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情系中国林业

董必武在担任国家副主席期间，非常关心和重视林业发展，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倾注了大量心血。本文记述董必武抓植树造林的几件事，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特别是他在促进林业发展中的突出贡献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对林业始终是比较重视的。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就森林防火､植被更新､水土保持､营造防风防沙林等发出一系列指示，国家也制定了不少护林造林的法律法规。1956年，还提出“绿化祖国”的号召。各地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到荒山植树造林，我国的林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1958年的“”使林业成为了“重灾区”。各地大炼钢铁造成对森林的大量乱砍滥伐;化造成的林权混乱，使已有的树木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新造的幼林，因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植后无人管理，特别是后来又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多数都遭毁灭，保存下来的极少。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林业状况同国民经济的发展很不相适应。因此，迅速从根本上改变林业发展的落后状况，已成为国家一件极为紧迫的大事。

董必武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号召全国人民树立发展林业的紧迫感。他曾找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邓子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主动表示愿为植树造林分担些“补洞洞”的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敲敲边鼓，跑跑龙套。

1963年11月17日至12月3日，董必武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21日，在湖北小组会议上，他就林业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林业工作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1964年1月8日，董必武在湖北省召开的林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中国的林业要赶上像芬兰､瑞典这样的林业发达国家。”“现在是否可以提大办林业的口号呢?我认为现在完全可以提出这个口号。大办不是说今天干一下算了，而是要一直贯彻下去。我们要急起直追，赶上去，实现林业的现代化，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董必武在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的形势下，适时地提出了大办林业的口号，这对我国林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64年1月至3月，董必武在湖北､广东考察，这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关注林业，思考林业发展问题。他先后和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邓子恢等同志谈话，研究如何加快植树造林;他还给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广东湛江地委和广西科委负责人几次写信谈植树造林问题;在给武钢十三子弟小学和湖北当阳河溶中学的学生写信时也建议中､小学生积极种树。

董必武并没有停留在宣传口号上，还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和实现这些设想的措施､办法。5月，他返回北京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20日写成《关于植树造林的几点设想》，提出组织驻屯军队和全国学生植树造林的建议，这是一支宏大的集体力量，可以有计划地植树造林，消灭荒地荒山。“我想的是从花钱少､多办事，人民费工不多，有数字主管部门可以列入计划来考虑，效益是长期的，最短期的效益也在着手做了三年或五年才看得见。”

6月11日，董必武给张体学写了《植树造林工作应当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的长信，提出了提高认识､建立制度､制定规划､加强领导等系统的实施措施。信中指出:要建立各种制度，首先是确定林权。中共中央《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都有确定林权的规定，我们应当大力宣传，切实贯彻，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提高全国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二

1964年6月下旬至8月上旬，董必武不顾年老体弱，风尘仆仆，同等赴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等省区视察工作。视察期间，董必武对林业工作，高瞻远瞩，作了许多指示和谈话。

6月28日，董必武同等抵达河北承德。29日，听取承德负责人汇报林业工作后，董必武指出:公路､铁路两侧要植树。群众把公路､铁路两侧留的土地都种了庄稼，不对。应向群众讲清楚，划清楚，进行植树。动员农户利用农村空地，见缝插针，把空地都植起树来。要贯彻四自(自来､自育､自造､自用)政策。群众育苗，经费有困难，国家可以设法给予贷款;技术有困难，政府要帮助训练技术人员。他还提出:要动员军队造林，造林由地方选择设计，造后交地方管理。要发动学生造林，当地政府划出土地，包给学校，包造包管，将来有了收入归学校。关于林权问题，希望抓紧处理，权属确定后，随即发证，使群众安下心来。解决了林权问题，等于做了一件大事，为开展林业工作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森林采伐方面，我们基本上是集中大面积皆伐，董必武主张要改进采伐方式。1964年7月13日，､董必武一行视察东沙沟林场(采伐场)作业区时，指出:“采伐方式要很好地研究，不能采取大面积剃光头的办法，要考虑到森林后续资源，要做到永续采伐，越采越多，不能中断。”24日，在听取东北林业总局的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董必武又指出:“应根据资源情况具体计算，实行轮伐作业，并搞些农副业，亦林亦农，子子孙孙长期定居下去，这是国家的根本大计，要在这方面开辟一条路出来。”

针对木材利用不够合理，浪费很大的现象，董必武指出了许多节约木材､利用废材的好办法。7月19日，董必武到佳木斯参观造纸厂､木材加工厂､花厂时特别指出:造纸今后一定要设法利用枝丫废材，不能老是吃大原木。有些机器不适应，应该积极设法加以改装。搞刨花板是很好的，但目前厂子停产了。林业部要想办法，帮助提高技术，打开销路，坚决地搞下去。这是节约木材，利用废材的一条出路。利用枝丫废材可能成本高些，利润少些。但要算国家大账，不能光打企业内部的小算盘。

造林是林业的基础，要有长远规划，为子孙后代造福。8月9日，董必武找农垦部部长王震谈农垦地区的植树造林。董必武指出，农垦地区植树造林，要有一个长期计划。慢慢搞起来。国营农场应从现在开始着手种树，十年､二十年后就会有收益。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视察过程中，董必武看到植树造林搞得好的，就满心喜悦，就肯定赞扬;看到不好或需要改进的，就提改进建议，甚至进行尖锐批评。6月30日，､董必武一行从承德到赤峰，沿途看到不少人造林和防护林带，在赤峰市郊，还看到了固沙林场。董必武非常高兴，还写诗赞扬了赤峰的林业工作。

7月12日，在延吉市郊周围看到荒山秃岭，树木稀少。董必武就批评说:“那些荒山为什么不造林?”

近两个月的行程里，从城市到林区，从机关､工厂､学校､到军营，都记载着这位年近80的老革命家视察林业的坚实足迹和辛勤汗水，铭刻着这位共和国副主席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殷殷林业情，感人至深。

三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董必武继续当选为国家副主席。虽然年事已高，身上的担子有所减轻，但他“此身不惯闲无着”，仍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做工作。

1965年5月，董必武又一次踏上故土。在张体学的陪同下，前后用了8天，视察了漳河水库和四湖的排灌工程以及孝感､荆州､宜昌等地。他不顾旅途的劳累，视察后，5月14日，就江汉平原植树造林问题给张体学写信，针对公路两侧不少应成林带的空地，“希望公路局的同志在既得成绩的基础上分段考察，按实际情况逐年补植，公路经营，就会和林木经营打成一片了”。第二天，董必武又和省林业领导小组负责人等谈话，就植树造林中的育苗问题，长江防浪林，荒山荒地造林，组织部队､学生及农民造林，林权问题，造林工作中的宣传､领导､组织检查以及如何办好林业刊物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语重心长地说:“农村只要把山林权､劳动报酬､苗子等问题解决好了，社员是愿意栽树的。”这次视察，给湖北广大林业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

董必武是非常重视各地驻军配合地方开展植树造林的。董必武提出动员军队造林后，为推动各地驻军配合地方植树造林，他还亲自抓了烟台驻军陆军第二十六军的试点工作。在他的指示下，1964年冬至1965年春，部队植树造林数量､质量大大超过往年。1965年6月19日，在对陆军第二十六军党委关于植树造林情况报告的批示中，董必武肯定了该部植树造林的巨大成绩。经过试点，他总结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驻军与地方配合植树造林的经验，还提出了“植树造林，消灭荒地荒山，绿化大地，是后方驻军常年工作之一”的重要思想。董必武亲自总结的烟台驻军的典型经验，很快得到军队､林业部和地方政府的推广和落实。军队配合地方植树造林工作，如快速开展起来，大大推动了全国的植树造林工作。

董必武大力倡导公路两旁的植树工作。1965年7月，他在听取交通部公路工程管理局汇报一年来公路绿化情况后，指出:公路绿化造林，必须形成制度，作为各级交通公路部门长期的经常性的工作。“修了路不种树，路不算完成。”10月18日，交通部和林业部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公路绿化经验交流会，董必武又给会议发去贺词，希望公路绿化工作跨进一大步。

这年11月，董必武还为北京林学院题写了《植树诗――为北京林学院补壁》，阐述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号召加大植树造林力度。

1966年3月，全国林业会议在北京召开。董必武尽管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关于开展群众性植树造林的思想得到了会议的肯定，林权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3月上旬，董必武先后给陶铸和韦国清写信介绍烟台驻军配合地方植树造林的经验，同时出发到广西视察。在广西，听取林业部门的汇报后，他在讲话中将“绿化祖国”的口号前面加了“绿化家乡”，提出“绿化家乡，绿化祖国”的号召。强调造林工作要特别注意抓好“育苗”､“移栽”､“管理”三个环节，保证种一株活一株，种一片活一片。大大推动了广西全区造林工作。

离开广西后，董必武又来到湖北。与湖北省林业领导小组的同志进行座谈时，他指出，在植树造林工作中要解决山林权问题，要用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开展植树造林。他还告诫大家，任何工作，只有一般号召，不具体地去抓，效果不大，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4月5日，董必武接见出席湖北省林业会议的全体代表，鼓励大家要发动群众，开展植树造林。

1966年五六月间，党内､国内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董必武依然注视着林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