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比较研究

摘 要：西方会计学者对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研究，并将其归纳为资本市场定价、与会计数据相关的契约、反垄断与政府管制三大类。而我国上市公司为了规避证监会的制度管制，取得融资与再融资资格以及保住上市公司的资质是其主要动机。目前，西方比较流行的资本市场定价理论与经济契约理论，对于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的能力有限。

关键词：盈余管理；利润操控；调节盈余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1-0083-04

盈余管理，就是管理盈余，操控利润。美国会计学家Healy & Wahlen认为，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人员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盈余管理有目的性和干预性两个基本特征，它存在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一、国外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

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会计学家对盈余管理进行了大量相关研究，其中也包括对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众多研究表明，资本市场上的股票定价是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动机。按照经典金融学理论，股票的价值应该等于其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和，而企业的利润恰恰是现金流的来源，因此，盈余越高的企业股价越高，盈利持续时间越长的企业股价越高，当盈利超出人们的预期――表现为分析师的预测，企业股价也升高。Barth et al（1995）以及DeAngelo et al（1996）也都利用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经典理论的有效性。由于来自股东的压力以及股票及股票期权的个人财富激励，企业高管人员会采用各种手段――当然也包括管理盈余――来提升股价或者使股价维持在高价位。Burgstahler et al[1]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公司的确操控报告利润以尽量避免出现亏损，Degeorge et al（1999）的研究也表明上市公司管理盈余首先报告正的盈余避免亏损，其次报告盈余的增长而不是盈余的下降，最后是报告盈余达到分析师的预测而不是低于分析师的预测。Kasznik[2]发现那些过高盈利预测公司的管理人员为了避免市场对股价形成负面反应，会通过操控性应计利润管理盈余增加利润。

在公司兼并收购、发行股票等重要时刻，管理人员为了抬高股票价格，更有动机增加利润管理盈余，提高公司股票的定价。Deangelo（1986）提出在管理层收购中高管人员会人为调低利润以便压低股票价格，降低收购成本，但当时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理论，后来Perry & Williams（1994）的研究结果却找到了相应证据，表明管理人员的确在管理层收购之前调低了收益。Erickson et al（1998）发现在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的收购之前公司，为了提高自身股价降低发行股票数量，管理人员会利用操控性应计项目提升利润。Teoh，Welch & Wong发现，IPO公司会在IPO当年利用操控性应计项目增加利润，以便提高发行价格。Teoh，welch & Wong管理人员在权益再融资（SEO）时同样也会调高收益的。Dechow et al （1996）表明那些财务报告违规遭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会计执行诉讼的公司，更频繁地在违规后、被调查前增发新股再融资。

西方国家很多经济契约均采用一定的会计数据作为判断标准，而这些契约一旦制定之后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加工处理信息的高昂成本以及契约的不易变更性，使得管理人员会为了达到标准的财务指标而进行盈余管理。这里又可以根据契约的性质大致分为公司内部委托契约产生的盈余管理和债务契约等外部契约引发的盈余管理。前一类盈余管理动机包括：Healy（1985）发现在那些只根据当期报告净利润来确定管理人员薪酬的公司中，管理人员会操纵利润，以使公司报酬合约中规定的奖金达到最大化；Holthausen et al（1995）利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研究表明，公司高管人员在达到薪酬契约中的奖金上限时的确会调减盈余，以便增加未来奖金的现值，但是他们未能发现当利润低于奖金下限时管理人员向下调减盈余的证据；Gaver et al（1995）的研究结果与Healy不同，他们发现当剔除操控性应计项目之前的利润低于奖金下限时，管理人员会选择增加利润的操控性应计项目，反之亦然，因此，他们的研究结论更支持利润平滑理论。Guidry et al（1999）利用同一公司内部不同部门的数据进行研究找到了支持Healy的证据。后一类动机的研究包括：Healy[3]假定管理人员为了规避债务契约对股利的限制会做出会计变更，但是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一假说；Sweeney（1994）研究发现违反贷款合约的公司在违约前做出的会计变更更多，而且增加利润的会计变更在变更中占有更高的比例；Deangelo et al[4]假定面临债务契约潜在约束的公司有更大的动机做出能够增加利润的会计变更，但他们并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理论；Defond et al（1994）认为债务违约的公司还是会想办法提高盈余的，只是更倾向于利用应计项目这种手段，而不是做出会计方法变更，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理论；Dechow et al（1996）通过研究违反通用会计准则（GAAP）、遭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会计执行诉讼的公司得出结论：那些操纵盈余高报利润公司的重要动机就是避免违反债务契约的限制。

很多经济契约的制定过程也会参考一些重要会计指标，而契约制定者会因为处理会计信息的能力有限以及其它原因，不能对原始会计指标进行调整，这也会使管理人员有动机在契约制定前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一些经过操控的财务指标，以便取得对其有利的经济契约。Liberty et al[5]认为工会在合约谈判时会使用会计利润作为参考，对会计数据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管理人员为了降低工资支出会人为调低利润。Julia D’Souza et al[6]通过检验不受管制企业（非公用事业公司、金融服务公司的企业）选用SFAS 106不同会计方法，发现工会组织较强的公司更倾向于选用当期确认法，而工会组织较弱的公司更愿意选用未来确认法，这正好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降低劳工重新谈判成本的动机相一致。Bowen et al[7]提出报告利润较高的公司可以大大降低来自于客户、供应商、贷款方以及员工等多方面的交易成本，一部分管理人员进行盈余管理提高公司报告利润也正是基于此考虑。Burgstahler et al[1]也认为鉴于高昂的成本，利益相关者几乎不可能重新取得并加工处理有关利润的详细信息，而只能简单依靠利润增长还是下降、盈利还是亏损等对与其交易的公司做出判断，因此公司也就有动机管理盈余保持利润增长、实现盈利以便降低交易成本。

此外，一部分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原因还与规避管制等原因有关，其中又可以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规避行业内的限制，这部分企业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行业，例如，Collins et al[8]发现，近一半的样本银行为对付监管而运用5种及5种以上的方法进行盈余管理；Adiel[9]用1980―1990年1 294家保险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有1-5%的样本公司利用再保险金额进行盈余管理以通过监管部门的检查。另一类盈余管理动机来自于规避反垄断等政府管制或者是争取政府的政策扶持，例如，Jennifer J-Jones[10]提出美国公司会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调查期间进行盈余管理，降低公司的盈利能力，以便增大获取进口贸易援助的可能性和（或）增加援助的金额，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Cahan[11]提出在进行反垄断调查期间，公司管理人员会调减操控性应计利润，从而降低盈余，避免政治成本；Key（1997）研究了国会对是否需要监管有线电视行业进行听证会时行业内企业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的情况，发现这些企业为了避免政府管制的确存在递延收益的现象。

综上所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者基本上比较认同地将盈余管理的动机归结为资本市场定价、与会计数据相关的契约、反垄断与政府管制三大类。

二、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

中国是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变成为市场经济的，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也是在逐步摸索中进行的，独特的转型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差别，因此，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也会有所不同。

在中国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与管理人员股权激励之前的很长时期内，上市公司并不会为了维持较高的股票价格而进行盈余管理。一方面，中国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从国有企业脱胎而来，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持有的都是国有股，而国有股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是不能进入二级市场流通的，这样大股东持有的国有股不会因为市场股价的变化而发生价值的增减，因此，管理人员在公司非融资期间不会受到来自于大股东关注股价的压力，也就不可能为此进行盈余管理。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在实施股权激励制度之前，并不大量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或股票期权，股票价格的变动不会影响管理人员的薪酬（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的除外），这样管理人员也没有动机为了维持股票价格而个人承担巨大的风险操纵利润。由此可见，在我国，维持较高的股票价格并不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根据Barth et al的研究结果，如果上市公司为了取得一个较高的市盈率、维持较高的股价，那么通常会尽可能使报告利润出现稳定增长的模式。但我们曾使用Burgstahler et al[1]的方法，分别利用季度财务数据和年度财务数据进行检验，并未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操纵利润避免利润下滑的证据。因此，实证结果也表明抬高股价并不是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的管理人员在公司上市融资或再融资时期，为了募集到更多的资金会产生较强的动机管理盈余，提高发行价格，Aharony et al（2000）以及林舒、魏明海[12]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的市场经济虽然已经历了10余年的发展，但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确切说仍然处于转型经济阶段，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经济活动中经济契约的缺失以及经济契约真正作用的失效。契约本身的缺失以及契约作用的失效使得会计信息对于契约的意义十分有限。例如，统计发现，中国银行业采用的贷款合同并没有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债务契约相关条款规定[13]。中国的债券市场并不发达，企业发行债券受到很大限制，现有债券的债务契约中也并没有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相关规定。此外，很少有供应商以及客户企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公司之间签订契约更主要地依靠双方的合作关系、沟通技巧以及谈判能力，而财务报表中的会计数据通常并不是一个考虑因素。中国上市公司目前比较独特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对管理人员薪酬的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来自于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股的一股独大形成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绝对控制，而且经常出现控股公司与上市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兼任的现象，这无疑会给公司治理带来很多问题，但这种股权集中的治理结构可以使大股东与上市公司管理层之间进行更为有效的沟通（兼任时甚至不需沟通），这样大大降低了大股东与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经营运作的实际情况十分了解，管理人员并不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这就大大降低了管理人员利用盈余管理手段影响薪酬契约的签订与执行的动机，因为盈余管理一定要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此外，中国目前尚不存在一个有效的经理人市场，很多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任职并不是市场行为的结果，更多的是来自于控股方的行政任命，在这种情况下，薪酬契约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源于经济契约的盈余管理在中国并不普遍，干扰经济契约的制定与执行并不是中国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转型产物，经济运行发展过程中仍然带有浓重的政府主导色彩，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更体现了这一点。主管证券市场的政府部门――中国证监会为了保证股票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对于上市公司上市条件、配股与增发资格都做了种种限制，对于上市公司中经营不善的企业的处理也做了相关规定。在这些限制与规定中都使用了会计指标作为标准，这使硬性会计指标对于拟上市企业或者上市公司具有重要意义，不可避免地成为绝大部分企业所追求的一个标杆。例如，6%的净资产收益率或者10%的净资产收益率，避免连续两年或三年净利润为负等。同时，中国证监会作为公司的局外人，对那些拟上市企业以及已经上市的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并不十分了解，这样证监会与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盈余管理成为可能。

中国股票市场当初设立的初衷就是要从社会公众那里筹集闲散资金，解决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为此，大批拟上市企业和上市公司不遗余力地争取上市资格与上市后再融资资格，同时那些濒临退市处理的上市公司也会想方设法地保住珍贵的“壳资源”。当这些公司的实际财务结果与目标结果存在差异时，管理人员便会“干预”财务结果，消除其与目标结果之间的差异，由此产生规避政府管制的盈余管理，这种盈余管理在中国具有普遍意义。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规避的管制主要来自主管证券市场的国家政府部门――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而不是各级地方政府及其他政府机构，陈晓、李静[14]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甚至会利用财政手段帮助上市公司提升业绩、管理盈余。

以规避政府管制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一部分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争取上市、配股或者增发股票，取得融资或再融资资格，我国学者蒋义宏等、陈小悦等、阎达五等、洪剑峭等、杜斌、Kevin Chen et al的实证研究结果都支持这一结果；另一方面，一部分公司经营不善，面临被特殊处理或退市的危险，为了避免亏损、摆脱困境、维持上市公司资格而进行盈余管理，陆建桥、陈晓等、王亚平等、赵春光的研究结果证明确实如此。

三、结论与展望

由此可见，中国独特的转型经济环境与公司治理结构使得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为了规避证监会的制度管制取得融资与再融资资格以及保住上市公司的资质是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而西方比较流行的资本市场定价理论与经济契约理论对于解释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的能力有限。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完成以及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的普及推广之后，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与高管人员会越来越关注公司的股票价格，为此他们很有可能为了影响股票价格而大规模进行盈余管理，监管机构与投资者一定要对此密切关注。

参考文献：

［1］ Burgstahler，D-and I-Dichev-Earnings Management to Avoid Earnings Decreases and Losse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7，24(1):99-126-

［2］ Kosznik，R--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oluntary Disclosur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9，37(1):57-81-

［3］ Healy，P-，Palepu，K-Effectiveness of Accounting-Based Dividend Covenant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0，12(1-3):97-123-

［4］ Deangelo，H-，Deangelo，L-，skinner，D-J- Accounting Choice in Troubled Companie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4，17(1-2):113-143-

［5］ Susan E-Liberty，Jerold L-Zimmerman-Labor Union Contract Negotiations and Accounting Choices［J］-The Accounting Review，1986，61(4):692-712-

［6］ Julia D’ Souza，John Jacob，K-Ramesh-The Use of Accounting Flexibility to Reduce Labor Renegotiation Costs and Manage Earning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30(2):187-208-

［7］ Bowen，R-，DuCharme，L-，Shore，D-Stakeholders Implicit Claims and Accounting Method Choi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5，20(3):255-295-

［8］ Collins，J-，D-Shackelford，and J-Wahlen-Bank Differences in the Coordination of regulatory capital，earnings and taxe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5，33(2):263-291-

［9］ Adiel，R-Reinsurance and Management of Regulatory Ratios and Taxes in the Property-Casualty Insurance Industry［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6，22(1-3):207-240-

［10］ Jennifer J-Jones-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1，29(2):193-228-

［11］ Steven F-Cahan-The Effect of Antitrust Investigations on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 Refined Test of the Political-Cost Hypothesis［J］-The Accounting Review，1992，67(1):77-95-

［12］ 林舒，魏明海-中国A股发行公司首次公开募股过程中的盈利管理［J］-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0，2(2):87-107-

［13］ 颜志元-会计估计变更的动因分析――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会计研究，2006，(5)-

［14］ 陈晓，李静-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在提升上市公司业绩中的作用探析［J］-会计研究，2001，(12)-

Research on the Incentiv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inChina’ Public Companies

\=

Zhang Xin Ren Ming

(1-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s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2-Postdoctoral Mobile Station，School of Economics，Peking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Work Station，China Huarong Assets Management Corporation，Beijing 100045，China)

Abstract:

Western accounting researchers 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 on the incentiv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concluded that capital market motivations，contracting motivations and regulatory motivations are important incentives of earnings management-Considering the specific economics environ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we found that in China only regulatory motivations are main incentives of earnings management for the public companies-

Key words: Earnings Management; Income Manipulations; Manipulate Earn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