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日三国经济发达阶段服务业发展及其动因定量分析

摘要:通过投入产出法计量模型,对美国、英国、日本三国经济发达阶段服务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进行了历史数据的定量分析。分析表明,在所考察的期间内,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随时间序列而不断提高;以服务业中间需求率为判据,虽然呈现出国别差异,但三国消费者服务业比重各年份均高于生产者服务业比重,服务业中间需求率最高未超过45%;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但其提高幅度低于服务业增加值提高幅度。由此得出推论:进入经济发达阶段,三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因不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而是最终消费者服务业的发展。

关键词: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动因;定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154-04

引言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或某一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总量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与结构演进能力的提高。随着服务经济在发达国家的相继出现和全球范围内的崛起,吸引了众多学者对服务业及其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波特指出,服务业发展足以左右国家经济,许多服务业为国家经济带来了希望,不但能提供高的生产率,而且只需要花很短的时间[1]。Peter Wood(2005)从提高区域经济适应性角度,对服务在经济发展和创新中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区域,就是要着力提高经济适应性,一个转变体现在突出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影响,尤其是在创新中的核心作用[2]。吴敬琏(2005)将现代经济增长或者经济效率提高的源泉归纳为三点,即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发展和信息化[3]。

在论述服务业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的同时,众多学者从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分析服务业发展的动因。例如,Herbert G. Grubel 和Ichae A. Walker(1989)根据不同的需求和产出决定因素,将服务业分为消费服务、生产服务和政府服务三种类型。他们对加拿大及部分OECD国家1947-1984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加拿大、美国、日本、希腊、挪威和瑞典等国家生产服务业占本国名义GDP的份额在28%～33%之间,一般都占本国服务业名义GDP的一半以上。不过,上述国家消费服务与政府服务占本国(实际和名义) GDP的份额基本都在13%～18%的范围内。他们由此得出了“生产服务是服务业的最大组成部分,也是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的结论[4]。吴敬琏(2005)指出,“19世纪后期起先行工业化国家服务业,特别是从事制造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生产业异军突起,服务业很快就超过了整个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5]。黄少军对几个主要 OECD 国家 1970―1992 年服务业结构变化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间需求的服务比重上升对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贡献度达 65.4%,说明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服务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中间需求的生产业带动[6]。

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工业化先行国家,从“19世纪后期”到“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这一时期,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因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所引致的结果。那么,我们现在提出的问题是:(1)以人均收入为标准划分经济发展阶段,今天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工业化中后期,并迈入经济发达阶段,我们知道,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最终服务消费需求必然增加,那么,为满足这一需求而提供服务的消费者服务业理应不断发展,而且,在经济发达阶段,可能超过生产者服务业而成为服务业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显然,这与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2)如果说上述学者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那么,问题是否出在这一结论之所以得出的生产者服务业界定及其计量方法上?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关于生产者服务业的两种界定和计量方法,并进行比较分析;其次,按照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以美国、英国和日本(下文简称为“三国”)为例,选取经济发达阶段若干投入产出表为样本,利用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投入产出计量方法,进行历史数据的定量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和政策含义,为我国未来服务业发展及其内部结构调整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生产者服务业概念界定及计量方法

1.生产者服务业概念界定

生产者服务业是与直接满足最终需求的消费者服务业相对应,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提供服务这一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业。人们在相关研究中,形成了对生产者服务业界定的两种定义,即根据性质界定的内涵定义和根据行业划分的外延定义。

从相关文献看,国内外学者对生产者服务业的内涵定义,虽然在具体表述中各有不同,例如,就生产者服务供给者来说,有人仅仅将企业作为供给者,有人将企业、非赢利组织和政府均作为供给者;就生产者服务对象来说,有人认为其主要对象是商品生产者,有人认为是商品和服务生产者,有人还将政府管理作为其服务对象;就生产者服务所提供的内容上,有人只限于企业内部的生产活动环节所需的服务,有人拓展至流通领域的环节。

从性质上解释生产者服务业内涵的同时,依据生产者服务业所含行业划分,就形成了对生产者服务业的外延定义。从相关文献看,相较于内涵定义的具体表述各有不一,外延定义的分歧更大,远未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学者对生产者服务业所含行业划分,均采取人为列举的方法,只将几类服务行业划为生产者服务业。

2.生产者服务业计量方法

目前,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计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服务行业划分的方法(以下简称行业划分法),另一种是基于投入产出表的计量方法(以下简称投入产出法)。

行业划分法是目前最为常用的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计量方法,具体算法是先划定生产者服务业所包含的服务行业,然后,将各行业增加值累加。这一方法具有简便易行的优势,因为,可以直接依据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表而获得数据,而且,各国和地区每年均编制此表。但由于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按服务业的自然属性的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统计,不能反映按经济用途区分的生产者服务量和消费者服务量的比例。这就给基于行业划分的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计量,带来重大缺陷,因为,一方面,将所纳入的服务行业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份额也加入生产者服务中;另一方面,遗漏了其他服务行业为生产者所提供的服务份额。

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投入产出法的具体算法是,首先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服务行业的中间需求率,然后乘以服务行业的增加值,所得之积就是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从投入产出理论可知,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心是部门间的经济联系,并根据部门间经济联系进行综合平衡研究。通过某部门的中间需求率,就可以准确分离该部门产出中为其他各部门所提供的投入量。

一些学者研究表明[7][8],生产者服务业投入产出法计量方法虽然也存在一定的误差,但仍是一种较为准确的方法,尤其是与行业划分法相比,它不仅在数量上更为准确,而且,在生产者服务业质的规定性上更好地反映出它的内涵。

由此可见,凡是采用行业划分法,对生产者服务业计量的结果都是需要再三推敲的,凡是建立在这一结果之上的相关结论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

二、“三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和样本选取

1. “三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

关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库兹涅茨、钱纳里、罗斯托、贝尔等人均以人均收入为判据,作出了不同的划分。例如,库兹涅茨(中译本,1989)将1960年59个国家氛围八个组别,即将各国经济发展分为八个阶段;钱纳里等人(中译本,1995)从经济结构变动的角度,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初级产品阶段、工业化阶段和经济发达三个阶段和七个时期;罗斯托提出了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条件、起飞、成熟社会和高消费社会的经济发展五阶段理论;贝尔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分成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本文依据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及其经济结构特征,参考OECD的《Factbook2006》研究报告,和一些学者的研究[9][10],我们将美国、英国和日本经济发展阶段大致划分如下表。

2. “三国”投入产出表样本选取

依据上述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我们以“三国”经济发达阶段为研究区间,通过OECD网站,所选取的投入产出表样本包括:美国(1972―1997年)6个年份的样本、英国(1968―1998年)5个年份的样本、日本(1970―1997年)7个年份的样本。

三、“三国”经济发达阶段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变动定量描述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以增加值比重为指标,对“三国”经济发达阶段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变动进行定量分析。“三国”以及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以及内部结构比重如图1-4。

1.“三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变动

从图1-3可以看出,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972年已达62.1%,且逐年上升,达到1997年的72.5%,25年间,比重上升了10.4个百分点;英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968年为50.1%,且逐年上升,达到1998年的70.2%,30年间,比重上升了20.1个百分点;日本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上升,从1970年的50.1%上升到1997年的65.3%,27年间上升了15.2个百分点。

从上述数据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所考察的时期内,“三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均逐年上升;而且,随着一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较高水平,其上升幅度将下降。

2.“三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

从图1可以看出美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其中,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上升,从1972年19.95%,达到1997年的25.18%,25年间,比重上升了5.2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消费者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72年42.15%,达到1997年的47.32%,25年间,比重上升了5.17个百分点,提高幅度大致相同;在此期间,美国消费者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各年份均大于生产者服务业比重,大约是生产者服务业的2倍。

从图2可以看出,英国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968年为13.03%,且逐年上升,达到1998年的30.60%,30年间,比重上升了17.5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消费者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968年为37.07%,上升到1984年的42.15%,之后下降到1998年达到39.60%,生产者服务业比重提高幅度大于消费者服务业;在此期间,英国消费者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各年份均大于生产者服务业比重。

从图3可以看出,日本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先升后降,从1970年的22.16%上升到1990年的25.82%,后又降到1997年的22.88,27年间升降幅度不超过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消费者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970年为27.94%,1997年为42.42%,与生产者服务业比重变动不同,消费者服务业比重逐年上升,27年间,上升了14.48个百分点,日本消费者服务业比重提高幅度大于生产者服务业;在此期间,日本消费者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各年份均大于生产者服务业比重,从1970年多5个百分点,上升到1997年的将近2倍。

由上述数据分析表明,在所考察的时间内,“三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在不断上升;就服务业内部结构而言,消费者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均高于各年份的生产者服务业比重,最高年份达到2倍多,说明消费者服务业在该阶段是服务业中最大的组成部分;就提高幅度而言,呈现出国别差异,美国生产者服务业比重提供大致与消费者服务业持平,英国生产者服务业比重提高快于消费者服务业,而日本消费者服务业比重提高明显快于生产者服务业。因此,在“三国”处于经济发达阶段,服务业的发展主要是消费者服务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结果,至少在经济处于发达阶段是这样。

我们分析,之所以一些学者通过定量计算结果,得出生产者服务业是服务业中最大的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最快的部门这样类似的结论,其原因就是采用了行业划分的计量方法,诚如前面所述,如果不区分每一服务行业为生产者所提供的服务,和为消费者所提供服务的话,那么,通过人为划分的生产者服务业所含服务行业计量,自然可以得出如此的结论。可问题是,如果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也必然得出消费者服务业也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因为每一服务行业与服务业发展总体上是正相关的。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通过本文分析,我们得出以下两点基本结论:

第一,通过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两种计量方法比较,尽管行业划分法具有使用便利的优势,但由于这种人为划分的方法,既不能分离已划定服务行业中,为生产者所提供的服务份额和为最终消费者所提供的服务份额,同时又遗漏了其他服务行业为生产者所提供的服务份额,因此在计量上存在重大缺陷。而投入产出法,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偏差,但相比于前者,是一种较为准确的计量方法。目前,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结论,之所以值得进一步考证,原因就在于采用了行业划分法。

第二,通过投入产出法定量分析,“三国”进入经济发达阶段,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升,但随着比重上升到高位,其提升速度呈现出下降态势。从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看,“三国”经济发达阶段,其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因是消费者服务业的增长,而不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因为,尽管在提高幅度上表现出国别差异,但在我们所考察的时期内,“三国”各年份消费者服务业比重均高于生产者服务业比重,也就是说,“三国”经济发达阶段,服务业内部消费者服务业是最大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生产者服务业。

上述结论,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

首先,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我国应该高度重视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工作。我国自1974―1976年编制出第一张《1973年全国(61种产品)实物型投入产出表》以来,在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我们也看到,投入产出表的编制还存在时间间隔长、难以获取、质量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这不仅制约了投入产出分析的广泛应用,也影响着相关研究的进展。

其次,从图1-4可以看出,与“三国”上世纪60―70年代服务业发展相比,目前我国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相继出台了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但服务业多年来并未出现预期的高速增长,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没有显著提高。不仅如此,近些年,服务业还呈现出不升反降的现象。因此,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我国,要切实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第三,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型的我国,在服务业发展着力点和内部结构调整上,既要重视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作用,但不能过分强调其作用,而要坚持扩大服务的国内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并重的方针。从“三国”经济发达阶段看,消费者服务业已经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从图5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生产者服务业比重相对于服务业比重,与“三国”的差距要小得多,而且,我国服务业中为生产者所提供的服务份额大于为消费者所提供的份额。因此,在政策取向上,既要反映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又要谋划未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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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rvice development and its motiv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Japan economically advanced stage

YI Rui-han,ZHANG Zhen-gang

(Industry and commerce management college, South-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0,China)

Abstract: Measured by input-output model of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Japan, the thre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stage, the services and producer services development, and conducted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at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spection period, the proportion of GDP, value added services over time series continuously improved; to service the demand rate for the middle criterion, although the differences do not show to go abroad, but "three" consumer services sector, the proportion of the year were higher than the propor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service sectors did not demand the highest rate of more than 45%; producer services value added has shown increasing trend, but its increase rate lower than the margin of increase added value.

The resulting inference: to enter the economy developed stage, the three key drivers of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is not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but the final consumer service industry.

Key words:developed country;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motiv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