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闲情偶寄》与养生

本书的主体是清初李渔的养生学著作《闲情偶寄・颐养部》，此外节选了《饮馔部》和《器玩部》的部分相关文字作为附录。

《闲情偶寄》撰写者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号笠翁，还常署名随庵主人、觉世俾官、湖上笠翁、新亭客樵、伊园主人、觉道人、笠道人等。他一生跨明清两代，饱受时代动荡和战乱之苦。中年家道败落，穷愁坎坷半世，靠卖诗文和带领家庭剧团到处演戏维持生计。他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笠翁一家言全集》(包括文集、诗集、词集、史论、《闲情偶寄》等)，传奇《笠翁十种曲》，评话小说《十二楼》、《无声戏》；有人认为，长篇小说《回文传》、《肉蒲团》也可能是他的手笔。而他自己则把《闲情偶寄》视为得意之作。

《闲情偶寄》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部，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论述了戏曲、歌舞、服饰、修容、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颐养、饮食等艺术和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阐发自己的理论观点。其中《颐养部》专谈养生。

《闲情偶寄》的撰写大约始于康熙六年(1667)而历时数载，分几次刊印，最后成全本，康熙十年(1671)由翼圣堂刻为十六卷单行本发行；后又收入康熙翼圣堂本《笠翁一家言全集》(据黄强教授考证，李渔生前仅编过《一家言初集》和《一家言二集》，《笠翁一家言全集》乃李渔身后别人将《初集》、《二集》、《论古》、《笠翁词韵》、《耐歌词》、《闲情偶寄》等合在一起编辑而成)；雍正八年(1730)芥子园主人重新编辑出版《笠翁一家言全集》，将《闲情偶寄》十六卷并为六卷，标为《笠翁偶集》。本书所据《闲情偶寄》，乃融合国家图书馆藏翼圣堂本、芥子园本与文学研究所图书室藏翼圣堂本之长，并参阅其他各本进行比较对照而取优。

李渔撰写《闲情偶寄》用力甚笃，运用了他大半世的生活积累和学识库存。最初镌刻并发行《闲情偶寄》的“翼圣堂主人”在该书扉页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之书，充塞宇宙，人谓奇矣、绝矣，莫能加矣，先生自视蔑如也，谓平生奇绝处有，但不在从前剞劂中，倘出枕中所秘者公世，或能见真笠翁乎?因授是编，梓为后劲。”对于李渔这部倾半生心血的力作，他的朋友们评价甚高。余澹心(怀)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今李子《偶寄》一书，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其言近，其旨远，其取情多而用物闳。乎，俪俪乎，汶者读之旷，塞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忭且舞，病者读之霍然兴。此非李子偶寄之书，而天下雅人韵士家弦户诵之书也。吾知此书出将不胫而走，百济之使维舟而求，鸡林之贾辇金而购矣。”此书出版后的情况，恰如余澹心所料，世人争相阅读，广为流传。不但求购者大有人在，而且盗版翻刻也时有发生。可以说，这部书的出版，在当时逗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各个阶层的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发生阅读兴趣，有的甚至到李渔府上来借阅。此书自康熙十年付梓，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注目。有清一代，凡是谈到李渔的，一般都会提到他的《闲情偶寄》，并加以称道。直到现代，《闲情偶寄》也不断被鲁迅、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等大作家以及孙楷第、胡梦华、顾敦柔、朱东润等教授、学者们提起。《闲情偶寄》之历来受欢迎、受关注，还可以从它一版再版、不断刊行的情况加以印证。不但清代有许多版本行世，翻刻、伪刻者无法统计；而且直到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还不断有新版本以及各种各样的选本和注释本发行。

一般人只把《闲情偶寄》中的《颐养部》视为养生学著作，但是我的朋友黄强教授则认为：“《闲情偶寄》八部无一不是李渔养生理论的组成部分。《颐养部・行乐第一》云：‘至于悦色娱声、眠花藉柳、构堂建厦、啸月嘲风诸乐事，他人欲得，所患无资，业有其资，何求不遂?’则《词曲》、《演习》、《声容》、《居室》诸部所述在李渔看来属颐养之道自不待言。同部又提及“灌园之乐”、“藉饮食养生”，则《种植》、《饮馔》二部所述也属颐养之道。至于《器玩部》言及骨董、屏轴、炉瓶之类，更是颐养者追求闲适情趣不可或缺之物。“闲情偶寄”这一书名也透露全书各部均为养生怡情所设，区别在于《颐养部》总论养生，专论养生，而其他各部分论养生者必备的专门知识。(黄强《李渔研究》第11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此论眼界高远，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很有道理，值得重视。

黄强的观点还可以在著名作家和学者林语堂那里得到支持。林语堂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在中国国内和欧美世界颇具影响力，1935年他用英文写了一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书在纽约出版，叫做《吾国与吾民》(已有多个中文译本，最近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和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第九章《生活的艺术》之《日常的娱乐》一节中说：“十七世纪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重要部分，专事谈论人生的娱乐方法，叫做《闲情偶寄》，这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自从居室以至庭园，举凡内部装饰，界壁分隔，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饮馔调治，最后谈到富人贫人的颐养方法，一年四季，怎样排遣忧虑，节制，却病，疗病，结束时尤别立蹊径，把药物分成三大动人的项目，叫做‘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一心钟爱之药’。此最后一章，尤富人生智慧，他告诉人的医药知识胜过医科大学的一个学程。这个享乐主义的剧作家又是幽默大诗人，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林语堂大段引述李渔的文字，赞曰：“他的对于生活的艺术的透彻理解，可见于下面所摘的几节文字，它充分显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看得出来，林语堂对《闲情偶寄・颐养部》的有关文字格外关注，以至称赞它“胜过医科大学的一个学程”，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啊!此外，他还特别称赞李渔“对于生活的艺术的透彻理解”，认为《闲情偶寄》全书讲的都是“生活的艺术”，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林语堂所谓“生活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怡情养性的艺术，这也可以理解为《闲情偶寄》全书都是讲养生的艺术，是一部养生学著作。

李渔虽非专门的养生家，但他的养生理论和养生实践却如此高明，而又如此实在、如此平民化、如此百姓化。譬如他谈“行乐”以养生，就从“富贵”谈到“贫贱”，从“家庭”谈到“道途”，以至春夏秋冬、花鸟虫鱼、琴棋书画、沐浴睡眠、坐卧行止……凡人们日常生活充溢之处，官宦平民、五行八作、男女老幼、上上下下，无所不及且无不

可用；谈“饮啜”以养生，就告诉你，不要太在意书本上怎么说，而是适意而为、适性而为，“爱食者多食”，“怕食者少食”，“太饥勿饱”，“太饱勿饥”，怒、哀、倦、闷时，先不要吃……都是家常话语；谈“节”以养生，就像一个长者对青年后生传授常识，把人们平时难以出口的话说得明白真切而又没有淫邪之气，是三百年前的性科学通俗读本；谈“却病”以养生，除了说到“病将至而止之”和“病已至而退之”以外，还特别说到“病未至而防之”，即“治未病”，非常可贵，这是当时难得的预防医学的教材；而谈“疗病”以养生，则如林语堂所说“医药知识胜过医科大学的一个学程”。而且李渔时常现身说法，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作为例证，大大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增强了可信度和说服力。总之，李渔所论，亲切平易，便于实行，贴近百姓，贴近生活，老少皆宜，贫富皆宜，四时皆宜，四方皆宜。

我还要特别说到一点，李渔的养生理论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优秀文化精神、特别是《黄帝内经》所奠定的养生学优秀传统。例如，《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赞扬“上古之人”“法於阴阳，和於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而批评“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於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而且还说到上古之人遵从圣人教导，所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日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於物，故合於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篇》谈春夏秋冬养生时，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细读《闲情偶寄・颐养部》全篇，可以知道李渔之养生理论总是循《黄帝内经》的思想而加以发扬，提倡顺应四时，随情适意，因便制宜，而且注意“哀不至伤，乐不至淫，怒不至于欲触，忧不至于欲绝”，注意防于未然，“敌欲攻我，而我兵先之”，等等。另外明后期高濂所撰《遵生八笺》阐述的“四时调摄”、“起居安乐”、“延年却病”、“饮馔服食”、“燕闲清赏”、“灵秘丹药”等，对李渔也深有影响。

中国的养生学，外颐养身体，内颐养情性，内外一体而延年益寿。就是说，养生并非只是在生理上如何保养肉体，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调节人的心理、人的精神而达到身心健康，也就是养情怡性，姑且名之为精神养生。李渔正是特别注意到到精神养生。譬如他所谓“退一步法”，从积极方面说，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养生手段，他是要人自我调节心理，求得精神平衡，心态平和，随遇而安，说“苟能见景生情，逢场作戏，即可悲可涕之事，亦变欢娱；如其应事寡才，养生无术，即征歌舞之场，亦生悲戚”；还说“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李渔还强调“善和其心”，所谓“人身所当和者，有气血、脏腑、脾胃、筋骨之种种，使必逐节调和，则头绪纷然，顾此失彼，穷终日之力，不能防一隙之疏。防病而病生，反为病魔窃笑耳。有务本之法，止在善和其心。心和则百体皆和。即有不和，心能居重驭轻，运筹帷幄，而治之以法矣”。请注意：李渔把“心和”看作养生、治病的“务本之法”，强调“心和则百体皆和”!此论极为高明。这使我想到现代西方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疾病。二者具体方法和途径都有巨大差别，但其基本道理是相通的。李渔就是中国古代的心理治疗医师。我的一位同事叶舒宪研究员最近出版了一本书《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里面相当多篇幅谈到“文学治疗”、“叙事治疗”问题，举了古今中外的许多生动例证，很有说服力；若从养生学角度看，这涉及的是精神养生、心理治疗问题，值得养生学借鉴。

精神养生还有更高的一个层面，即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我在最近写的一篇关于作家史铁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有两种生命：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养生，养生，难道就只是让我们的肉皮囊在这个世界上多存活几天吗?恐怕不是这样。就精神生命的角度而言，诚如诗人臧克家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一辈子、活几十年、上百年，顶不上别人活十年、一年、甚至一日；有的人活一天却顶许多人活一月、一年、十年、几十年甚至更多。这是因为前者生命价值太低，甚至可能是负价值，像秦桧、严嵩、希特勒、东条英机之流，这样的人活得再长也是短命的；后者生命价值高，生命质量高，他生命的每一天每一年在单位时间里价值‘密度’大(打个比方：同样是木头，红木、紫檀就比软木塞的木质密度大得多，甚至大好多好多倍)。这样的人，不论活二十多岁(如聂耳)，还是活六十岁(史铁生去世时差四天就是耳顺之年)，都是长寿的。因此，养生可分为两种：肉体生命的养生和精神生命的养生。善于肉体养生，当然也很重要，因为精神生命须以肉体生命为物质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是精神养生，在这方面，史铁生是我们的榜样。”

李渔的养生学，具有鲜明的“李氏”理论个性，不但在清代，即使在中国古代整个历史中，也是独树一帜。他的行文，接近于当时的白话，凡识字者大约都能读懂。他幽默风趣，把枯燥的理论说得有滋有味。他又讲究科学，摈弃那些“术士之言”和“导引、丹汞之说”，声称“不敢为诞妄不经之言以误世”。

以此，李渔的养生理论无论在当时还是此后三百多年里，都发生了并且继续发生着重要影响。

当然李渔也有他的局限，他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科学的。他对女性的看法也带有封建士人某些腐朽气味。这在三百年前，是不可避免的。但就总体说，《闲情偶寄・颐养部》以及其他部分所表现出的养生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可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