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从“华盛顿”到“拿破仑”

1914年的新年招待会上，袁世凯继续用排场展示他的威严：在外国使节惊异的目光中，20位将军毕恭毕敬地走进大厅，将一条地毯直接铺在大总统的面前。在西方，如此隆重的礼节只适用于君主，但对袁世凯而言，这却是顺理成章的一幕，在这个充满变数和转折的年份，它如同一个信号，毫无保留地昭示了专制即将到来。

风雨中的共和

任何事情都有其原本。事实上，早在1912年春，种种迹象便在身处万人之上的袁世凯身上表现了出来。南北和谈的确赋予了他国家元首的地位，但在责任内阁制的束缚下，他却没有享受到权力的果实。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共和国施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没有最高权力。这部约法由孙中山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第二天颁布，其中因人设法的意图非常明确。

古往今来，权力的矛盾很难消弭，对一生都在攫取权力的袁氏而言，如此种种注定是难以忍受的安排。他不断在声明中陈述自己的挫折和不幸，其中最令他担忧的莫过于党派问题：“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而这份讲话，竟发表于其就职后五个月。

袁世凯所指的“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者，正是在国会中占优势的人，他们坚持己见，不断阻挠他的行政计划。1913年3月，以党首宋教仁遇刺为导火索，南方各省在酝酿规模宏大的反袁运动。质疑和争吵到达了顶峰，但袁世凯并不打算屈服，他野心勃勃，准备一举借机铲除所有政治对手。

他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口号，那就是保持国家统一，更何况时局使人们相信，争论只能将国家带入动荡。1913年5月下旬，“二次革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陆报》记者弥勒询问对局面有何看法，袁世凯回答：“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之托，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当宣布对南方进行讨伐之后，袁氏又立刻发表通电：“该暴徒等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为，实为乱党，政府不得不依照国家法律以兵备警戒。”

对人来说，以“革命”对抗袁世凯的“反革命”，无疑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选项，尽管如此，过强的愿望有时只能换来适得其反的结果。“二次革命”用来去匆匆证明，政治上的冒进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得不偿失。正是这次内乱完全改变了袁世凯的心态，更不幸的是，名义上统一了全国的他已不再需要等待，制造舆论、清除异己、培养死党，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10月6日，在“公民团”的山呼万岁中，他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总统权力很快压倒了一切，甚至制宪也不得不在最高意志的支配下运转。1913年夏，议员曾拟定过一份《天坛宪草》，但在解散、国会停开等风波后，宪法起草委员会的30名成员中有28人被剥夺了议员席位，面对如此巨大的打击，所有的踌躇满志都化为泡影，原因非常简单——微弱的分权色彩触碰了当权者的禁忌。

袁世凯的有恃无恐，正是源于自身的实力雄厚，内阁成员是他的亲信，老部下段祺瑞掌握着最精锐的军队，议员们因收买和恫吓噤若寒蝉，大批军警和便衣在街头大肆搜捕异见人士。当又一个新春降临时，民国正无可救药地向一人之治的道路走去。

躁动的开端

这注定了1914年是不安定的一年，而种种躁动的迹象，甚至在年初就得到了体现。国会和进步党内阁遭到解散，随后地方议会也以“扫清满清旧制”的理由被废止，商会被置于新法规的管理之下，《临时约法》事实上荡然无存。对商人、士绅和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变化不啻当头一棒。“今日国会、约法、内阁制、地方自治、政党社会种种‘不良’之物皆已剥去矣，今后之种种悉由政府负之矣，是政府虽欲不露其真骨而不可得矣。呜呼，其真骨如何？”1914年2月9日，《申报》以沉重的笔调写道。但作者最后又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是舆论管制的日渐严厉，让人不敢质疑共和衰微的事实。

1914年4月，全国在战栗中迎来了《报纸条例》的公布，这是在满清灭亡后，政府又一次向舆论伸出触手，广东和北京相继有报刊遭到查毁，即使如《申报》之类的报界巨头，面对重压也不得不正襟危坐。1914年5月，《中华民国约法》通过，这部事实上的“袁记约法”并没有限制总统的权力，反而将宣战、媾和、任免等诸多大权集于一身。“今试将全文中之大总统三字，代以大皇帝，则读之者方将疑为俄国之法！”当消息传到上海时，英文报纸《大陆报》不由瞠目结舌。

至此，袁世凯向独裁迈出了关键一步，和今天的想象不同，不是所有公众都在喟然长叹。共和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其实问题恰好源于自身。新政权的形式是移植的，组织是散漫的，甚至运转也步履维艰。梁启超在《国会之自杀》中写道：“八百员颅，攒动如蚁，汹汹扰扰，莫知所事，两旬不能举一议长，百日不能定一院法，法定人数之缺日有所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销此半日之光阴，则相率鸟兽散而已。国家大计，百不一及，而唯岁费六千是闻。”至于议员本身亦鱼龙混杂，尸位素餐者更比比皆是。

泥潭中的政府，注定无法用成绩回应公众，但袁世凯却找到机会，接纳了失魂落魄的人群。他们固然不是天生青睐专制，但拥戴共和的动机却是无比功利。“无识者流靡。然风从浸淫，而竟成一种舆论”，《申报》这样评论，甚至连曾任司法总长的王宠惠也不由哀叹，说宪法是“不祥之物”。

新气象？

将共和踩在脚下的袁世凯志得意满，他在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时即公开声明：“障碍已除，政治刷新，正在今日。苟国家之事计，无不猛进励行。”1914年的他试图展现的，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气象，他理想中的统治固然充斥着个人主义，但也有高效、近代化和雷厉风行的特征。

1914年，政府的最大危机源自入不敷出。地方当局的各自为政，让整个中央几乎无米下锅：前一年，来自各省的款项只有260万元，但相对的开支却高达9000万之巨。财政专家杨汝梅后来回忆道：“当此破坏时代，一切维持费较之平时自增数倍，中央绝无收入……彼时维持之道，全持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