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下的自然坚守

人类从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社会时期，依次经历依附于自然的农业文明时期和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时期，到达当今科技和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时期。在这期间，随着人类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发生了转变，人类由“敬畏自然，依附自然”逐渐转变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自然成为人类改造和征服的对象。农业文明时期以后，人类便开始大规模地改造自然，虽然创造了经济上的伟大奇迹，但其对自然掠夺式的过度索取却留下了可怕的后果：森林、草原、湖面面积不断衰减，水土流失，土质下降、酸化严重，沙漠化、盐碱化，全球变暖及生态平衡失调，自然灾害频发……工业文明的出现使得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人类来说，自然已不再具有以往的神秘和威力，人类也不再像中世纪时期那样需借助宗教神明的权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一段漫长历史中，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微乎其微，人与自然相对和谐。中国古代哲学中，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相通、相类和统一。老子主张“自然无为”，认为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是弱小的，卑微的，无能为力的；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倡导人与天地合一；孔子提倡“天命论”，把“天命”奉为万物的主宰，要人们“尊天命”、“畏天命”……这些朴素的“天人合一”观点，造就了中国古人与自然亲近和谐的状态。面对洪水肆虐时，“择丘陵而处之”、“顺水所向，迁城邑以避之”进行避洪，“疏九河”进行分洪，“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进行蓄洪；在水土保持方面，强调“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不树者无椁”。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来，世界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就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是辩证统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空间与资源，享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自然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制、制约，包括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等对人类的负面影响。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必然要通过生产劳动同自然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现在的自然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然，而是到处留下了人类意志印记的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人化自然”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越来越密切。人与自然之间客观上形成的依存链、关联链和渗透链，必然要求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需自觉接受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支配，促进自然与社会的稳定和同步进化，推动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总是要不断地否定自然界的自然状态，并改变它；而自然界又竭力地否定人，力求恢复到自然状态。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否定与反否定、改变与反改变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果对这两种“作用”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就容易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失衡。

现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人的行为已屡屡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强度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大大超过环境容量，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

但是，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不同的是，人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实现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本质。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外化给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同时也把自然界的本质内化为自我意识，受到自然界的本质——自然规律——的设定，也就是说人“化”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化”。步入现代文明进程中，由于人类自身认识的发展和制造工具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树立的是单纯肯定人的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在科技和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代，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应该转变对自然的态度，做到现代文明下的自然坚守。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保持人类生存环境的最佳状态，在获取、支配、使用各类物质、能量、信息时，尽最大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避免生态环境恶化或退化。二是保持生态平衡，禁止滥伐滥采各类植物和滥捕各类动物，以保护生态多样性。三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物质、能量的效能，以降低物质和能量的消耗。四是有计划地开发自然界中的各种资源，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子孙后代着想。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的必由之路，是人类总结经验教训后的必然选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自然是人类生命的依托，尊重自然、珍爱生命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了地球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也为了人类自身，在现代文明下仍要坚守自然的主体地位，还自然以生态、健康之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