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事与小事

三件大事

1962年上半年有三件大事，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1958年开始的总路线、、所谓“三面红旗”造成的生产大破坏、全国饿死大量人民惨剧的教训。有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共七千零七十八人参加，故称“七千人大会”。是党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刘少奇做了主旨报告（当时已退居二线，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中央的领导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都做了自我批评。会议从1月11日开幕，原定1月30日闭幕。在讨论报告时，代表们发言激烈，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不少代表表示，还有很多话要说，故会议决定延长，以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把话讲完。

二是2月至3月，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会议和文艺界的几个会议，与会同志着重提出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等许多有关问题。当时主持会议的聂荣臻、陶铸等领导人都认为这些问题严重阻碍着知识分子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落实，需要妥善解决。他们向总理做了汇报。

十分重视，专程去了广州，3月2日向出席全国科学技术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等会议的同志做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从理论和历史上论述了我国知识分子的许多问题，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6日，副总理在会上做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陈老总说：“前天动身回北京时对我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全场气氛热烈欢欣。

三是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为近几年拔白旗、反右倾时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同志甄别。主要是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批判处分的绝大多数戴了帽或不戴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只有极少数人没有。可以说把反右倾运动一风吹了。还让这些受冤屈的同志开“神仙会”，叫作“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据说这在“七千人大会”中领导上就是这样提的，目的是发扬民主风气，让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我当时就是在人民出版社得以被甄别的幸运者之一。

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我是文化部系统最早被大会点名重点批判的两个人之一。最后受了行政撤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原来听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分子一样，都要。后来不知怎么在组织处理时，中央政策放宽了，一律不。而仅仅只过了三年，我们这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得救了。还让大家开会出气，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人民出版社有十来个像我这样的幸运者。

所以1962年上半年，是全国思想大解放，对广大知识分子做了充分肯定，出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宽松局面，民主气氛浓厚，大家高兴满意。

一件小事：为曾彦修的夭折

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当然会联想到，既然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同志得到了，那么反运动中受冤屈的同志理所当然地同样也应该得到甄别。而实际上中央领导人，除外，也确实想到了，并已经着手开始行动。

1957年的反运动是一场大灾难。所谓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消灭资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消灭一切不同意见，统一服从于一个人的思想意志。把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党风雨同舟的各派和广大知识分子置于敌对地位，使几十万具有独立思考宝贵精神的知识分子精英遭到了灭顶之灾。

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成堆的人民出版社是个“重灾区”，在文化部两个副部长张致祥、陈克寒的直接掌控指挥下，一连揪出了二十多个。人民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曾彦修原来是全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后来突然被打倒，他是在《人民日报》上被公开点名批判的第一个“党内”，全国闻名。列了他六条大罪状，什么、反苏……其实一条也不能成立。曾本人也多次向中央申诉过，所以他的情况上面都清楚。

1962年六七月间，国家机关党委有两位干部到人民出版社来，要调阅曾彦修的档案。接待他们的是人民出版社主管党务行政工作的副社长周保昌同志。

当时这两位同志明确对周保昌说，他们是奉刘主席之命，来调查了解曾彦修的问题的，准备为他甄别。关于改正分子的问题，中央领导人考虑在全国先找几个比较典型的人做试点，然后再铺开，曾彦修是其中的一个。

他们还说，这件事还不知道，所以你们要保密，千万不要外传。他们要先看看曾的档案材料，必要时还要找曾本人谈话了解（曾彦修此时已被贬去上海中华书局的辞海编辑所工作，不在北京）。

周保昌把此事报告了王子野社长，也秘密地告诉了我，我们都暗暗地为曾彦修高兴，觉得他的冤案终于有昭雪的一天了。

国家机关党委是国务院系统的，因此我们猜想肯定知道此事，也许这正是他和刘少奇主席共同商定的，只是还没有告诉。可能是他们想把这件事做得比较稳妥扎实一点之后再向他报告。如果最后能得到同意，就可以像甄别反右倾运动那样在全国把这一大批错划成的同志也改正过来，这将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大好事。

他们来了解曾彦修，是否还找了其他什么人做典型试点，我们就不清楚了。

国家机关党委这两位同志到人民出版社大约三四次，曾彦修的档案他们全部都看了，也和周保昌交换过意见，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曾见到过这两位同志，但不知他们的姓名，周保昌也没有告诉过我。

谁知有一天这两位同志惊慌失措、气急败坏地跑到人民出版社，找到了周保昌，当时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了。他们对周保昌说：不得了，出大事了！准备的事不知怎么给知道了。听说后一下子发了大火，暴跳如雷。说周围的人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过那么大的火，都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他们说，那天在他住的房间里怒气冲冲地来回走了好几圈，然后拿毛笔在一张旧报纸上写了七个大字：“你们想要干什么”，还在后面狠狠打了一个大问号。写完后气得把笔使劲摔到了地上，脸色难看极了，太可怕了。刘主席要他们立即停止一切有关活动，把外面办理此事的人赶紧都撤回来，就当完全没有这回事。

因此他们对周保昌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务必守口如瓶。说甄别这件事绝对不能再提了，万一有人到你们这里来查问，就说是来一般问问曾彦修的情况的，没有提出过其他任何问题，不然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就要倒大霉了。说完两人就慌慌张张地走了。

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了。心慌意乱的周保昌听说后有点不知所措，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了我这一切，并连声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发了大火，曾彦修这件事绝对不能再提了，绝对不能再提了。”

我当时年轻，太天真，脑子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只觉得中央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只有经过了才完全明白过来。

实际上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已经对刘少奇窝着一肚子火了。因为大会代表的所有批评显然是直接对着他的，在大量事实面前，他被迫做了自我批评，受了不少气，但不好发作。接着开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又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这些也都是针对他的纠左行动。他表面上隐忍了，但内心的怨气愤恨却愈来愈强烈，哪能容许再为，他终于震怒了，爆发了。恨不得把刘少奇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中，他的目的达到了。残酷的党内斗争，确实是太可怕了。

国家机关党委的两位同志，当时还来不及当面找曾彦修谈话，甄别的事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紧接着就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这之前的8月份，先在北戴河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毛多次大讲阶级斗争。他联系当时正批判苏联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强调现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说有人在全国刮起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斗争的同时，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倾向。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千万不能忘记。从现在起，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些思想言论正是他后来发动的先声。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国立即陷入了极左思潮的一片肃杀冷漠之中，把上半年那种宽松欢乐的气氛一扫而光。改正问题成了一大，人们噤若寒蝉。在没有离开人世以前，谁还敢再提。

一个人的意志操控了一切，我想这也正是这个大冤案何以拖了二十二年之久，一直到逝世三年以后的1979年，才在总书记的力争之下得以改正（还不是）的原因。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