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视角下的殖民传播

【摘 要】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殖民这一政治现象。在殖民定义的基础上推出殖民传播的概念,并对它的特征做出探索性的分析。作为殖民的主要方式,经济上的扩张主义、军事上的武力干涉、思想上的意识形态控制、传播上的时空秩序开拓,它们相互勾连,形成统一性的殖民体系。在后殖民的当下,殖民方式发生转型,裸的暴力殖民转向隐形的温柔暴力。换言之,资本主义以传播的方式达到殖民的目的,转型的前提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然,或许这正是后殖民时代的新殖民策略。

【关键词】殖民;殖民传播;资本主义;权力差距;意识形态

帝国的影响力和治理模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美国为例,其影响力虽然仍然以其武力和经济实力为基本依托,但文化的渗透则更具有穿透力。这是一个全新的殖民模式时代,需要新的理论视角对这一新的模式进行深入的透视和分析。

以往我们对殖民研究是以政治和经济分析为主要切入口的。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政治驾驭和经济掠夺,往往是政治论诘和实践的主要关心对象。[1]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萨义德的《东方学》为起点,西方文学界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重新认识殖民。近几年,中国的文化研究领域亦兴起了殖民和后殖民研究的热潮。在后殖民的语境下,对殖民的批判和研究,不仅是对历史的理性反思,也是对当下的纵深检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殖民不仅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传播现象,在殖民的过程中,传播始终处于在场状态。本文拟从传播学的视角阐释这个命题,希冀获得新的理论发现或收获。

一、殖民与殖民传播的内涵与外延

所谓殖民,是指资本主义强国以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手段向不属于自己的领土以及居住在该领土上人民的征服或势力扩张。殖民具有如下特征:首先,殖民是力量(power,即权力)悬殊的结果,强国凭借力量的悬殊针对弱国进行扩张和征服。根据美国学者约瑟夫.s.奈的观点,力量(权力)可以分为硬力量(hard power)和软力量(soft power);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力量(权力)会出现转化和变迁,当前,软性的同化权力比起硬性的指挥权力更加重要。权力正变得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化。[2]其次,殖民的主体是强国,强国是特定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发展高级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由资本本身的扩张性决定的。世界历史上的殖民活动肇始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在十五、六世纪的海外扩张。再次,随着技术工具的发展,殖民方式趋向复杂多样。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在表现形式上是殖民的手段,在过程上它们共同构建了殖民的总体框架。在殖民活动中,综合运用多种殖民手段的同时表现出一定的偏向性,这些殖民手段在不同的殖民阶段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最后,殖民的对象既包括不属于自己国家的领土,也包括居住在该领土上的居民。早期的殖民是以裸的领土侵占为主要表现特征,侵占领土是为低价或无偿攫取该土地上丰富的物质资源。随着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后殖民时代的殖民活动从公开转向隐蔽,殖民从明目张胆的领土征服转向对居住在该领土上人的思想控制,人取代领土成为后殖民时代的殖民新目标。

从殖民的定义可以看出,殖民意味着一种扩张,意味着对不属于自己的空间的征服和占领。当然,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空间的外延更为广泛。空间不限于传统的物理空间,还包括人类自身的精神空间和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虚拟空间等。殖民的扩张和征服通常有一个相互之间的力量差(power distance)为前提,这种力量差正是诞生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差距使得世界并非处于均质的平面上,呈现出权力的高地和洼地。权力的高地形成权力的中心,赋予主体中心化的优越位置,洼地成为权力的边缘地带。殖民表现为由中心内核向四周边缘的膨胀,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有方向性的运动,形成主体对客体的单向的压制性运动,而非双向对等的互动。

殖民过程的征服和占领新空间的实践离不开殖民传播活动,殖民扩张本身就表现为传播的外在特质。殖民与传播形影相随。所谓殖民传播(colonial communication),就是指殖民者为实现殖民之目的而实施的信息传播活动,这是以殖民为目的或带有殖民倾向的信息传播活动。殖民的表现形态呈现多样。殖民传播配合殖民者的殖民活动并贯穿殖民全过程,在不同的时期,殖民活动侧重点不同,殖民传播的手段表现出差异。

殖民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殖民传播是指为达到殖民目的所采用的几乎所有方式的信息传播活动,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值得说明的是,这里的人际、组织和大众传播只是为达到殖民目的作为传播方式出现的,并不改变殖民传播是以国家为主体层面的实质。具体说来,组织传播中包括文化交流、开办学校、宗教活动等,大众传播既包括书籍、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同时包括电子媒介的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人际传播是指殖民者作为个体与殖民地人民的个体之间的传播。狭义的殖民传播仅指殖民者为实现殖民目的借助大众传媒进行的传播活动。

二、殖民传播的特征分析

殖民传播活动从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确保殖民的顺利实施,以秩序规约了殖民空间的稳定性和时间的持久性。殖民传播具有如下典型的传播特征:

殖民传播是以殖民作为目的的有计划的传播活动。人类的传播活动从来不会是无目的和无计划的。就是说,人类的传播活动是在一定意识的支配下,表现为一种有目的的、有动机的和有对象的互动。传播活动的发生、运行、终止的全部过程,无不带有明显的或隐蔽的目的性和计划性。[3]殖民传播也不例外,它是一种有意识有计划的传播活动。殖民的终极目的是殖民者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之需,殖民传播活动是配合殖民过程以实现殖民目的,其目的表现出或显明或隐蔽的特征。为了达到特定的殖民传播目的,殖民传播活动通常需要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并根据该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传播活动。

殖民传播的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处于非对等的传播位置。作为传播者的殖民者处于积极主动的位置,是传播的主体,是强势的。从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步骤到传播的效果可能都是传播者预先安排的,传播者甚至从一开始就操纵了传播活动的全过程。作为被殖民对象的传播客体是弱势的,处于被动的位置,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甚至是纵或压抑的。殖民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在传播力量方面存在着悬殊,决定了殖民传播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传播。主客体之间的传播不是建立在公正合理有序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以传播实力为基石的强权逻辑上,表现为殖民者对被殖民对象的强势单向传播。

殖民传播是特定主体对于针对特定客体实施的传播活动。殖民传播的主体是怀有殖民目的并根据该目的制定传播计划并实施传播活动的特定传播者。殖民传播的客体是作为明确或潜在殖民对象的传播活动接收者。

殖民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均涵盖三个不同的层次,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殖民传播中,国家是最终的传播主体,国家的殖民传播目的通过各种组织来实施,组织是通过人来最终完成殖民传播。本文探讨的殖民传播主体是资本主义国家,它是所有殖民传播活动的发起者、殖民传播计划的制定者,国家的意志始终体现在殖民传播的全过程,殖民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本主义强国对弱国的空间侵占。

殖民传播是特殊的跨国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殖民传播的主体是国家,殖民传播属于跨国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范畴。但殖民传播具有或明或暗的殖民目的,不是一种正常形态的跨国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这是特定主体针对特定客体的跨国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或者说是一种畸形的跨国传播和跨文化传播。

殖民传播是一种非等对的传播。传播双方,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空间之中,并且通过差异在某个关系空间中占有的相对位置而存在。这个传播双方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是各种力量关系的空间,其实是各种类型的资本构成的巨大权力场。传受双方支配的特定资本的差异导致权力的悬殊,在这个存在权力差距的社会空间中,传播双方之间的资本占有情况和关系类型往往影响着传播的方式、内容乃至效果。

殖民传播是建立在传受双方力量差距基础上的传播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传播,这或许正是后殖民时代国际社会中很多穷国越来越穷而富国越来越富的历史根源之一。

殖民传播总体是负面性的传播。常规形态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通过交流达到互补,实现双赢之局面,传播双方均获得良好的正面传播效果。殖民传播的性质、目的和非对称性等特征决定了殖民传播对被殖民对象将造成负面的甚至破坏性的影响。殖民传播可能会给殖民地传播新知识,改变落后观念,引入新科技。但当殖民地成为殖民者掌控的空间并成为殖民者获得利益的来源时,这样的殖民传播正面价值显然是为殖民者自身利益服务的。这种强势单向的殖民传播往往造成被殖民对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处于附属地位,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三、殖民传播的主体、空间与秩序

(一)殖民传播的主体分析

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者的主体身份似乎蕴含了某种权力因素,传播主体内含的这种权力建立在福柯所说的以差异为基础的相互关系之上,差异源自哪里,源自培根所说的知识。知识与权力总是融合在一道,知识是一层薄薄的面具覆盖在统治的结构上面,这种统治总是意味着压迫、监禁,等等。[4]正如福柯所言,主体要么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要么是通过解放和自由的实践,[5]但离不开一定的规则和秩序作为基础。

传播主体并非自主天然形成的,它是关系的产物,是传收双方在传播过程中依据特定的规则形成的,这个规则乃双方的力量差,即建立在知识和技术基础上的力量差。传播主体是非客观状态传播空间中传播活动的主导者,借助技术力量差制定了特定的传播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传播活动。

作为殖民传播的主体,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后率先进入新知识场域,这场知识变革不仅体现在开创性的科学发现,它还引领人们对事物和世界有了全新的认知。知识的差距打破了国际范围的权力平衡,建立在知识差异基础上的权力是殖民的前提。启蒙运动引发思维方式的转变,欧洲人在海外扩张中表现出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自信和霸权思维逻辑,这种思维逻辑主导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海外扩张中不是以对等关系与他国交往。在这种以对他国支配和压制为主要特征的非对等关系的传播秩序中,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殖民传播的主体地位。资本天然的扩张本性决定了掌握资本的主体在对外交往中必然不断扩张,从中获得新的资本的积聚并实现资本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转换。

(二)殖民传播空间与秩序

传播空间是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为传播活动提供了外在的场所。它不是自然状态的客观空间,而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空间。传播秩序是传播活动参与者共同遵循的规则,它规约了传播的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和效果。作为主体人为建构的社会空间,传播空间具有工具性特征。它是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是被传播主体使用的政治工具。传播空间的秩序是建构的,功能是规划的,服务于主体的某种战略,意识形态掩藏在空间秩序之中。

传播空间与秩序都是传播主体的人为建构。传播双方存在其中并进行沟通的社会空间实际表现为一个非客观的关系网络,关系网络构成传播的秩序。海德格尔认为,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世界作为主体间共有的生活世界背景始终处于在场状态,[6]要么作为一个规范秩序,笼罩在具有先验前理解能力的主体头上;要么作为工具秩序,在相互客观化的斗争中从主体自身那里生产出来。[7]

殖民传播空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信息生产与传播的空间,意识形态不仅体现在空间秩序的构建上,也内含在信息内容之中。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与繁殖,不仅通过地理入侵,也通过传播空间来实现。殖民传播空间与秩序是主体殖民的一种方案和策略,资本主义通过娱乐和文化实现对人的思想规训。当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在技术力量的支撑下,信息具有子弹无法达到的渗透力时,传播空间成为资本主义借助大众传媒开拓的殖民领地,并在此过程中建构了空间占领的殖民秩序。

四、殖民体系的要素分析

殖民传播是殖民过程中的传播现象学范畴,探讨殖民传播是为了揭示现象学背后的内在因素,以及内在因素与外在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殖民传播是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殖民这种特定的政治现象,但其研究离不开殖民方式的分析。

最常见的殖民方式包括文化渗透、政治钳制、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等。文化渗透、政治钳制和军事占领是为经济掠夺服务的,经济掠夺不仅是殖民的表现形式,也是殖民的最终目的。硬实力殖民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武力征服,属于传统资源。软实力殖民以具有同化力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基础,反映的是信息传播层面的殖民霸权。硬实力殖民呈强制性和外显性,软实力殖民趋向于无形化和隐秘性。硬实力殖民更多的属于军事学范畴,软实力殖民则总体属于传播学范畴。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把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是一个有着大量特殊的制度特征的体系,它包含四个基本的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监督。在这四个维度中,经济关系是基础,它统领并支配着其他制度。四个维度之间形成一个循环互动的过程,其内在驱动力则是经济体系内的资本的扩张本性。

吉登斯的分析给本文的启示是,研究殖民传播不可脱离资本主义的总体性体系。他的研究提供了传播现象与资本主义其它要素之间的联系框架,并为这种关联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研究路径。这一点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殊途同归之处。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研究上层建筑必须从经济基础着手。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殖民传播现象,其内在根源无法脱离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窠臼。

(一)经济:资本主义扩张

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财富的积累是私人(资本家)用于投资以达到获取更多利润的目的,其最大特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竞争和利润最大化。殖民传播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资本家为了牟取经济利益,经济既是殖民传播的终点,也是殖民传播的起点。

经济研究是研究资本主义和殖民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殖民作了非常精彩的描述: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有两种不同的私有制形式,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而另一种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制度遇到生产者的反抗,这些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以自己的劳动致富,而不是使资本家致富。当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在殖民地产生对立的矛盾时,资本家凭借宗主国的力量,以暴力形式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8]

换言之,经济殖民是资本家在殖民地消灭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为前提,殖民地经济制度的变革是经济殖民的开始,为资本家的经济掠夺扫清制度上的障碍。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以经济私有化和雇佣产业工人为特征,这种资本主义秩序先天性地蕴含着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对立阶级的斗争势必成为资本主义秩序必将产生分裂的内在根源。在对抗国内其他阶级的过程中,当国家领土范围内的资本发生短缺不足以满足需求时,如何从国家疆界之外廉价地获取本国的稀缺资本(或资源)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成为早期的资本家进行海外殖民扩张的直接内驱力。

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经济殖民的形式不断变迁,但其目标始终没有放弃。在殖民的早期阶段,殖民是以物理空间的侵入为主要特征,而突破他国的边界藩篱依靠的是强制资本即硬力量为后盾,硬力量的领先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原动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技术优势都是在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期间率先完成的。伴随早期的经济殖民是武力干涉下的空间争夺,空间战的结果是资本家将自己的权力延伸到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领地,从而巧夺豪取该空间内的物质资源。

在后殖民时代,信息技术驱动的经济组织发生转型,高度发达的互联网和计算机让跨国公司成为主要的经济组织,不但信息在经济组织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信息行业本身成为跨国企业。经济与信息技术的结合让生产和交换的各主要因素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地理疆界,模糊了现实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边界,速度限制的突破让物理距离不再重要,带来了传统地理的终结。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殖民遵循的是一种新的规则和逻辑结构,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借助信息的力量绕过海关借道虚拟空间走向全球化。

与此同时,民族——国家的地理边防形同虚设,对经济、文化的控制力逐渐下降,资本在获取经济利润的同时也实现对文化的冲击和思想控制,民族——国家日益走向衰落,新的世界权力以信息为中心在发达国家建立。

(二)军事:武力干涉

军事力量是以科技为基础的,资本家凭借强大的占有优势地位的军事武装力量为后盾突破他国的地理疆域,在殖民征服中将自己的权力延伸到世界各地。军事武装是殖民者的硬力量,通常只有当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其他软力量无法获得殖民目的时采用,或者与软力量同时使用。在殖民时期,殖民者对东方的亚洲诸国、南北美洲、非洲和澳洲的殖民过程中,资本家裸地武力征服真实反映了殖民的血腥和暴力。殖民帝国通过公然的战争侵占领土,对殖民地进行直接的资源掠夺,全球殖民空间的开拓是以武力入侵为为主要手段。

随着民族——国家的觉醒,进入后殖民时期以来,资本主义殖民传播出现新的转向。殖民传播从空间观念偏向时间观念,从显性走向隐秘化,公开的硬力量入侵让位于各种形式的秘密的软力量同化。今天的殖民霸权更多的需要顺从、秩序和制定国际规则的主导权。[9]今天的殖民往往以意识形态(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为武器,进行思想扩张,甚至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发动局部战争,来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把这个国家纳入自己的体系。[10]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放弃过发展军事力量,强大的军事实力依然是当前国际形势下殖民的时间偏向的保证,是资本主义国家威慑前殖民地弱国的基础,是国际谈判桌上的重量砝码。当殖民的时间传播偏向因各种因素受阻无法实现时,空间控制还会重新抬头,此时,武力征服还会借助各种名义粉墨登场,2001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便是最好的例证。

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在暴力、金钱和知识信息的权力三角中,权力的重心逐渐从暴力和金钱转移向知识的控制和信息的扩散。殖民的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对知识和信息传播的控制成为后殖民时代权力斗争的新战场。殖民者凭借充裕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操纵现代化大众媒体,控制国际范围的信息传播权,主导国际舆论的风向标,形塑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获取新形式的软权力,将殖民带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今天的殖民是以硬性指令式力量和软性同化性力量齐头并进,但在正常环境下以后者的渗透和控制为主,软力量是后殖民时代殖民的常规武器;前者的硬力量成为非常态下对他国进行武力干预的杀手锏和终极武器。

(三)思想:意识形态的规训

传播过程中知识的垄断不仅在于对知识和信息本身的控制,也不仅在于对其传播范围和传播对象的严格控制,更在于对整个思想和范式体系的控制。该体系决定了真理和知识的界定标准,对思维范式的控制是传播过程中制造认同的心理基础。如何制造认同,加强对殖民地的思想控制,获得殖民地人民的认可,这是资本家在殖民传播中从空间偏向转为时间偏向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汤普森认为,在大众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象征形式因技术手段结合资本的积累以空前规模生产和流通。资本家利用现代大众媒体作为社会控制的新的机制,统治集团的思想可以通过这种机制得到宣传和扩散,通过它来操纵和控制从属集团的认识。[11]大众传媒是资本家维持殖民统治的有效机制,制造和传播维护殖民统治的象征形式,形成具有社会粘合剂作用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象征形式植根于权力差距、资源分配不均和矛盾冲突等结构性的社会背景之中,这种意识形态是服务于殖民统治和不对称权力关系的象征意义。

从总体上讲,意识形态是有秩序的观念——一整套的通过技术化的媒介和人际交流而表达的价值观念、方法论和假设。[12]这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语境下的系统的观念,体现了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社会权力拥有者通过对公共信息中包含的日常生活价值理念进行处理,塑造出他们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意识形态通常借助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形式在日常交流和大众传播中渗透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大众媒介提升并延展了权力阶层的秩序观念,扩大其社会影响,使之变得合法并具有说服力。

意识形态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手段,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维是在社会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思维,那些在物质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其在精神上同时也占有统治地位。他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出发研究统治阶级意识,阶级关系的形成首先由经济地位决定。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意识形态是政治统治的工具,服务于权力,统治阶级依靠意识形态制造社会认同的心理机制。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资本家通过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生产和流通各种象征形式,人们在接收和消费这些文化产品时就会依附于社会秩序,认同于设计的形象。[13]人们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却陷入了资本家编织的一张无形的传播网,被拴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之中。

意识形态是殖民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一种观念体系,它掩饰了当前的阶级关系,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现有的殖民统治状态。资本家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控制了传播机器,成为殖民传播的主体。资本家借助传播的力量开拓空间殖民和时间殖民,传媒和信息文化的结合让意识形态控制人的思想,逐步实现从领土的殖民化到人的殖民化。

(四)传播:时空秩序的开拓

殖民离不开传播,传播是殖民的先决条件。在帝国范围内,传播网络是确保帝国运行的组织机制。这种传播机制保证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信息联系的能力,保证物质资源和产品在帝国范围的流通,维持社会控制的整合和稳定,从而维护庞大的殖民帝国共同体。

知识的落差、科技的差距造成不同国家的传播力存在悬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技术的优势在国际传播网络中往往处于中心地位,传播力强。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信息从处于传播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国家流动,广大处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处于信息传播的逆差状态。今天的国际信息与传播秩序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差序格局的全球传播网络,在这样的传播格局中,国际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基于处于失语状态,他们经常是被发达国家的超级传媒机构代言的、被刻画的、被传播的。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英尼斯曾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向度上探讨传播的控制机制,意识到传播技术中隐含的权力倾向。他认为,稳定的社会需要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共同维持恰当的平衡,[14]所以人们不仅需要关心对广袤空间的控制能力,而且需要关心对长久时间的控制能力。

早期殖民传播肇始于资本主义国家航海技术的进步、指南针的使用和对地球的空间认识,这些因素有利于人和物的空间迁移,有利于殖民者的空间地理扩张。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形式,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使用突破了符号体系的空间距离,促进了欧洲帝国协调而系统的扩张。正是印刷与航海的联姻,使欧洲国家突破了地理的束缚,向“新世界”扩张。[15]远距离传播的物理技术以及符号体系的移动性突破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实现和巩固了宗主国对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进行集中化管理,加强了对殖民地的规训和治理,将物理和文化上处于分离状态的人们纳入到殖民的统一空间范畴。

当空间的开发告一段落后,时间就成了新的开发领域。殖民扩张和巩固时期的交替,暗示着对控制时间或空间的兴趣的交替。[16]资本家不满足于物理空间的殖民扩张,分散化的空间控制依然受到时间的羁绊。这一点由电报开端的现代电子媒介完成,它不仅扩大了传播的影响范围,更为重要的是,技术方式稳步持续的发展使信息可以脱离载体而独立传播——也脱离传播对象而传播, 把人的身体从物理空间的自然限制中解放出来。电子媒介压缩了信息传递的时间,以时间的速度征服空间的距离。物理空间的距离失却了社会意义,传统权力对空间的控制只剩下空间的“物质”躯壳,时间成为殖民的新的控制机制。现代电子大众媒介挟裹信息与娱乐侵入到人们的私人空间,同时侵占了人们的时间,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伴随地理终结的同时,现代大众媒介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最重要的是,处于现实空间的人的身体借助虚拟空间突破了地理疆域的限制。在计算机和互联网组成的虚拟空间中,一种新的权力穿越时空,从远方延伸到信息所能到达的世界各地,传统权力趋于失重状态。这种基于信息传递而非基于地域经历的新的权力更加趋于无形化,并与受众直接地面对面零距离接触。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后殖民时代的殖民传播偏向从空间走向时间,从物理空间转向虚拟空间。速度征服了距离,权力获得了新的延伸。以信息传播为代表的国际软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以地理边防为藩篱的地方硬权力,包涵价值观念的信息文化传播试图从思想上控制遥远地方的他国人民,这就形成后殖民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同化软力量。

总体而言,经济、军事、文化和秩序形成资本主义殖民的总体性架构,后两者属于殖民传播的范畴,伴随资本主义殖民过程的传播活动理应纳入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从传播的角度研究殖民突破单一政治思维框架的影响,为学术界更为理性地研究殖民实践活动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当然,研究殖民传播不能无视经济扩张和军事干预的历史事实。尤其在后殖民的当下,虽然裸的暴力殖民从表面上暂时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倾向性没有消失。殖民从公开走向隐蔽,从暴力转向“温柔”,传播技术的发展是殖民方式发生转型的关键所在。在国际交流和跨文化实践中,殖民传播依然存在;借助新的技术手段,殖民传播粉墨登场。研究殖民传播的目的是在追溯历史的同时认清当下,撩开传播的面纱,让殖民露出本真的面目。

注释:

[1]罗永生:《导言: 解殖与(后)殖民研究》,载于许宝强、罗永生选编:《解殖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美]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3]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33页。

[4]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47页。

[5]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9页。

[6]转引自[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173页。

[7][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369页。

[8]参见《现代殖民理论》,《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章,第833页。

[9]周柏林:《美国新霸权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5页。

[10]王逸舟主编:《单极世界的阴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384页。

[11][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3页。

[12][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董洪川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版,第13页。

[13]转引自[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115页。

[14][加]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53页。

[15][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24页。

[16][加]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60页。

[17][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8月第1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