屹立在抗日救亡前沿的《前方日报》

[摘要]一张报纸就是一面战斗的旗帜。《前方日报》作为一张地方性报纸，在抗日战争中，为宣传进步，宣传抗战，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抗日救亡　《前方日报》　宣传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1939年3月，南昌失陷，江西省政府及大批机关撤向吉安，吉安成为全省抗日救亡宣传的中心。1939年4月，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来到吉安，指示中共江西省委加强对吉安抗日救亡宣传教育的领导，并会见了正在吉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爱国志士“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高度赞扬其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化人士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1939年5月，王造时创办了《前方日报》。因为吉安临近前线，当时便有“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之称。报名“前方”，以示坚持抗战，为民前锋。《前方日报》创刊伊始，就以蓬勃的战斗姿态，鲜明的时代特色，宣传抗战，宣传进步思想，在东南地区成为一个重要的舆论堡垒，甚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

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前方日报》是一份民办报纸，日出对开一大张，四版，一、二版是国际、国内要闻及地方新闻，三版是论述，四版是副刊。每逢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有重大的战争战役、社会政治动向，该报都要发社论、专论或评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副总裁叛国投敌后，《前方日报》集中火力对汉奸展开揭露和抨击。1939年9月2日，该报就发表社论《开展讨汪运动》，并连续两天刊登《讨汪宣传特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9年11月6日，该报连续三天刊载王造时的长篇专论“泛论爱国心”，以鲜明的立场观点，号召全体人民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同仇敌忾，团结起来抗日。1940年初，当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一事被披露，1月24日，《前方日报》发表《举国公愤》社论，痛斥“日汪协定”。从1月底开始，《前方日报》七天连载了王造时撰写的长篇评论《汪逆怎样把我们卖了?》，文章以确凿的事实和锐利的剖析，从各个方面揭露了的卖国行径，使全国人民都看到了汪逆的丑恶灵魂和卖国罪行。沉重地打击了及其同伙。2月26日《前方日报》又发表《壁垒只有两个》社论，再一次揭露日汪协定的实质，指出：“时至今日，壁垒只有两个：抗战的团结在一面，投降的投靠在日寇一面，中间决无妥协的余地。”“妥协等于投降，投降就是卖国。抗战就是救国。救国就是抗战。”由王造时亲自撰写的大量抗战重要言论和述评文章，被全国各地的许多报纸纷纷转载，《前方日报》以它震撼性的抗战锋芒赢得了广大读者。

《前方日报》不仅在言论上积极宣传抗日，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坚守抗日前方的表率。1940年初至1942年4月间，日本侵略者多次派飞机轰炸吉安，炸毁了该报经理部，他们坚持在瓦烁灰烬中照常发行；日寇几次逼近吉安，党政机关纷纷后撤，唯独该报坚守岗位，继续出版发行。1942年夏天，日寇发动浙赣战役，侵占南昌的日军东犯，前锋距吉安城只有三十几公里。当时吉安有三十多种报纸，其中有江西省党部的《江西民国日报》、军方的《明耻日报》和带有政治背景的《大江报》等报纸，各家报纸纷纷向吉安附近的临时省会泰和撤退。《前方日报》报社留下一部四开机在吉安继续出报，其主要机器和家属也撤往泰和。在隆隆炮声中，惟独有《前方日报》没有停过一天刊，向人们传递抗战前线消息。发挥了极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尽管没有政治背景，经济基础也很薄弱，大局日益变化，环境极端恶劣，但《前方日报》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被文化界誉之为新兴的报纸，而且得到了国内一大批进步人士和左派作家的支持，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田汉、艾青、袁水拍等都在该报发表过宣传抗日救亡的作品。《前方日报》发表田汉的《吊乐人》诗中写到：“对着烽火的白云，听着枝头的蝉鸣，含着心头的热泪，悼我民族的歌人。我们要用无数的聂耳，回答敌人的欺凌。”

二、宣传中共抗日主张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7月15日，中共又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战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救国浪潮席卷长城内外。虽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时期，中央社却经常刊发诋毁中共及延安声誉的消息，造谣惑众，甚至挑起事端，制造磨擦。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对于中央社一些文章标题和内容中“”、“剿共”、“防共”之类的字眼，王造时旗帜鲜明地说：“这种词语，不利团结，应当把它删除，或者把它改成‘中共’、‘共党’、‘延安方面’。我们是做团结抗日工作的，要把那些刺眼的文字，不干净的语言处理掉，尽可能把贬义词改成中性词，把中性词延及到褒义词。”对于新华社消息，《前方日报》有的则公开转载，有的则用笔名或特约稿刊发，以应对当局新闻检查。就在中共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在抗日前线时，五届五中全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即转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同时也下达了《禁止或减少共党书刊邮运办法，取缔新知、互助及生活等书店办法》，从1939年下半年起，《新华日报》等中共公开刊物已在江西被禁止订阅和销售。

《前方日报》自创刊起就与《新华日报》建立了信息与报纸交换关系，并以《新华日报》言论为依据撰写发表一系列文章和抗战短评。面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前方日报》不改初衷，1940年1月5日在第一版公开《新华日报辟谣――斥敌挑拨离间》的重要消息，宣布“不仅未飞往莫斯科，且未离开华北一步，八路军在华北坚决抗日。”驳斥敌伪以谣言对中共的攻击，以正国统区群众的视听。并在6月25日和26日连载刊登伦敦《泰晤士报》的长篇通讯《中日战争中的华北》，介绍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坚持民主、抗战到底的感人事迹，有力地戳穿了顽固派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等谰言，给人民带来了抗战胜利的希望之光。为扩大中共政治影响，该报刊登的《汪逆怎样把我们卖了?》一文中提出：“什么叫做共产党，根据过去九年的经验，很简单，凡是抗日、反日、不亲日的都是；更明白的说，凡是不愿做日本的奴才的都是共产党。所以共同防共，就是防抗日，防反日，防不亲日。所谓‘殳除共产分子’就是要杀尽除绝我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所谓铲除共产组织，就是要消灭我爱国的团体。谁不奉它做主子做祖宗。谁就是共产党。”这番言论正气凛然。掷地有声，表明《前方日报》与顽固派的叫嚣针锋相对，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江西发动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中共在江西新闻出版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

三、宣传民主政治，推动全民抗战

坚持民主，反对，要求实行，是《前方日报》的鲜明特色之一。《前方日报》聘请的总编辑和主笔，当

时都是知名人士。这些人办报，坚持抗战，旗帜鲜明。为抗战、为民主、为民众疾苦，从总编辑到一般编辑人员和记者，都敢于客观公正反映社会，反映现实，敢于与那些倒行逆施者对着干，为民大声疾呼。先后编辑了《访王造时先生谈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民主》《与人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政治家与政客》《改革政治之道》《拥护赛恩士先生必须打倒赛先生的敌人》等一系列争民主、争之作发表，与政府当局所规定的新闻调子不“合拍”，甚至“触犯”所谓的“法规”。并开辟抨击弊政、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反映民生疾苦的专栏，发行范围除江西未沦陷区外，还有湘东、渐西、闽北、粤北、广西，甚至远到重庆、贵阳。最高日发行量达到八千份。然而对于这样一张进步报纸，从创刊时起，军统吉安情报站就奉命严密监视，稍有“可疑言论”即予扣留不发。乃至“暂行停刊”。至1945年春。先后有总编辑一人被迫离职、一人被捕、一人被通缉，一位记者坐了四个月牢。由于王造时是国民参政员，声望较高，特务一时不敢加害于他，但恫吓、警告、制造麻烦却不断。当然，这不仅吓不倒进步新闻人士。反而更充分地暴露了顽固派实行法西斯独裁。

激励、启发、组织、鼓舞人民投身抗日救亡洪流，是《前方日报》办报根本任务。为坚定江西民众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设立了“血债记录”、“战区通讯”等专栏，揭露控诉日寇在江西的血腥暴行，在《民族英雄录》栏目中，介绍为国捐躯、抗日牺牲的烈士们。发表了《如何回答敌人的暴行》《赣北游击战区巡礼》《游击在新建》《克服西山》等文章，提高人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为扩大抗日宣传阵地，还采用巡回举办新闻图片展览的方法。在各地展出我军民抗击日军的胜利，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并多次发起捐献“一日之所得”，筹募抗日物质支援前线和慰劳从前方下来的抗日将士。为推动抗战歌咏活动的发展，使其形成为有力的宣传工具，该报刊登了大量的抗战歌曲。1942年1月8日，郭沫若在《前方日报》作《反侵略歌》一首：“团结起来，反侵略的阵线!我们通力合作，团结得象钢铁一样的坚!目前的大时代，值得我们人人奋勉，我们是以战止战!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永远的和平终究要实现。团结起来，反侵略的阵线!团结起来，反侵略的阵线!”以诗歌为武器，鼓动抗战，极大地振奋了社会各界、各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希望把《前方日报》办成既有地方性，又有全国性的中间性报纸，使它站稳脚跟，起到团结、抗日、进步的作用”，这是著名文化人士胡愈之先生对《前方日报》的勉励。一张报纸就是一面战斗的旗帜。尽管前有日伪、顽固派的夹攻，后有反动当局的禁锢，为宣传进步，宣传抗战，《前方日报》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在战火与硝烟中曲折前进。为驱逐日寇，实现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终于迎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