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得高,尿得远

天下苦国企久矣。当年接掌政权之后，以公有制一统天下，强行将社会拉入绝对平均的所谓穷人的天堂，试图建立共产主义。国企超大超强，垄断一切，普天之下，莫非国企，率土之滨，莫非党臣。然而结果却令人绝望，饥荒不断，经济停摆，几近崩溃。1976年之后，邓小平所推行的改革开放战略的核心就是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三十多年过去了，民营企业已撑起中国经济的大半江山，贡献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和50%以上的公益捐款。如今，中国人均GDP已步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说，“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

民营企业由野蛮生长到理想丰满的内因，即自我完善的历程固然重要，但它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政策与体制环境也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例如保护私人财产权利的制度，倘若一个人拼命干活、创业、创新，把企业做大做强，到头来工作成果（具体表现为个人财产或金钱）却与自己毫无关系，或关系含混不清，要么只有几十年使用和支配权，要么今天说是你的、明天有可能又被剥夺，那他立即会作出一个理性的决定：放下手头的活不干了，拔腿开溜。又比如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如果没有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不让市场在生产要素的配置方面起决定作用；如果一个微观经济活动不是由企业和消费者决策，而是任由政府行政权力无限延伸，用闲不住的手代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既发结婚证，又管姿势，但就是不管有无高潮和生不生孩子，那企业就只能野合（违规）或自宫（退出市场）。

市场效率一方面取决于交易速度的快慢和交易成本的高低，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市场对企业家创新能力的定价（即超额利润的高低）。什么叫好政府？什么是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好政策、好体制？关键要看它是否能提高交易速度，降低交易费用，以及提高对企业家创新能力的市场溢价。要做到这些，最好的办法就是小政府、大服务，小管制、大市场。比如企业创造出利润完成初次分配后，再通过缴税或消费者购买以及公民个人公益捐款等方式完成财富的二次、三次甚至四次分配。分配过程必须有一整套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良好制度，以及切实有效的自我调节机制。最后，还必须建立确保上述几项市场经济制度能够有效运行的基本制度和法律体系、政治体系（民主与法制）及社会体系。总之，这些都是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空气和水分。失去这些，民营企业就是无水之鱼、无本之木，岌岌乎，危乎哉。

自清末以降，无论哪种民营企业（官助商办、洋人买办、海归创业或草根生长），绝大多数都没能活过20年。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不是死于商业竞争或市场周期性波动，而是死于制度摩擦，即被一次次社会制度变革与震荡绞杀殆尽。而同一时期被我们在市场竞争中打败，甚至被逐出市场的外国公司（如英资联合利华等），一百年后却挟其新技术、新产品，堂而皇之地卷土重来。洋人的民营企业之所以长命，关键在于它们赖以存在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如私人产权、自由竞争、合理分配及民主法制是一直存在并且不断完善的。而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虽逐步确立，但仍不完善，有时甚至还拉抽屉，往回退。在这过程中，民营企业的主要死因仍然是体制博弈而非市场竞争，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历史悲剧和宿命。

如果说5年前我叙述民营企业的“野蛮生长”时，主要是检视民营企业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剧烈制度变迁中，所承受的从原罪到死亡的一系列痛苦经历，和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逃生之路，那这本《理想丰满》的重点，则是观察民营企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外部体制和社会生态。换句话说，理想丰满是有前提的，即必须要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制的政治体制，以及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体制。

我幼时尘饭涂羹，和小哥们儿叫板时就嚷嚷：“你能行，就你尿得高？！”及至成年，始知要想尿得远，就必须要站得高，所谓从大处着眼，从远处着力。民营企业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要想跳出历史的周期律，就只有更加主动地推进经济、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这就是“大处”，也是民营企业要想尿得远的“高处”。民营企业与市场经济改革的进步程度休戚相关。对此，我们从未丧失信心，即使面对挫折也是 “一直都想走，从来都是留”，因为我们深信“我喜欢你（祖国与市场经济）是因为你爱我”！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四大理想“起它一个号、坐它一乘轿、刻它一部稿、讨它一个小”中就有“著书立言”一说。我未能免俗，而且还幻想站得高、尿得远，终于授人以柄，幸好大家都知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冯氏风马牛

冯仑 万通集团董事长。他是企业领袖，却常常被冠以“思想家”之名。他造房子，也写书有《野蛮生长》这样的宏大叙述，也有“冯段子”经典语录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