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站在电影的无人区

宁浩坚信电影里最终导致观众发笑的东西其实就是“简单”的“戏剧力量”，而导演和演员需要做的，就是用尽自己的智慧，把力量挥舞到最大。

“被酒瓶子的镜头拍了8次吧。”从《疯狂的石头》里的男八号到《疯狂的赛车》(以下简称“赛车”)里的男一号，“赛车手”黄渤在和“师傅”淋雨、被打的那场戏里，因为导演宁浩总是对镜头不满意，而反复“被”。“其实是拍了13次，他(黄渤)记得不准，因为我们准备了13个瓶子嘛，全用掉了了。”宁浩偷笑。

“准是谐星?!我现在是电影明星!”台湾艺人九孔去年在台湾综艺节日《国光帮帮忙》里，告诉大家他拍了大陆的一部电影，戏称自己不再是“谐星”了，当然事后仍然在《全民最大党》里延续着搞笑模仿。“电影明星”九孔在“赛车”里，除了经历用刀捅自己肚子、被肥婆老婆打、被“职业杀手”打、被黄渤追打，最后还承受了被人往嘴里扔蟑螂，然后再喷杀虫剂……

在电影拍摄的日子里，宁浩每天都在为如何“整治”这些角色而煞费脑细胞。被虐、被挤压，似乎是成为宁浩电影里“明星”的必备经验值。在“赛车”里，宁浩把自己也挤压了一下――他自己客串一个出租车司机，对着后视镜里黑社会人士把骨灰当白粉的情景乐不可支，而后被他嘲笑的人把他塞进了车尾箱。

“我是觉得戏剧力量构建到了那样一个程度，你不想笑也得笑。那是戏剧本身的力量，非常强大，没有定义的界限。”宁浩坚信电影里最终导致观众发笑的东西其实就是“简单”的“戏剧力量”，而导演和演员需要做的，就是用尽自己的智慧，把力量挥舞到最大。因此“赛车”里的被虐不能只是挨几下花拳绣腿然后皮肤上出现部分青紫，要的是招招出奇，要动作指挥台词节奏，要使用“蟑螂+杀虫剂”的生化武器，要让被打的比打人的还high，要让打出的伤口也万紫千红地跳跃表演，要让“旁观者”们看完暴力的“喜剧”之后不仅而如死灰还要一转身坐地上感叹一声“牛B”。

把宁浩推到票房巅峰的不是“暴力”、“搞笑”，而是这些关键词的一个前缀――淋漓尽致。今年2月初，宁浩带着他的一班人马，去新疆为他的下一部片子《无人区》做开机前的准备，“赛车”还在各地热映，途中宁浩给他的朋友们群发了短信：“票房过亿了!(真的)……”

对话宁浩“我只是回归传统"

现在我不喜欢荒诞喜剧了

《新周刊》：拍完两部“疯狂”，荒诞喜剧系列就不拍了?是不再喜欢了还是从未喜欢过这类电影?你不拍了，地盘被别人抢了怎么办?

宁浩：电影有多种类型，什么样的都可以，你不喜欢为什么要做?荒诞喜剧是我曾经喜欢的，现在想要尝试别的类型。同一类型的电影，拍的人越多，观众看法就越多。其实良性的市场是让观众看到越来越多的东西，然后培养出观众群，这样才能大家都好，不是说你一个人拍市场就能好起来。

《新周刊》：有媒体把你的电影中植入的广告与《非诚勿扰》作对比，说“宁浩的广告植入比冯小刚的生硬得多”，生硬是故意造成的吗?是不是对广告有很大抵触情绪。

宁浩：“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电影里有商业广告，比较有中国特色，这和中国现在的电影产业有关，中国电影市场还在初级阶段――电影还不能靠自身赚大钱，制作成本还是挺大的。我们既然在这种初级阶段，那么就尊重初级阶段的规则。如果有一天，电影靠它本身就能实现巨大的盈利，那么……所以这也是初期一个比较无奈的选择。

《新周刊》：以后干脆直接插段广告在电影中间。

宁浩：我想着要不咱们(电影)中间停一下，然后跳出一个播音员来，专门播广告。我觉得这个有点搞……插播广告，像电视台播电视剧似的，这个挺牛B，下次试试。

《新周刊》：你的喜剧都是多线索的，人物众多，四五年里就做两个电影，工作内容非常庞杂。

宁浩：其实就是尊重传统，我觉得没有什么创新，我只是回归传统。如果要整理一个方法，是说不清的。现在中国的电影制作，其实都挺不传统的，都是乱七八糟的。都太个人化了，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建国初期的电影都是很传统的制作，充满戏剧的力量，后面的电影都没有。我从小就喜欢看《小兵张嘎》这样的电影，后来80年代出来一批新电影，我都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新周刊》：是和生活距离太遥远还是你本身就不认同那些电影?

宁浩：太个人化的东西你怎么认同?你在电影里说你自己的那套“情怀”，我上哪儿弄明白去――“你什么意思?”

《新周刊》：你自己的电影里的个人化不突出吗?

宁浩：起码大家都看得懂啊。电影既然要拍成电影，要不然你就别拿出来给大家看，既然是拍给你自己的，干吗还拿出来给大家看。非要拿出来给大家看，最后还要怪大家看不懂，是因为大家没素质。你有素质你自己看去。

《新周刊》：你拍的类型片可以定义为荒诞喜剧，中国人拍的很少，但是聊的很多。

宁浩：中国人老提盖・里奇，因为中国观众大部分只知道盖・里奇，其实欧洲好几百年前就有类似的喜剧，从莫里哀那里就开始。太多人其实都是拍这类型的电影，电影是一步一步过来的，早期像《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等等，多线索叙事。从荒诞文学和荒诞喜剧来的，不是谁创造的，都是从前面的作品中演变过来。

《新周刊》：这种电影拍的人少，是否因为它线索复杂，节奏难以控制?

宁浩：不是说画国画就比画油画简单，或者画素描就比画色彩简单。单线索的电影也不简单，各有各的手艺。

《新周刊》：既然这种类型片“古已有之”，为什么现在这个阶段在中国票房如此的好?

宁浩：首先是电影开始产业化了，有渠道出来了。人民可以看电影了，这是个前提。还有就是开始引进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看，至于种类，如果拍一个好的爱情片，大家也会爱看。因为在中国来说有太多空白了。

中国电影没有“中型投资”

《新周刊》：你曾经说过“问一个导演要票房，就像问一个厨子要餐馆营业额一样”，你完全不管票房吗?

宁浩：不是不管，管有啥用?

《新周刊》：但是票房会转为压力压到导演身上。

宁浩：这个压力要和我们的房贷比起来，那根本不算压力。

《新周刊》：你的“中型成本”如何定义?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投资范畴，因为以你现在的影响力，想拉到大投资并不是什么难事。

宁浩：1000万到3000万就是中型成本。比较正常的产业结构应该是枣核型的，中型投资应该在枣核的中央。这样的投资在中国就不能请巨大的明星，这样就给很多演员巨大的机会，对明星制造业有很大的推动。在整个产业中，其实是不能忽视这一块，(中等投资)其实是最最重要的。但是中国现在是沙漏型的产业结构，大投资和小投资众多，其实是为了规避投资风险，把风险压缩到最小。几乎没人选在

1000万－3000万的投资。

《新周刊》：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电影?

宁浩：荒地。我们是拓荒的，当初是捡了狗屎运了。你给投资方的信心是需要例证的，有各种投资神话在“欺骗’，投资方。我们把这个神话实现了，就会有更多资本涌入这个中型成本电影中来。当这个局而形成之后，起码能给演员提供一个中型成本的电影平台，因为只有中型成本电影才能把演员培养成明星。以前香港的那些明星，也都是由大量中型成本的电影制造成大明星的，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没有上战场的机会，又怎么会变成勇士――我们就永远只是消费香港80年代起来的那些明星，变得后继无人。

《新周刊》：开荒是件有成就感的事。

宁浩：我觉得人多少都得有点责任心――这话说得有点，但是你对产业负责任，产业就会对你有回报，就这么简单。你如果真的能把这块荒地耕出来，就有回报。

我的转型也不见得不商业

《新周刊》：黄渤如果将来身价涨高，还会继续出现在你的电影里吗?

宁浩：人要看的，永远是十年八年的事，不是一年两年。黄渤你如果想要变成明星，不在我，不在机会，在(黄渤)你自己，要怎么走。你有多大的宽容度，有多大的能耐，付出了多少。

《新周刊》：你的演员，包括《疯狂的赛车》里的九孔和戎祥，都是怎么定下来的?是要打开台湾市场吗?

宁浩：都是之前认识的。就是觉得他们合适，拍电影的时候还没有大三通呢：拍的叫候就是挺喜欢他们，高捷我是挺崇拜的，非常男人的演员。我要先了解一个人，才能慢慢地去合作，我特别害怕那种毛毛楞楞的演员。

《新周刊》：你需要多久能完全了解一个人?

宁浩：聊天就可以，他的阅历、知识储备，他的善良与否。

《新周刊》：将要投拍的《无人区》与之前的商业喜剧很不同，万一转型不成功怎么办?

宁浩：我后面做的东西也不见得就不商业。我理解的“商业”的东西，就是好看的电影。就是要拍好看让大家都爱看。而且应该鼓励大家多拍，让更多的人和观众看到各种各样类型的东西。

《新周刊》：《无人区》是怎样一部电影?

宁浩：也是1000万－3000万的投资。西部牛仔电影，演员还没最后定，应该也有黄渤。《无人区》是西部片，也是类型片。在中国很多类型片都是空白。美国的西部片已经非常成熟，成熟到只要一个镜头闪过，照到一个牛仔帽或者靴子、枪，观众就会辨认出――只需要看一个镜头，就知道那是一部两部片。不像警匪片、刑侦片，要看一段、一场戏，你才能辨识它的类型。西部片的类型感很强烈。中国的凹部，写上英文就是“得州”，和美国的地貌没什么不一样。美国的西部片发展了很久，提炼出很多符号，比如手枪是美国西部片中必不可少的符号，但是你要了解枪在美国文化中的内涵，枪代表独立，代表每个人的独立的个性。在中国枪就没有那么多文化含义。在吸取西方符号的同时定要结合本土，其中也存在符号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