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作者身份探究

《醒世姻缘传》又名《恶姻缘》，共一百回，作于明末清初，是《金瓶梅》之后，《红楼梦》之前的一部重要的以婚姻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有致。书中涉及的人物众多，身份各异，从权阉官吏到乡宦士绅，从市民百姓到僧道倡优，无一不备，人物形象大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另外，小说用山东方言写成，笔墨酣畅，颇具特色。

化名“西周生辑著”问世于十七世纪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是我国文学世上享有一定地位的一部力作，其价值和影响力，不亚于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但就是这样一部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却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因素，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却少有人知晓，其作者的真是身份也在人们的猜测和学术界的争论中，变的越来越扑朔迷离。小说的作者署名“西周生辑著”，“西周生”何许人？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其身份至今仍难以确定。

多年来，作为蒲氏子孙，在无能为《醒世姻缘传》正名的抱憾中，竟成为难以释怀的一块心病。没当读之念之，总认为就现有史料和传闻而言，其真实作者应是蒲松龄先生的遗著不容置疑。为作出令人信服的佐证，今日重提这一命题，意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争鸣，使此问题能在前人探究的基础上，广征史料，广开言路，以期早日还《醒世姻缘传》作者一个公正真实名分，以告慰先辈的在天之灵。

以笔者只见，甚赞成徐北文先生的一些考证和推断，他使笔者看到了《醒世姻缘传》的真实作者已到了呼之欲出的道口，如再有有识之士进一步考研，离揭开其真实作者的面纱，已是不难作出定论。徐北文先生对在《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时，曾提出了五点令人信服的观点，现在此列出：

其一，他认为《聊斋志异》中反映的轮回因果的佛教因果观，以及儒家的论常规，与《醒世姻缘传》的观点相同。特别是蒲氏所特有的对第不遇的举子的同情，对于悍妇妇女的强烈的反感等，更与之相合。蒲氏不仅写了《邵女》、《马介甫》等一些列悍妒妇女的形象，而且写的《江城》扩大改写为俚曲《禳妒咒》，那么再扩大改写为小说的可能性很大。

其二，《醒世姻缘传》所有的语言是蒲氏家乡一带的土语，而与蒲氏现存的俚曲等通俗作品中的土语一致，不但读音一致，而且书写情况也大体一致。

其三，《醒世姻缘传》提到《水浒传》、《西游记》，特别是《金瓶梅》中的事典，证明其上限在《金瓶梅》一书传播在1610年以后的时间。书中提到“不是古时佘太君的先锋，定时今日里秦良玉的上将”，秦良玉是崇祯时人。又提到“守道副是李粹然，是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人，丙辰进士”，查文献与事实相符，李以按察司任济南到，事在崇祯七年[1634]以前。根据我国传统惯例，书中提到的真人真事，则多在其盖棺以后，李粹然入清仍官，本书写作时间当在清代初页。第二十八回称关羽为“关圣帝君”，按追封关羽为“中义神武大帝”在清顺治年间[以前仅称关王]，可见此书是清以后所著。

其四，以书中所反映的自然灾害，考察济南府、章丘、淄川的方志，与明末清初记载所吻合。尤其是第二十七回载：癸酉十二月打雷，除夕雷雨大作等特殊罕见的现象与《济南府志》载“癸末[崇祯十六年，1643]：夏，淄川雨雹，除夕，雷雨大作”相同。第九十回所记成化十四年武城县灾情：“到了四月二十前后，麦有七八熟的光景，可可的甲子日下起雨来，整日的无夜无明，倾盆如注。”而蒲氏文集中的《纪实前编》一文记录的诗康熙四十年[1703]的淄川灾情；“四月天雨舟，二麦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雨竟日，自此霪霖不休”。两处都记四月以后的甲子日大雨，当不是偶然的，如果所推测不错，可见本书当完成于蒲氏六十五岁左右时。

其五，孙凯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七云：“日本享保十三年【清雍正六年】《舶载书目》已有《醒世姻缘传》，所记序，跋，凡例与今通行本全同，则是书刊行至迟亦在雍正六年以前矣。”

从以上五点看来，本书作者的乡里为淄博，写作时间在清初左右，其人的思想与《聊斋志异》相一致，其善于运用山东方言以及行文富有幽默讽刺感也与写作俚曲的蒲松龄相一致，其主要情节与蒲氏的《江城》、《禳妒咒》基本相同；而且蒲氏死后六十年由第一批书刊刻《聊斋志异》的山东莱阳赵其杲传出本书的作者也是蒲松龄。假设若不是蒲氏，在当时当地还找不出另一个合适的人来。

对上述推断持反对意见者路大荒[见齐鲁书社刊《蒲松龄年谱》]，曾任山东省图书馆副研究员，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36年由世界书局给他出版的四大本《聊斋全集》中曾将《醒世姻缘传》编进全集中，1957年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在重新订正“蒲松龄年谱”中，以论文“《聊斋全集》中的《醒世姻缘传》与（古词集）的作者问题”提出了异议，认为是在全集出版时，由别人替他加进的不确切资料。另外，王守义的《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1961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65期），金性尧的《（醒世姻缘传》作者非蒲松龄说（中华文史论丛1980第四辑）等。但他们都尚未提出什么积极的证据来，不能令人信服。因此维持本书为蒲松龄所著的说法，却并不认为是一个成熟的结论，而且是认为在没有更有力的反证之前，理应保留自乾隆以来就已有的较为合理的旧说。

胡适认为此书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预言“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学者，也必定要研究这部书”。

由于这部书已经绝版数十年，读的较少，研究者不多，希望能引起各级文化部门领导和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期盼能尽早揭开作者身份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