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国演义》周瑜形象为例

时间:2022-09-10 04:17:32

以《三国演义》周瑜形象为例

摘 要:《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形象不似《三国志》中刻画的那般睿智勇敢几近完美,但却血肉丰满。这是小说传播独立性的体现。

关键词:《三国演义》周瑜 小说传播 独立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众所周知,历史演义小说与历史有一定的差距,小说是虚构性地运用艺术手法再现历史。小说中的对人物的看法意见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自成一脉,与士大夫的见解主张并行一线,泾渭分明。简而言之,小说传播中传播的是“民”的观念认知,而作为“士”的文人其思想理念自有其一整套完整的传承。彼此虽并行于世,但却互不认同。各自汲取的营养来源于各自的传承流脉,而彼此间学习交流甚少。对于历史人物,士大夫从正统观念即依据正史来评论人物,展现着一种理智;小说则从野史等方面按照个人爱好来点评人物,凸显着一种感性。小说传播的独立性使小说与历史事实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亦与士大夫思想观念同床异梦,同根异枝。

《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中的周瑜畏首畏尾,两面三刀。赤壁之战前,周瑜内心彷徨,在主和与主战的念头中摇摆不定,若非诸葛亮提出用大小乔换取曹操的退兵,让周瑜深感自身利益受损而勃然大怒,周瑜也许不会下定决心抵抗曹操。在此,周瑜完全一副凡夫俗子,自私自利的摸样,并无丝毫为东吴尽忠的心意。

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内结骨肉之恩,外接君臣之义”周瑜对东吴的感情丝毫不逊色于诸葛亮对蜀汉的留恋。明万历时的李贽编著《藏书》时,列周瑜于卷十一,忠诚大臣,孙吴周瑜,紧跟其后的是诸葛亮,可见明朝士大夫对周瑜忠贞的欣赏,这与明初的罗贯中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周瑜面对曹操的“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的嚣张气焰,坚决“将军禽操,宜在今日”。这里的周瑜何曾有过一丝的胆怯,反而是一彻头彻尾的主战派。明末冯梦龙的《智囊》陈周瑜于“胆智・识断”,冯自解胆智“凡人天下事,皆胆也;其济,则智也”,解识断“智生识,识生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由此可知正统士大夫对周瑜胆智的钦佩与赞赏,这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民”的见解是截然不同的。

《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 周瑜见诸葛亮是奇才,便“此人决不可留!吾决意斩之!”“吾自有公道斩之,教他死而无怨”,以至于临死前长叹“既生瑜,何生亮”。于此,周瑜成了一个心胸狭隘,气量窄小的鄙夫。《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於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周瑜病死于出征益州的途中,三国演义与此大相径庭,足见“民”眼中的世界与历史的世界之间的隔然差距。明代万历年间的士人李贽于《焚书・续焚书》:

“周公瑾既通学问,又具只眼,是以尤可嘉也。二公皆盛有识见,有才料,有胆气,智仁勇三事皆备。周善藏,非万全不发,故人但见其巧于善刀,而不见其能于游刃……周收敛之意多,平生唯知为己,以故相知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胶漆难并矣……吾谓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为知所眩,能爱人而不为爱所蔽,能用人而不为人所用者也。周装聋作哑,得老子之体,是故与之语清净宁一之化,无为自然之用,加以石投水,不相逆也。所谓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

大思想家李贽盛情地称赞了周瑜“具之眼”“最上一乘之人”,怎么可能会是罗贯中眼中的小肚鸡肠之人,可见不同社会阶层对人物形象的分析的差异。

《三国演义》中妇孺皆知的孔明三气周公瑾,第五十一回“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谋划失误的周瑜“大叫一声,金疮迸裂”;第五十五回“玄德智激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 技低一筹的周瑜“大叫一声,金疮迸裂,倒于船上。众将急救,却早不省人事”;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完输诸葛亮的周瑜“马上大叫一声,箭疮复裂,坠于马下”。演义中周瑜成了一个才智平庸的统帅,处处受挫于诸葛亮。赔了夫人又折兵。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等熟语成为了他的最好写照。而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因担心周瑜的才华智谋,刘备公然离间周瑜与孙权“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

南宋思想家陈亮《史论 酌古论 吕蒙》:

呜呼!使周公瑾而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观其决谋以破曹操,拓荆州,因欲进取巴蜀,结援马超以断操之右臂,而还据襄阳以蹙之,此非识大略者不能为也。使斯人不死,当为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夺之矣。孙权之称号也,顾群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吕蒙之徒止足以保据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的盛赞,“识大略者”的美扬,可知周瑜的智慧深入其心,这出现在《三国演义》300年前的史论未对罗贯中有所影响,可见“民”与“士”的观念交流交流的乏缺。同时期的洪迈于《容斋随笔》卷五中评:

说者谓天无大风,黄盖不进计,周瑜未必胜。此不善观人者也。方孙权问计于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将军擒之,宜在今日”;刘备见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正使无火攻之说,其必有以制服矣。

对“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深春锁二乔”这种错误观念进行了批判,反衬了周瑜计谋的超群。“士”阶层的盛赞,“民”阶层的嘲讽,二者之间同时存在,并行不悖。300年后的《三国演义》依旧我行我素,“民”对“士”的辛辣嘲讽,漠视不顾可见一斑。

小说传播的独立性决定了其不可能附和士大夫的思想观念,也不能依照史实来编排故事,只会植根于自己的衣食父母―人民群众的喜好来排演历史,这就与传统士大夫的观念产生了分歧。作为一个可独自存活的群体,士大夫更多的依照史实而不是稗言杂史。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小说与史实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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