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宏观调控是紧是松的争论框架

由于全球与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不确定性，东部沿海一些制造企业陷入困境，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未形成，对经济下行的风险超过了对通胀的忧虑，要求放松调控的呼声越来越响。

但是，调控不是松紧带，想紧就紧，想松就松，关键是，通过调控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推进市场配置的有效性，使我国有限的资源用到刀刃上。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调控手段依然患有严重的行政依赖症。如我国的信贷紧缩政策，从信贷总量调控，到实现按季按月检查，甚至对于具体行业都有详尽建议。如此调控之下，银行既丧失风险控制的自觉性，也丧失了优化配置资源的动力，所有的资源都向大项目、大公司集聚，一轮调控之后，行政对于经济的主导力量就强化一次。

我国上半年投资额上升，政府支出增加，民营企业却普遍嗷嗷待哺。由于我国的直接、间接融资市场均受到严格管束，为了解决生存危机，民营企业只能走向民间高利贷融资之路。而在公开的融资渠道与民间融资渠道之间，存在巨大的利息落差，一些国有企业可以高价收购商业地产，而民营企业却由于公开融资渠道被堵死，不得不支付高利率，同时向承担法律与信贷风险的债权人另外支付一笔风险溢价。

如此行政调控的结果就是，市场经济运行成本急剧高涨，而政府的资源为了降低风险，源源不断地流向大企业，大企业背后的政府隐性担保成为银行考虑的首要因素，企业的经营效率反而可有可无。

调控的行政色彩并不局限于银行的信贷与利率政策。以信贷为例，只是说明市场资金需求与我国金融业滞后之间存在内在的巨大冲突，造成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重要的不是调控政策是紧是松，而是调控之后经济向何处去。如果调控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可以促进优质、高效的企业并购低效企业，从而促进中国经济优质、高效发展，那么，这样的调控紧一些何妨。如果调控使大企业独得资源，使优质企业失去资金血液，那么，这样的调控即便很松，仍然对经济有负面影响。

我们有必要跳出宏观调控是紧是松的争论框架，而着眼于出台有效的政策使我国的优质企业可以脱颖而出，如允许大规模建立民间信贷机构，鼓励私募股权投资，使专业人士挑选真正优质的企业，发展独立的中介机构，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走上正确激励的轨道。否则，调控的结果可能只是暂时降低经济热度，而对于改变经济结构、鼓励市场内生动力等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好因素没有什么帮助。（摘自2008年7月29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