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我又不是大熊猫

“这一次《痛并快乐着》重印的时候，出版商问我，咱们是不是换个封面？我说，不，就用十年前的。也许用我儿子的话说，十年前我比现在帅。可是这样一比较，你不觉得现在更松弛吗？你要问我十年来我有哪些具体的变化，我说不出来，但是，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相由心生――看看表情，看看穿着，有些东西就在里头吧。我猜想很多事情我比十年前想开了，至少没有再西装革履，没有再紧绷着自己了。我觉得白衬衫好，这是我生活中的状态。我更喜欢现在的我。”

和白岩松轻松聊天的时候，发现印象中他的所有标准手势和锐利眼神似乎远远不像荧幕上来得迅猛流畅，反而是认真屏息的倾听、皱眉的思索、说话时句子间的顿点，被灌注进了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在近二十年的工作中点滴积淀的，让人难以忽略。

回到一个人

清晨5点钟，在北方最寒冷的清晨时分，白岩松要坐着车赶到三十公里外的国际广播电台实习。每个车上的清晨都在昏睡中度过，车停下，他凭借本能醒来，然后下车。有一次，车子在半路停下，惊醒的白岩松睡眼朦胧，就在离目的地还很遥远的荒凉的北京近郊被车子抛下，似乎也被这前进的世界偶然抛下。他被孤独感包裹着，突然感受到一阵悲凉。那是1989年，白岩松即将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这个蒙古汉子为了留在北京奋斗着。最终，他没能留在电台。

90年代《东方时空》开办之初，之前一直做《中国广播报》编辑的白岩松被借调到央视，因为思维敏捷和语言犀利，从策划做到了主持人――待他穿着借来的西装，拿着话筒站到镜头面前，才惊觉自己的语音缺陷。因为不标准咬字和错别字发音，有时候不仅薪水被扣光，还要倒贴给栏目组几十块钱。他开始日夜不息的苦练，在妻子的督促下口含石子练习发音。今天，当音色浑厚标准的白岩松在你面前，很难有人相信那是他十六年前的境遇。

当时栏目组报道了一个小女孩，生活艰难，和父母生活在破旧的房子里。节目播出之后，民众纷纷对她伸出援助之手，女孩开始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然而一段时间后，她的老师告诉白岩松，女孩的父母已经不再工作，一心依赖救助而活。女孩拆开信件时，如果纸张之间没有夹着现金，她就会流露出不高兴的情绪。白岩松在反思，媒体对于社会的救助，有时候让人们从一种苦难中脱离，是否又让他们陷入另一种苦难？在十年前的那本书里，白岩松写下，“那次事件后，我和我的同事对待新闻，开始成熟。”

或者这也是白岩松在汶川地震之后提出“让四川更有尊严地站起来”的缘故。大地震发生的第三天，他在直播节目里说“这不会是一个短期的救灾，我们恐怕要付出十年的时光。”援助，重建，这些两三年就可以达到；可是有许多破碎的家庭，在重组之后再一次分开――因为伤害让心无法接近。“不是到了四川就要拉着老百姓的手问寒问暖。是的，伤痛很重，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做事。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平视”的立场。我们心目中的四川，是那个‘三两桌麻将，几壶清茶’的休闲幸福的四川。”所以他只是做了四川旅游的公益广告，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欣赏、来消费、来推动四川的复苏和发展。

十年前，白岩松对这世界有着清醒的疼痛，三十而立，仿佛刚刚站立起来看看这广阔世界；十年后，白岩松依然有面对世界迷茫的时刻，四十不惑，面对生活的抉择时不选择后退即是对前进的坚持。

“每一年的年末，我们总是回顾世界的大事，国家的大事。其实没有那么多大事件，没有那么多大词汇。其实你需要回到一个人。静下来，回顾自己，回顾你和妻儿的生活，回顾你最近看过的书籍、听过的音乐。只有你幸福了，这个世界才是幸福的。”

白岩松，你信什么？

“在人的一生中，内心深处常常会有几次惨烈的战争。或因为情感的重创或因为亲人的离去，或者是理想的破灭，甚至是因为一场疾病。”

白岩松的战争始于漫长一年的失眠。“失眠一旦成了习惯，那种折磨犹如软刀子杀人，内心的挣扎和绝望感受比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病还严重。”对于人生思索的痛苦，伴随着别人眼中“事业顶峰”的压力席卷而来，长年牺牲休息时间的伏案创作让白岩松的神经紧绷，终于化为失眠的折磨。一夜一夜地无法安睡，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整整一年，他变得消瘦，变得沉默，变得与世隔绝，甚至封闭自己拒绝与妻子交流，只剩下最深沉的绝望。

一年之后，因为心境的逐渐平和，白岩松的失眠开始慢慢好转，“但不能说我打赢了这场战争。我是在最绝望的状态下看到自己好转的，过程很慢很长，一年以后仍未能完全恢复。但我再也不会恐惧，睡不着的夜晚我会重新点上灯，拿出一本书，等待睡意来找我。”

一种生命的喜悦伴随着身体的好转慢慢回来，绝望的念头开始收敛。在这场战争以及之后的无数场与内心、与世界的交火抗争中，白岩松学会对这个世界怀抱敬畏。“有信仰就意味着有所敬畏。敬就是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希望那样；畏就是知道什么是最坏的，我不能那样，得守住底线。”

在白岩松的眼里，信仰是存在的，它体现在姥姥爷爷那辈给我们讲的故事里，别人看你的眼光里，你的处事的准则里――这是传统和时间历练留给我们的东西。可惜在刚刚过去的时代里，这些信仰被砸碎了，你我都面临一个寻找信仰、重建信仰的过程。

“白岩松，你找到了吗？你信什么？”问题一被抛出，他平静地低着头――这必定是一个他无数次思考过的问题，答案快要脱口而出，但他依然沉稳而慎重。

“我愿意相信那些传统而美好的词汇，比如‘忠诚’，比如‘友情’，这只是我从成百上千个好词里面挑选出的一两个，我相信它们的全部。‘信’，更多的是在逆境中起作用，推着你往前走。如果有一天我不再相信新闻能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就不会再做了。”

新闻是被动的行当

当年为了采访翻山越岭为游牧的人们放映电影的藏族老人，跟着车队翻越青海线，两天两夜连续追踪报道。在夕阳西下的高原草场上，和老人站在老旧的胶片机旁，一边卷着帐篷一边聊着天，这情景被摄影师记录下来，确立了中国电视新闻史上一种全新的采访模式。那时的新闻人白岩松，是一名记者。

北京第一次申奥时，准备了两份串词，一份成功时播出，一份失败时播出。五个小时的团队作战，在面对失败的时候，白岩松在主持台上顺利完成了播报，完成对观众情绪的抚慰，对奥运情怀的坚守。摄影机关闭的一刻，白岩松哭了。1999年，罹患癌症的年轻女孩张穆然想要实现自己最后的愿望，参与主持一期实话实说，白岩松和他的老同事敬一丹、水均益都去了现场，和崔永元一同为女孩圆梦，但最终张穆然没有出现，病情恶化了。那一天的白岩松尽量地轻松自在，不流泪不悲悯。这些时刻里的新闻人白岩松，是一名主持人。

编辑、策划人、主持人、传闻中的“挂职干部”、理想中的乡村教师……白岩松唯一可以肯定并且认同的，那就是“认真做人”。“人是我们永远的身份，不论你干什么工作，说什么样的话，不认真？那就不好玩儿了。”

在接受采访的大多数时间里，他始终保持着微微低头的思索状态。当谈话触及核心的十分，他才猛然抬起头，灼灼的目光直视着你。他并没有因为多年的台前主持而失去真诚，流于油滑，你在他睿智的思维里还能读出一个蒙古汉子的憨直和质朴，这令人惊喜。

“现在人们总是问我，白岩松，你的脸上怎么笑容越来越少了？是的，我做的不是那么让人轻松的新闻，评论不可能总写表扬稿吧？这是被动的行当，你要准备资料去解读的，是新近发生的，不是旧闻，也不是散文――新闻会决定你的表情。如果一个新闻人，让所有人都喜欢，那是悲剧。我又不是大熊猫。”于是他的音调似乎没有多少情绪的起伏，却掷地有声，“不代表、不偏颇”，保持着冷静和客观。

然而面对关于媒体对他诸如“自杀门”等不实报道的问题时，他流露出真实的愤怒，对自己所从事的新闻业和他自己的生活展露出十足的信任和捍卫。愤怒之后，他笑着说：“我都不大敢做新闻了，因为我发现现在的新闻跟我所学的新闻有点不大一样。”

在这个复杂的时代，“人性一半在堕落一半在升腾”。或许是看得越多，思索越多，在新闻的世界里奔跑了二十多年的白岩松，现下已在新闻评论员的位置上，“守住新闻人的底线”。那张穿着白衬衣照片中的他，隐逸笑容背后潜伏着更深邃的视角。

对话白岩松

GRACE：会不会有一天不再做新闻？比如做一档读书栏目？

白岩松：这谁说的呀？网上的消息你还信呐？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淡出新闻界――但这并不是说我要做一辈子新闻。也许有一天观众已经去意已决，你还恋恋不舍，多没劲，太无趣了。也许将来有天会做一个读书节目，也许会既有新闻节目又有读书节目，甚至我想过，如果我自己去做一个改版的节目，拿出三分钟做一个推荐，这个推荐可以是一本书，或者一首音乐。我强调的是也许，或者是我希望。

GRACE：、《幸福了吗》这本书里不断提到信仰，提到中国人往往对自己的故乡有一种精神上缺失状态。你觉得幸福是要通过信仰去达到的吗？纯粹的？

白岩松：在中国谈论信仰问题，不一定跟宗教有关系。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一直是儒释道的杂糅。中国人的宗教观，用我的话来讲，往往是一种临时抱佛脚。比如每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北京卧佛寺的香火就会非常旺，很多当年毕业的大学生会去那里上香，为什么要去卧佛寺？有人说因为卧佛寺的发音跟“officer”很像，大家希望能找个officer的工作。前一段时间，看到《解放日报》上徐静林教授说，中国人和宗教一直是互惠互利。有道理，中国人发明了许愿和还愿之说，进庙里问你，什么事儿？生孩子。哦，找观音。什么事儿？病了。哦，药王殿。什么事儿？缺钱。财神爷。所以，你说中国人信佛教，信耶稣我还真不认同，这么多年，中国人一直不是用宗教作为信仰。

GRACE：怎样对待世界或者某些人对你的偏见？

白岩松：和资讯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从不愿意被资讯绑架。我没开过博客，没开过微博。我希望我的生活是和我的家人分享。与这个世界保持一些距离感吧。距离感会让偏见少一点，常识多一点。全身心的拥抱时，你需要一些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