法律政策玩弄于股掌的情形之下，清官尤其值得期待，反腐的力度只能加大，而不是减小。我们要做的是倡导清官情结的同时防止另一个极端的出现，比如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不仅要注重结果的正义，还要注重程序的正义；不仅要实现造福人民的目的，而且要以“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