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突围

1925年8月12日上午九点，天津南开中学校务会议室内聚集了中国体育界的几位领袖级人物：王正廷、张伯苓、方克刚、陈时、卢炜昌、沈嗣良和郝伯阳。他们正在这里召开“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会议，其中郝伯阳是作为宋如海的代表出席的。

此次大会议题共计十三案，进行到近一半的时候，主席张伯苓说：“现在我们继续讨论第六个议题：请葛雷博士移交办理历届远东运动会手续。首先请沈君介绍一下葛雷博上经营体育场的情况。”沈嗣良拿出一张地图来，上面绘制有一块地皮，“这块地皮在座诸君是再熟悉不过了，没错，这就是驻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有位于上海天文台路的一百余亩地皮，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回到上海举办的时候，远东运动会的我方名誉干事葛雷博士认为中国需要有一个国家体育场，不能遇到比赛时再四处借体育场了。因此，他从举办此次远运会的票资中拿出一些钱来租下了这块地，租期到1927年，还有两年的时间。当初租到1927年，主要是考虑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再次回到我国的时候可以在这里举办，期间亦可以作为运动员的训练比赛之用。在这段时间内，葛霄博士将此地开辟成为网球场、篮球场、田径场和足球场四处，除了这四块场地外，还转租给中国棒球会土地一块开辟了棒球场，中国棒球会由西人格洛泼（Gallop）和毕尔斯（Bills）以及我国张竹平、许建屏四人经营管理，以发达华人棒球为宗旨。”沈嗣良顿了顿，接着说：“这块地皮的经营共需要花费约二万元，葛雷所用之款，除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票资外，尚亏欠大洋约一万余元，基本情况就是这些，请诸位议一下。”

张伯苓说：“这块地皮对于本会还足很重要的，可谓本会眼下最重要之运动场所。因此不能轻易放弃，解决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续租，二是请求洛氏集团将该地捐给本会使用。不论采用哪种办法，都绕不开葛雷，虽然本会鉴于以前远东运动因西人成事之种种失败，乃组建了皆由中华诸君组成之本会，但本会根基尚浅，宜请葛雷为名誉顾问，协助办理此事。”

沈嗣良说：“主席所言极是，故需仍请上海青年协会与洛氏基金团接洽，还需请儒堂（王正廷）、伯苓二位领导亲自探询洛氏基金团的代表克林氏之意见。”

王正廷说：“本会目前尚未正式在政府注册，现在去接洽恐怕不便，应该先在政府注册成为法团后，再找洛氏。据鄙人所知，洛氏前期在别地花费甚巨，在该地尚无建筑计划。”张伯苓说道：“王会长所言极是，注册一事，王会长与内务部甚熟，就劳烦儒堂就近办理了。沈君尽快将本会章程、事务所、职员姓名送呈王会长，并正式函请葛雷博士为名誉顾问，并请其继续与洛氏接洽，将来王会长赴沪，再请就便与洛氏接洽。”张伯苓说完，众人均表示赞同。

这次会议，是成立不久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天津举办的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上期说到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以美国人葛雷为领队的中国代表团大败而归，国内舆论骤起，1922年刚刚创办、名义上是中国的体育组织，而实际上洋人控制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停止工作，中国体育需要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创办完全由中国人主持的体育组织。

1924年，终于等来了阔别10年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1924年5月22日到24日，第三届全运会在武汉举办。该届全国运动会得以顺利举办，湖北省省长萧耀南给予了不小的支持，拨款扩建了体育场，并支持组建了相对完善的大会组委会，使全国运动会得以顺利举办，这位曾经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刽子手算是做了—件好事。实际负责筹备本届全运会的是汉口青年会体育部主任郝更生、武昌青年会总干事宋如海、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等人。以这届全国运动会为契机，中国体育界的一些人士认为成立全国性体育团体、摆脱西方人控制中国体育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在全运会期间成立了—个筹备机构。同年8月24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取代原有之“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一切职能，机构的英文名称沿用“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新成立的协进会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组织选拔参加于1925年5月16日-2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第七届远东运动会。选拔赛原定于1924年在南京举办，可是由于江浙军阀战争而被迫推迟，最终于1925年5月1日在上海召开，除棒球代表队以华南队为主体并吸收了几名华东队的队员提前确定外，其他项目均进行了选拔。田径、篮球、排球、游泳等项目的选拔是在圣约翰大学进行的，足球选拔就是在上海天文台路这块地皮上的足球场进行的。在选拔期间，来自美国的查尔斯·帕多克（Charles Paddocl，1920年奥运会百米和百米接力金牌，1920年、1924年奥运会200米银牌获得者，后死于二战）和劳伦·莫奇森（Loren Murchison，1920年和1924年奥运会百米接力金牌获得者）曾经来华做了三次表演，时间分别在选拔赛的前一目、第一日和第二日，地点都是在圣约翰大学体育场，其中第二次表演两位运动员都身穿长裤和参加选拔的百米选手比赛，最终都是“超过我国选手五六米”。且“面带笑容，时时回顾，以引后者之冲进”。

经过选拔，最终组建了参加第七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代表团，其中七十七人由上海出发，华南选手六十余人从香港就近出发前往菲律宾。由于经费紧张，所有代表团成员均乘坐三等舱。本届远东运动会一项重大的变革是在田径和游泳项目中首次采用国际通用的米制，取消了过去的码制。在田径比赛中出现了日本队集体抗议裁判的事件，全体日本田径选手聚集赛场中央“高唱国歌，三呼万岁，全体退席”。日本有关机构和一些其他项目的运动员认为日本田径队的做法“有失运动家之气度，碍及国家之威严”，纷纷劝其继续比赛，“无奈各选手态度强硬，不受调停”，因此日本体育协会最终将包括教练、队长在内的13名田径代表除名，“并迫令迁出宿舍，自寻寓所。”

日本田径退赛后只剩下中菲两国继续参加田径比赛，菲律宾得以大开杀戒，取得田径锦标。游泳赛场依然是日本队的天下，中国队仍然颗粒无收，一分未得，我国参加游泳项目比赛“几同应酬”。球类项目除以李惠堂为首的足球队依然称雄外，其他项目均未夺冠。这届远东运动会我国代表刚积分垫底，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其总结报告中慨叹道：“我国政局多变，兵戈屡现，为军阀官僚者，惟知名利地盘，小民则避难之不暇，更何暇注意运动。无怪进步迟缓，常落人后也。”

在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和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举办的间隙内，还有一个中国与奥林匹兜运动会进行了“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插曲。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举办，日本和菲律宾都曾正式派团参加，据当时的《申报》报导，当时执掌“远东运动会中国竞赛委员会”实权的葛雷曾主张中国正式派团参加，但是由于“经费支绌”，最终没有正式派团参加，不过“远东运动会中国竞赛委员会”最终选定了曾经参加过第六届远东运动会的网球选手韦荣洛作为队长，并同意他“全权挑选队员”参加了本届奥运会的网球表演项目。最后韦荣洛挑选了第六届远东运动会的双打搭档吴仕光以及另外一名留美学生徐恒参加了此项表演比赛，虽然由于技不如人在预赛时被淘汰，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会的赛场上。《申报》也认为：“我国运动方面加入世界比赛者，此为第一次。”关于参加奥运会网球比赛的其他种种细节，目前各种资料的报导大多比较含糊也有一些错误，但不是本文重点，不再赘述。从日本、菲律宾与中国参加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对比已经反映出此时中国和日菲两国体育上的差距了。

1927年8月远东运动会第三次来到中国，地点依然是在上海。此时南京政府刚刚成立（1927年4月），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意欲借此次体育大会来提升其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因此慷慨解囊，亲自担任了本届大会的名誉总裁，并捐赠了特制的银杯一座。此次远东运动会的开幕式就是在前文提到的位于天文台路的中华棒球场举行的，这块地皮经过协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得以继续租用，此时天文台路已改为劳神父路了，其设施场务均由协进会管理，因此可以说远东运动会改变了以前两届比赛借用租界的虹口运动场进行比赛的状况，大致可以说是第一次在自己的运动场上举办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后这块场地改名为“中华运动场”。关于这块棒球场的租用，还得提一下程贻泽，程贻泽是民国时期上海的一位房地产老板，热心体育，曾建造过一些私人运动场，并创办了三育足球会和优游体育会，租下这块棒球场的费用就是由他捐助的。沈嗣良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25年7月至1926年12月的收支报告中明确写道：“收程贻泽捐助银一万两正”、“付收回棒球场费银一万两正”。

本届远东的组织工作也是以中国人为主实施的，和上届比赛一样，赛前进行了规模较大的选拔。由于这是第一次由国人为主组织的远东运动会，很多人心里没底，因此在本届比赛前一年（1926年）的10月9日一10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联合外侨体育组织发起举办了第一届万国运动会，这届万国运动会举办的主要目的是为即将举办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积累经验，可以算成远东运动会的预演。说到万国运动会，还需要赘述几句，早在清光绪30年（1904年）就有“万国运动会”出现，与其相对应的还有“万国足球赛”、“万国篮球赛”等等比赛，这些比赛最初是纯粹的外侨之间的比赛，比赛有的是以国家为单位，有的是以运动队为单位，甚至还有的是以个人为单位，举办这些赛事的外国人大多喜欢在赛前前面冠以“万国”之名，以显其规模和地位，实际上比赛的水平均不高，可谓有名无实。1926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参与举办的万国运动会共举办了6届。

本届比赛上被爱好网球的“球王”李惠堂慧眼相中并从澳洲挖回国内的华侨林宝华以及侨居马来槟榔屿的邱飞海双双加盟中华网球队，此二人败菲克日，在中国代表团从来没有奢望拿到成绩的网球项目上大显神威，将网球锦标拿到手里。足球和排球项目也获得了锦标，这样中国和日本均获三锦标在手，根据规则，总锦标在冠军相等时以亚军多寡决定，这样，日本以多获得了一个足球比赛亚军而最终获得总锦标，中国第二，菲律宾第三。其实当时的三国体育现状，中国依然处于下风，靠本土作战，拿到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不易，拿田径来说，依然是日本人的天下，菲律宾也强于我国，游泳项目菲律宾第一，日本第二，在这两个大项中，中国竟无一人进入前三。田径项目在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上的惨败，使陈虚舟、周余愚等热爱田径的人士羞愧不已，决心发奋图强，成立了一支业余田径队，起先这支队伍叫做“虹口田径队”，后取“白虹贯日”之意改名为“白虹田径队”以图压倒日本，后刘长春、萧鼎华等田径高手也曾加入到白虹田径队。

为了和奥运会的举办时间相匹配，远东体育协会决定调整远东运动会的举办时问，将其放在奥运会举办间隙的偶数年举办，因此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以后，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定于1930年在日本举办，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于1934年在菲律宾举办。

第九届远东运动会之前的4月1日，在杭州召开了第四届全国运动会进行选拔，这届全运会是第一次由政府出面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因此场面上还是很壮观的，但是比赛成绩“出人意料之外，竞非常的恶劣”，全运会结束后，各优胜队被选定为远东运动会的中国队代表，在上海进行了一个月的集中训练。远东运动会开始后，《申报》在“教育消息”板块连续报导了这次比赛，并从大，会开幕日1930年5月24日开始设立“第九届远东运动大会特刊”专门报导本次比赛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中国队在三大球上具有绝对优势，因此队伍出发前国人幻想着可以借本届远运会打一场翻身仗，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同样“出人意料之外，竟非常的恶劣”，排球如愿夺得冠军，篮球却一场未胜，自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开始从未失手的足球也与日本战平，田径和游泳项目依然没有人进入前三。说到中日间的这场足球决赛，最能反映当时日本操纵比赛的状况，2010年我曾经在《中国体育》上写了一篇《八十年前的中日足球烽火》，文中详细描述了中日足球决赛一的情况，大意是：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实力上雄霸亚洲，在诸多方面均野心勃勃，意欲称霸。因而也很想在本土举办的运动运动会上让亚洲“称臣”，故而对本届比赛处心积虑地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其中典型的一幕出现在和中国队的那场足球比赛的决赛上。此时的中国队不仅拥有“亚洲球王”李惠堂，戴麟经、孙锦顺等也已经名声大振。因此赛前谁都没有把由东京和关西两地选拔出的日本队放在眼里，有报纸甚至在赛前分析日本足球队的实力时，还使用了“足球队幼稚无能竟妄想锦标”的标题。然而赛前李惠堂受伤无法上场，日本队又获得了裁判的“帮助”，最终和中国队踢成了3比3平，中国队员在场等待加时赛，而日本队却尽数离场，比赛竞以。平局收场，中日足球并列冠军。李惠堂客观评价了本场比赛：“今日之失败，其主因在裁判员之不公，次为我前方战将缺乏指导人才做敏捷之攻势，致阵法微乱，失，去莫大之机会数次”。

从这届远东运动会的比赛成绩看，日本队有着绝，对的优势，中国和菲律宾已经无法与之匹敌。此时的日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不再把亚洲诸国放在眼里，一年后，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扶持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了洲国，为了将洲国拉入远东运动会，日本处心积虑地实施了一些卑鄙的手段，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继而愤然退出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在举办了21年后寿终正寝，倒是真真切切地使“友邦惊诧”了一回，关于这个话题，请看下期《凋零的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