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五年诏辨析

摘要：高帝五年诏中免除“诸侯子”的徭役并非鼓励关东人留居关中，而是为了优待关东籍士兵；《二年律令·户律》中的爵位田宅数并非授田数，而是对有爵者“食邑”量的规定；“高帝五年诏”不包括“又曰”后边的内容。

关键词：

诸侯子；授田；诏书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5-0017-05

《汉书·高帝纪》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条有一段文字，学术界习称“高帝五年诏”。为行文方便，笔者将诏书按内容区分为ABCDEFG几部分，录之如下：

西都洛阳。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A.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B.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c.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D.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E.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F.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G.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汉五年”条记载：“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没有“诏”字。

随着《二年律令·户律》“名田律文”的公布，有学者认为《二年律令·户律》的律文提供了“高帝五年诏”中名田宅的数量，高爵者既有“食邑”，又得“名田宅”，二者互补。“刘邦的汉五年诏书中没有，也不可能提到赐予田宅的具体数量，而《二年律令》则补上了这一空白。”也有学者认为，《二年律令·户律》是高帝五年诏由令人律时，政府对该诏加以修订的结果，具体而言，是改原来的“食邑”为“名田宅”。诏书内容及与《二年律令·户律》之关系关乎对汉初政策、授田制、军功爵制的认识，有加以辨析之必要。

一、“高帝五年诏”的厘定

对诏令A部分，有学者认为，在“复故爵田宅”的情况下，“他们皆急于返回其在关东的本籍地，而汉政权为了巩固关中根据地，希望他们在关中地区定居”，为此才有上述律文。这一看法有辨证的必要。西周春秋时期，“诸侯”与周天子对称，指诸侯国政权及其辖区。战国时期，任何一国都可以称其它国家为“诸侯”，如赵国国君死后，“发丧赴诸侯”。此处“诸侯”指赵国以外的六国。“湣王元年，秦使张仪与诸侯执政会于啮桑。”此处“诸侯”指秦以外的六国。立足于秦，“诸侯”指关东六国地区，“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成阳北阪上……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王朝建立后，不再存在与之并存的政权，“诸侯”遂成为关东原六国地区的代名词。“（周青臣）日：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李斯）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都是同样用法。秦末大乱，“项羽急击秦军，虏王离，邯等遂以兵降诸侯……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成率其众西乡”。此处的“诸侯”指以项羽、刘邦为核心，以关东六国地区人员为主体的义兵，贾谊《过秦上》有“（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的说法。秦王朝建立后，“诸侯”一词用来指称地域的含义逐渐固定，成为关东六国地区的代称，并沿用至西汉初期。“诸侯”最基本的含义是“关东地区”或关东地区的政治集团，与关中秦人在地域上对立是其基本特征。“诸侯子”即“诸侯”子弟，指户籍在关东的人或战国时期秦以外六国地区着籍的人员。高帝五年诏中的“诸侯子”指汉元年随刘邦入汉中的关东人，即“卒三万，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刘邦在汉二年八月再次控制关中后，这批人随即进入关中。楚汉相争时期，军人随军作战，其子弟和“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依然留在关中，即“诸侯子在关中者”；彭城战后，刘邦“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就是这批人。其中返回关东原籍的“诸侯子”，即“诸侯子”中的“归者”。关东人不愿远迁，刘邦入汉中时，不少关东籍部下亡归关东，刘邦父亲在长安思念故土，为之建“新丰”可以为证。

希望关东人口即“诸侯子”迁徙关中，以西汉政府确立关中本位政策为前提。汉五年六月，刘邦听从娄敬和张良的建议，“车驾西都长安”，关中本位政策得以确立。西汉王朝定都洛阳，颁布“高帝五年诏”（汉五年五月）时，还谈不上关中本位，也不存在鼓励关东人口入住关中的问题。汉五年九月，“徙诸侯子关中”，开始正式移民关中，高帝五年诏中“诸侯子在关中者”只能解为战争期间“留在关中”的那些关东籍人，“归者”则为战争期间“返回关东本籍地”的人员。在楚汉战争中留在关中的“诸侯子”对建立汉政权的贡献要大于在战争中迁回原籍的人，对他们的优待也就不同。刘邦制定了诸多政策以优待随自己夺取天下的军人。汉十一年六月：“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复终身。”以所有军人为优待对象。认为“高帝五年诏”是刘邦鼓励诸侯子定居关中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再看E部分内容的含义，在高帝五年五月“兵皆罢归家”的背景下，“诸侯子”即刘邦集团中的关东籍军人，在赐爵之后，其中“甚多高爵”者。“从军归者”即战后返回关东原籍的军人。“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数者多次也，至少三次以上。高祖分封异姓诸侯王是在定都称帝前，分封列侯则在汉二年即已开始，但落实有爵者的待遇则是在汉六年，“始剖符封功臣曹参等为通侯”。大规模的“定功行封”就在此时，即确定每人的战功，再根据战功确定食邑多寡、食邑位置，绝大部分立有战功，爵位在七级、八级以上的军人是在高帝定都长安后才最后确定了爵位等级与应得的“食邑”。如此一来，将“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当作高帝五年诏的一部分就无法解释。而且，“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是在发生了大量高爵者不能按规定得到田宅的事件后，才能有的放矢说这句话，否则就失去了意义。F部分作为谴责地方官吏的语言也只能作如是解。

根据以上分析，诏书以“又日”为界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班固对高帝五年诏原文的摘录。严格说，“高帝五年诏”只能是“又日”前面的部分，诏书的内容只能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又曰”以后部分是高帝五年诏以后，针对优待高爵者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所的诏令摘录或是对这些诏令加以熔铸写成，诏令是定都长安之后。

二、“食邑”与《二年律令·户律》关系辨

高帝五年诏D部分规定，对无爵和有爵但低于五级大夫爵的军人，全部赐爵为五级爵（大夫），原爵在大夫以上者均赐爵一级。七级公大夫以上可以享受食邑，即从国家分取一定户数的租税。高帝十二年诏书说：“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指的就是高帝五年分封诸侯王、列侯和普遍赐爵之事，“下乃食邑”即关内侯以下均享有食邑，与高帝五年诏“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可以互补。张家山汉墓竹简公布后，学术界将《二年律令·户律》的律文与高帝五年诏联系起来，认为有爵者获得“食邑”的同时又得到95顷至1.5顷不等的耕地，七大夫以上爵位者既有食邑又得大量授田。此结论难解之处颇多。辩之如下：

（一）予高爵军人授田辨

高帝五年正月下诏“赦天下殊死以下”，那些被征入军队的“有罪吏”、“亡命”等罪犯和军中触犯军法的军人获得赦免成为平民，即“军吏卒会赦”。依据《高帝五年诏》赐爵之后，几乎所有士兵都获得五大夫及以上爵位，则每个士兵至少获得5顷土地。《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汉二年楚汉彭城之战时的军力情况，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羽以精兵三万击之，“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军败退，“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刘邦退守下邑，“稍稍收其士卒。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复大振”。汉军被杀20余万，加上投降项羽的诸侯军队，刘邦“复大振”后兵力当不少于30万。此后刘邦直属部队未遇大败，垓下之战后，刘邦收韩信兵30万，以英布、彭越兵力抵刘邦直属部队的战争损失，则汉五年复员的军队数量在60万左右，当不为过。一人5顷授田，60万人至少要得到300万顷土地，以五口之家耕作百亩（小亩）推算，光是复员士兵的土地就需要300万户约1500万人口才有可能开垦。经过秦末大乱，汉初人口约1500万，高帝五年，复员军队、放免奴婢、赦免罪人之后，社会上出现大量自由小农。按照目前学术界对《二年律令-户律》爵位田宅数量律文的解释，无爵平民每户可得一顷土地，即使司寇、隐官等刑徒家庭也有半顷耕地。所有农业劳动者都有充足的耕地时，复员军人中五大夫爵和那些高爵者的大量授田由谁来耕作？

西汉元始二年有耕地8270536顷，12233062户，59594978口。这是西汉唯一精确的垦田数和人口数。西汉疆域在武帝开边拓土之后，较秦及汉初有所扩大。西北地区增加了河西走廊及其附近地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五郡），西南地区扩展了蜀郡、益州郡，东北部增加了今浑河和鸭绿江上游及朝鲜半岛北部（玄菟、乐浪二郡），南部增加了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到西汉末年，这些郡的人口合计约2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3.5%，除西北屯田区和交趾地区的粮食有少量输出外，其余地方只能做到粮食自给。以人较地，这些地区耕地占全国耕地的3.5%应不为过，如此，可以得到秦及汉初的可耕地面积。最保守计算，以汉代最大的垦田面积数减去3.5%，是汉初的可供开垦的土地面积，即约7982062顷，汉初人口1500万人。以大亩计，人均可开垦土地约为54大亩=129.6小亩=37市亩，五口之家的可开垦土地面积约为270大亩=648小亩=185市亩，每个农业劳动力可开垦土地135大亩=324小亩=92.5市亩。以每个劳动力开垦14.4市亩计，汉初可供开垦的土地面积是当时人口最大开垦面积的6.6倍。战国秦汉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在逐渐推广，一批重要水利工程的修建也扩大了可耕地范围，“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属于可以开垦的土地当属无疑，那么可供小农开垦的土地面积还要远远大于上述估计。《商君书·算地》说“地大而不耕者，与无地同”，社会财富更多是和劳动相关，土地再多，没有劳动与之结合，价值也等于零，“名田”成了空头支票。

在汉初，耕地总量远远超出劳动力所能开垦的极限值，依据诏书B、C部分规定，返回原籍者可以恢复原有产业，社会上只保留了数量不大的官奴婢和家内奴隶。人们在恢复原有耕地情况下，大量无主耕地和可开垦荒地依先占原则为人们所占有，所有劳动力都获得了自由开垦足够耕地的机会，给任何一个家庭划分超出其劳动力需要的耕地变得毫无意义。耕地收益取决于劳动投入，没有劳动投入，土地对于受田人即无经济意义。人们也不会花费成本对没有收益的授田实施占有并进行排他性控制。可供开垦的土地总量远远大于社会劳动力所能开垦的最大面积，因此不存在耕地稀缺问题，也就不存在规范土地占有行为的授田制度的条件。根据《二年律令·户律》判定汉初有爵者获得大量授田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二）“下皆食邑”辨

秦汉军功爵的本质在于依爵位高低享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特权，秦时“封君”的经济特权即为“食邑”，如商鞅、范睢等人都曾获得“食邑”，但对那些没有“食邑”的有爵者的经济特权之具体内容，我们并不清楚。学者多根据《商君书·境内》篇和《史记·商君列传》中“明尊卑爵秩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说法，判定为占有一定数量的田地。循着这一思路，学者们自然将《二年律令·户律》中的田宅亩数与爵位占田联系，但这一判断是缺乏现实条件的。

西汉立国之初就确定了封君食邑制度，“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西汉列侯食邑“皆书其郡县于下。其有不书者，史失之也。”封地之内的民户是其衣食租税的对象.民户增加，列侯的收入随之增加。其他爵位的“食邑”只有户数规定，一般不划定行政区。列侯自己按规定征收封地租税，而其他有爵者只能按“食邑”户数多寡从国家税收中划分一份为自己的收入。列侯以外，部分关内侯有“食邑”户数记载，吕后时“诸中官、宦者令丞皆赐爵关内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关就国，关内侯但爵耳。其有加异者，与之关内之邑，食其租税。”即只在特殊情况下关内侯才会有食邑。“孝文元年，举故以二千石从高祖者，悉以为关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户。”此次封为关内侯的总人数不得而知，其中二十四人有食邑，而申屠嘉独有五百户。见于《汉书》记载的关内侯食邑有二百户、三百户、五百户、六百户、八百户、千户，有的则没有具体户数规定，平帝“赐故曲周侯郦商等后玄孙郦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关内侯，食邑各有差”。问题是，那些没有“加异”的关内侯及其以下爵位者，若只有爵位而无食邑，则高帝诏书中“皆食邑”、“下乃食邑”又作何解？若有食邑，数额多少？要明确这一问题，还得从军功爵的本质人手。

《商君书·境内》：“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袅。[故爵簪袅]，就为不更。故爵[不更，就]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为公乘。[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就为大庶长。故爵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将、御、参皆赐爵三级。”制度规定，一次战役斩敌数达到标准，则所有参战人员都可以获得奖励，内容包括赐爵、赐税、赐邑、获得税邑、金钱奖励。其中“赐邑”与“税邑”同义，指获得长期收取若干户“税”的资格，“赐税三百家”指一次赏赐相当于三百家田租，与赏赐金钱效果一样。秦国军功爵包含着相应的经济利益，爵位越高，经济利益越多，其衡量单位是“户”，内容是“税”。《商君书·境内》：“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与爵位相应的经济利益是获得田宅。那么，获得“税邑”与“益田”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还是同一制度的两种表达方式？首先，“益田一顷”不能是授给有爵者百亩土地，秦及汉初一直有大量待垦荒地存在，一级爵授给百亩土地，在“人不称地”的情况下，没有相应的劳动投入，这些荒地毫无意义。其次，若一级爵得到百亩土地，十级就有千亩，那些积功甚多者就会成为大土地所有者，秦自商鞅变法厉行军功爵直到秦帝国建立，对六国战争持续一百多年，秦人父子、祖孙相继杀敌立功，以私有土地可以继承来推论，秦国大土地所有者之多、规模之大恐怕是空前的，但相关文献从未看到秦国大土地所有者的踪迹。再次，形成大土地占有制，也与商鞅变法强化君主集权的宗旨相悖。而且，“赐税三百家”的规定中，“税”以“家”为计量单位，则“家”的税额必定是固定统一的，应该是以“百亩之田”的标准来计量的。授田制下，“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就是国家征收“禾、刍、稿”为内容的田税的计量单位。

秦对军功爵的奖励以取得一顷土地的税收为标准，而税的征收又是以户为单位，以一户百亩为计税基础，故“税邑”即相关户数的邑中之税，则“益田一顷”就是增加百亩之田即一户的租税。“益田若干顷”与“税若干户”所体现的经济效益是一样的。西汉政府继承了秦的二十等爵制，对爵制所应有的经济功能也一并继承下来。

从秦军功爵制中“益田若干顷”与“税若干户”是同一制度的不同表述方式来看，《二年律令·户律》中与二十等爵相关之土地面积的律文可以理解为：以一户百亩为租税计算单位，“田一顷”即取得一户五口之家的租税所有权。二十等爵之内，列侯享有封地内的租税，关内侯有具体食邑户数的，享有这些户数提供的租税；关内侯及以下爵位没有户数规定的，按照《二年律令·户律》规定[3]（p.52），各级爵位的“食邑”数为95户到1.5户不等。秦汉爵制中高爵（八级公乘）的“食邑”数量在“二十顷”即二十户以上，这样的聚落在人口不多时称为“邑”还是可以的。高爵以下的有爵者只能取得9户到1.5户不等的租税，户数太少，难以成邑，这恐怕是不称“食邑”的基本原因。但户数虽少，在享有分割国家税收的资格上却是一样的。“公卒、士伍、庶人各一顷”的规定，恰好是五口之家耕作的最大值，也是政府的计税标准；“司寇、隐官各五十亩”是罪犯家庭劳动力减少、征税相应减少的制度规定。

三、“法以有功劳行田宅”解

使学者们将高帝五年诏与《二年律令·户律》田宅律文联系起来的是高帝五年诏的E部分：“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一般论著将“与田宅”理解为授予“田”与“宅”，“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的“行田宅”也被解作授予“田”与“宅”。“授田”之费解已如前述，再看赐宅情况。

《二年律令·户律》规定：“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袅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3]（p.52）上述数据即有爵者获得“宅”的面积规定。汉代普通住宅形式是一堂二内，面积大约在30～40平方米。“宅之大卅步”，一步6尺，一汉尺=O.23米，一步=1.38米，30步=41.4米，方三十步的宅之面积约为1713.96平方米，相当于2.6市亩，彻侯105宅，折合273市亩。大面积的“宅”包括园圃、庭院，称作“田宅”当不为过。“田宅”作为居住用地，“与田宅”、“行田宅”是与户口登记结合在一起的住宅规划行为，其目的在于确定户口登记内容中的“何里”问题，以便于管理。《二年律令·户律》相关律文可以为证。高帝五年诏中“与田宅”、“行田宅”的规定只与上述宅地面积有关，而不是一般理解的授予“田”、“宅”。

汉高祖十二年三月诏书说：“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对功臣贵族住宅的位置、规格是有一定规划的，有“邸第百余，皆高帝一切功臣”的说法。惠帝赐夏侯婴“北第第一”，师古曰：“北第者，近北阙之第。婴最第一也。”既有第一，当然有第二、第三，这种安排既有位置上的，也有面积上的，上述赐宅面积规定就是证据。至于对较低爵位者的赐宅规定，更多的是出于建立户籍的需要，在复故爵田宅基础上，对重新定居人员进行登记的同时在固定区域分配给宅地，赐宅地与户口登记融为一体。《二年律令·户律》规定，先着籍者先赐宅，同时着籍者爵位高者先受宅。因为民户受宅之后，才可以确定户口登记的住址“何里”的内容。“受宅”是立户的先决条件。“受田宅，予人若卖田宅，不得更授。”每户只能有一处宅地。“欲益买宅，不比其宅，毋许。”即使原有宅地不足规定数，如果新宅地与固有宅地不能连为一处，也不能买入新宅，因为一户住民不能有两处住址。“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为人名田宅，能先告，除其罪，有（又）畀之所名田宅，它如律令。”规定“不为户”冒领田宅和为他人冒领田宅属于违法，该行为破坏了国家户籍登记制度和赋税征收制度。

总的来看，“高帝五年诏”不包括“又曰”后边的内容。高帝五年诏中免除“诸侯子”徭役并非鼓励关东人留居关中，而是为了优待关东籍士兵；《二年律令·户律》中的爵位田宅数并非授田数，而是有爵者“食邑”量的规定；诏书规定七级大夫爵以上可以拥有食邑，结合《二年律令·户律》的规定，可知所有有爵者都可以享受数量不等的户数的“税”，这是军功集团的经济特权。后一诏书强调落实高爵者“与田宅”、“行田宅”是为了复员军人落籍以及落实相关优待政策（即划分具体的出税对象），与“授田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