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2 08:02:28
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美教化，移风俗”，使社会风气保持良好状态，以维持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安定。《圣谕广训》是雍正二年（1724年）出版的官修典籍，训谕世人守法和应有的德行、道理，本文兹以《ぴ逄盟目馊书荟要》影印本为底本，参校以《钦定四库全书》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对《圣谕广训》一书进行简单的比较，希望借此略窥四库各本之间的细微差异。
关键词： 圣谕广训 四库全书荟要 文渊阁本 文津阁本 校对
《圣谕广训》是雍正二年（1724年）出版的官修典籍，训谕世人守法和应有的德行、道理，源于满清康熙皇帝的《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继位后加以推衍解释。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美教化，移风俗”，也就是教育百姓遵纪守法，向善弃恶，使社会风气保持良好状态，以维持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安定。不同与西方，宗教承担了主要的教化责任，在古代中国，宗教观念并不发达，教化的责任主要由各种不同的学派学说（如儒家和道家），或通过社会（如宗族、学校教育）来实现，而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主导来规范的。皇帝通过圣谕的方式来对百姓进行教化，始自明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了六条圣谕，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成为明代教化的最高准则。清代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管理百姓方面基本承袭明代的做法。直到康熙时期，清朝统治已经基本趋于稳固，文治有所发展，遂不满足于原本的六条，将其发展为更为完善的十六条圣谕。雍正二年，又由皇帝将十六条圣谕衍释为多达万言的《圣谕广训》，使这些规范更加具体化，更有一大批阐释《圣谕广训》的著作问世。[1]
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它显然是研究清史以及中国文化史所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本文兹以世界书局印行浙大图书馆藏《ぴ逄盟目馊书荟要》影印本（以下简称“荟要本”）为底本，参校以《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以下简称“文渊阁本”）、《钦定四库全书》文津阁本（以下简称“文津阁本”），对《圣谕广训》一书进行简单的比较，并以此略窥《四库全书》诸本之间的细微差异。文笔浅薄，固陋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所归部类
《圣谕广训》一书，在文体上属于训谕文，是古代应用文体中一类独特的应用文种。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训，说教也。”，“谕，告也。”[2]
这一类文体主要以教化为目的，以告知为手段，故曰“训谕”。
荟要本将《圣谕广训》列入史部诏令类，是易于理解的。《圣谕广训》主要传达的是康熙、雍正两个帝王的训示，列入诏令类无可厚非。同样处于诏令类的还有清顺治中敕修的《太宗文皇帝圣训》六卷，清康熙二十六年敕修的《世祖章皇帝圣训》六卷等等。
而文津阁本、文渊阁本却将其列入子部儒家类。这一归类的变化，笔者最初认为是清朝“尊孔崇儒”的倾向和“汉化政策”影响造成的。荟要本由于其特殊性（专供皇帝御览），在成书时间上先于《四库全书》，详校官或是出于方便御览或者其他原因，将其归入诏令类。而在编纂《四库全书》之时，《圣谕广训》作为体现儒家思想的训谕文代表作，特将其归入子部儒家类。另一方面，子部儒家类里还有《颜氏家训》一文，在文体上，《颜氏家训》和《圣谕广训》如出一辙，只不过前者属于家训，而后者上升到国训而已。
然而，细考之后，就能发现这一部类的改变并非偶然，而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种广泛的学术生态现象在四库学上的投影。
在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中，以“经史子集”为纲目的四部分类法最终成为目录学的主流分类方法，而经、史、子、集四部之间的前后顺序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高低之分的。钱基博《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开篇立言则云：“中国之书，总以四部。四部之学，经史为大。”张京华在《〈汉书艺文志〉“考镜源流”义例申论》也提到过“经史子集各有等差而不并列”。[3]
因此，《圣谕广训》从原本史部转入子部，实际上是地位下降所致。考察同时期相同的御撰文，这种部类的下移情况远远不止一处，简单地举例如下：
1.清世宗撰《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一卷，荟要本原本在史部诏令类，文渊阁本归入子部儒家类。从史部到子部，部类发生下移。
2.宋金履祥撰、清圣祖批《御批通鉴纲目前编》二十二卷，荟要本原本在史部编年类，文渊阁本归入史部史评类。在史部中，编年类是仅次于正史类的第二位，而史评类则是最后一位，因此地位也明显属于下降了。
类似这种状况，不止一处，此处不赘言。[4]而被下移的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属于清代乾隆以前的皇帝所御撰或御批，如顺治、康熙、雍正。其中，康熙皇帝的书被下移的例子尤多。
并且，同时可以发现的是，有些与上述御撰书籍同一性质的书却并未发生改变。例如，清张廷玉撰、清乾隆四十年敕撰《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荟要本与文渊阁本均在史部编年类，未发生改变。而这些部类地位不变甚至有所上升的书往往是乾隆皇帝御撰的。
文渊阁本第一部入藏阁内的时间是乾隆四十六年，文津阁本则是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在位共六十年，另外退位后依旧作为“太上皇”掌权三年，因此实际统治时期长达六十三年零三个月。可见，四库全书的成书入藏时间已经处于其统治中后期。这一时期，清王朝疆域一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些都促使乾隆皇帝将专制集权推向高峰，思想上主要体现为加强儒家伦理观念等方式。自秦始皇建立封建集权王朝开始，古往今来的统治者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控制一个民族，思想是关键。因此才产生了李斯建言、商鞅变法、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局面。
前面我们讨论了训谕文的主要功用在于教化民众，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并且这一理念，主要指的是在位的统治者所传达的政治理念。
另一方面，四库馆臣在部类归属上所体现出来的“迎合上意”，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生态。
二、正文部分
正文部分是按照康熙皇帝的圣谕十六条为纲要，由雍正皇帝逐条阐释。全文一万余字，校对完毕后，大致有以下几处异文，供诸家指正。
1.
“钦定《孝经衍义》一书衍释经文，义理详贯，无非/孝治天下之意故。”一句在“无非”后另起一行。（荟要本185册56页下行6）
“钦定《孝经衍义》一书衍释经文，义理详贯，无非孝治天下之意故。”连贯成文，无另起一行。（文津阁本0719册456页上行8）
按：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同。“无非孝治天下之意故”另起一行，在行文上属于抬头，是为了表示对钦定《孝经衍义》之人（即康熙皇帝）的尊敬。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取消这一抬头，按照前文部类变化原因的分析，也是出于弱化康熙皇帝的影响的考量。
2.
圣祖仁皇帝悯人心之好竞，思化理之贵淳，特布训于乡党。（荟要本185册59页上第7行）
圣祖仁皇帝悯人心之好竞，思化理之贵神，特布训于乡党。（文津阁本0719册458页上第15行）
按：文渊阁本与荟要本同。化理指的是教化治理，《清史稿・世祖纪二》：“化理未奏，则罪在朕躬。”[5]那么教化治理贵在何处呢？又，该句出自于“和乡党以息争讼”条目，下文中亦出现“尔等诚遵圣祖之懿训，尚亲睦之淳风”云云，故结合上下文此处应为淳，而非神，盖音近而讹误所成。
3.
古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缓急可恃者，莫如乡党。（荟要本185册59页上第16行）
古人非宅是卜，惟邻是卜。缓急可恃者，莫如乡党。（文津阁本0719册458页下第9行）
按：文渊阁本与荟要本同。《左传・昭公三年》：“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6]可见该句话属于引用谚语。同样的，如《清史稿》卷三《太宗本纪》曰：“古云：‘情通则明，情蔽则暗。’”[7]故文渊阁本与荟要本作“云”，比文津阁本作“人”更合乎情理一些。
4.
始语云：“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民间非为之事渐渍成风，或游手好闲，博弈饮酒，或结纳匪类，放辟邪侈。……百行莫重于孝弟，力田心必存于礼义廉耻，可模可范。以身教之，耳提面命；以言教之，使子弟见闻日熟。（荟要本185册68下第16行、69页上第4行）
始语云：“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民间非为之事渐渍成风，或游手好闲，博弈饮酒，或结纳匪类，放辟邪侈。……盖行莫重于孝弟，力田心必存于礼义廉耻，可模可范。以身教之，耳提面命；以言教之，使子弟见闻日熟。（文渊阁本717册604页上第16行）
始语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民间非为之事渐渍成风，或游手好闲，博弈饮酒，或结纳匪类，放辟邪侈。……盖行莫重于孝弟，力田心必存于礼义廉耻，可模可范。以身教之，耳提面命；以言教之，使子弟见闻日熟。（文津阁本0719册467页上第2行）
按：此段出自“训子弟以禁非为”条目，有两处异文。
第一处，《大戴礼记・保傅》：“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8]此句《论语》中不见，故怀疑是孔子后学或者儒家学子假托孔子所言。但毕竟是这句谚语最初的记载。又《颜氏家训・教子》亦记载：“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9]若、如同义互见，故最初的说法应该是“习惯如自然”。但是随着大众口语习惯的改变，渐渐演变成了“习惯成自然”。但是这里既然是属于引用，自然要遵从原典，因此，应该为“如”。
第二处，荟要本作“百”，而后来的文津阁本和文渊阁本都改成“盖”。“盖”是常见的发语词，无实际意义，通常可以译作“大约、大概”。笔者查阅了如《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等一些后世阐发解释《圣谕广训》的著作，发现除了荟要本作“百”外，其余均采用“盖”，疑是音近而误。
5.
康熙十五年定例，凡窃逃之正犯流徙尚阳堡，两邻十家长罪止杖徒，此皆我圣祖皇帝矜惜愚民，罪疑惟轻，故改从宽典也。（荟要本185册71上第14行）
按：“圣祖皇帝”处文渊阁本作“皇帝”，文津阁本作“圣祖仁皇帝”。按照全书称康熙皇帝皆为“圣祖仁皇帝”这种庙号加谥号的惯称来看，很明显荟要本脱了谥号“仁”字，而文津阁本予以补正。
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本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三年之久，这其中当会有所正补。《四库全书》在成书后，曾作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的起因都是从文津阁本开始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清高宗在承德避暑山庄，于消闲时翻检此书，发现有讹误，于是下令全面复查。五十六年（1791）七月，高宗在避暑山庄又发现已经复查的文津阁本扬雄《法言》卷一首篇竟有空白二行，大为生气，又再次下令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本都是由总纂官纪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
根据以上整理，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文津阁本的成书时间在文渊阁本及荟要本之后，并且经过全面复查，大多数文字内容上的错讹都能予以改正。
但是，文渊阁本直接连“圣祖”二字都脱去，就值得深思了。根据部类下移、取消抬头等诸多迹象，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出，这一举动不是单纯的脱文，而是有意图地降低康熙皇帝的存在感。
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文渊阁本贯彻当权者意图为最彻底，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心中，才能成为《四库全书》各个阁本的代表。
参考文献：
[1]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2][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
[3]张京华.〈汉书艺文志〉“考镜源流”义例申论.中国图书评论，2009（07）.
[4]相关书目部类参考（清）永，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1933.
[5]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
[6]赵生群，注.春秋左传新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7]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
[8][清]孔广森撰，王丰先点校.大戴礼记补注.中华书局，2013.
[9]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