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发现社会:四位经典社会学家的策略

摘 要：社会学的想像力是解决社会学学科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一种独特的分析视角和工具，这种想像力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有很好的呈现。对涂尔干、韦伯、齐美尔和帕累托等四位社会学家的代表作品进行分析，以发现他们的社会学想像力，着力探索他们如何从个人发现社会，运用什么样的概念发现社会，发现了什么样的社会。

关键词：社会学；想像力；社会力；社会行动；社会交往；剩余物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187-04

社会是社会学的“看家”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时常困扰着社会学学科的从业者，如何研究社会更是个问题。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在这些针对基本问题的论述中，米尔斯最引人注目，他把社会学的想像力作为“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关系的工具”（米尔斯，2008）。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的关系是社会学的使命，这种使命只有通过社会学的想像力才可以达到。米尔斯使用此术语的重要理由在于：经典的社会学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多地更生动地表现了这一心智品质。

本文将要论述到的四名经典社会学家分别是涂尔干、韦伯、齐美尔和帕累托，他们都自觉地在社会学学科的名义下分析，不仅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学方法论，而且成功地实践过了自己的方法论。社会学的想像力在于它能察其他学科所未见，它是一种的独特的分析视角，这种视角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

一、涂尔干：社会事实是“社会力”①的表达

涂尔干的社会学想像力在于他发现了社会事实，组成社会的不仅是一个个原子化的人，社会事实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涂尔干从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不得不在法国说法语、不得不对父母尽义务等小事中，发现了一些不由我们控制的“身不由己”力量―社会事实，这些社会事实才是社会学的专门研究对象。他给社会事实下过一个严格的定义：一切行为方式，不论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涂尔干，2011）。

在《自杀论》一书的序言中，涂尔干指出：如果没有社会就不可能有社会学，而如果只有个人就不可能有社会（涂尔干，2010）。涂尔干以社会事实的概念为社会学寻找到了成立的依据，也为社会的存在寻找到了依据。社会事实是一种“社会力”的表达。社会事实是一种约束个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个人之外，当你顺从它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压力，甚至会感到愉悦，而如果试图反抗它时，你就会感受到它的力量。我们可以将涂尔干的社会概念归纳如下：社会是由个人和“物”组成，这些物是社会事实，是指由集体确定的信仰等精神性的东西。

涂尔干为社会学找到了专门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并提出了一整套研究社会事实的方法。他对自杀率的研究为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提供了一个范本，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研究的是自杀率这个社会事实。在人们的常识中，自杀是一种非常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在什么时候自杀，因为遭受什么不幸自杀，这都是纯粹个人的事情，而且似乎是完全是心理作用的结果。但是涂尔干不这么看，因为涂尔干发现：不同社会的自杀人数都呈现出比较稳定的数量，各个社会只有在发生重大的社会动荡时，自杀率才会有所变化，这些都是通过统计资料呈现出来的（涂尔干，2010）。涂尔干把一个社会呈现出来的稳定的自杀率称为自杀倾向，即每个社会都有一部分人倾向于自杀（涂尔干，2010）。对于某个单个人的自杀来说，甚至很多完全相互矛盾的理由可以导致不同的人自杀，但是整个社会却显示出稳定的自杀倾向，这是个人的原因无法解释的。这种自杀倾向才是社会学范畴的专门研究对象。这种自杀倾向被涂尔干认为是“一种具有一定能量的集体力量”（涂尔干，2010）。每个社会或者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种自杀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群体所固有的，个人的倾向由此而来，而非集体倾向来自个人倾向。这确实是一个很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涂尔干指出，造成这种倾向的是利己主义、利他主义或反常等社会潮流，无精打采的忧郁、积极的自我牺牲或者恼人的厌倦等倾向都是这些潮流引起的后果（涂尔干，2010）。只有当这种集体倾向侵入个人时才促使他们去自杀。

涂尔干通过自杀率这个概念排除掉了个人意图等自杀原因，个人意志几乎不见了踪影，通过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和反常等社会潮流来解释自杀。对于一个社会中缘何总有一部分人不约而同的自杀，涂尔干给出了一种社会学的解释。这种解释并不关注一个人为什么自杀，而是想知道为什么在某一社会环境中，自杀率比其他地方更高或更低。

二、韦伯：不约而同的社会行动

社会学的想像力在韦伯这里体现为他从带有个人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入手发现一套社会运行的独特机制，这种独特的社会机制分析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分析中。从个人发现社会的议题在韦伯这里的体现是，从个人赋予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入手来解释重大的社会进程或是探究因果联系。与其说韦伯发现社会，不如说韦伯发现了一些重大事件的作用机制。韦伯十分重视个人意志，但是这种意志是不是他个人的，如加尔文教徒把自己当成上帝的工具，勤俭、禁欲，他并不是在执行自己的意志，而是在执行上帝的意志。在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社会行动，韦伯的社会行动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为，而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韦伯，2005）。韦伯的方法论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①即是因为韦伯重视人对行动赋予的主观意义，或者说个人的动机，他对因果联系的探索以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过程的分析是从人的行动入手的（杨善华、谢立中，2008）。韦伯并没有为我们展示一个完整的的世界图景，但是通过从社会行动入手的研究，他给出了一种独特的机制分析，尤其是他对于资本主义产生这一社会过程的解释。韦伯当时面临的环境是一个“论战”的环境，当时许多学者都在讨论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个问题。此外，韦伯的这个解释也与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对话。②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对资本主义兴起产生了给出一个严密的逻辑链条，这种机制分析也是社会学安身立命的一个重要基础。韦伯资本主义产生机制的分析正是社会学想象力的体现，其分析的逻辑起点是：文化观念决定经济行为，具体来说，就是具有宗教观念的宗教信徒如何采取一种目标合理行动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认为，基督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大的作用，在诸多新教教派中，韦伯重点论述了加尔文教。加尔文教的预定论使得该教的信徒产生了焦虑，因为能否得到救赎已为预定，他们如何判断上帝的意志呢？于是加尔文教徒便转向一种以世俗的事功来作为一种荣耀上帝的手段，他们奉行开源节流的方法，努力挣钱，并力行节俭，这样一种行动无疑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人只是荣耀上帝的工具（自觉的），或者还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具（不自觉的）。为荣耀上帝而奋斗，本是一种处于价值理性的行动，最后这些加尔文教信徒竟然不自觉地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工具，或许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些虔诚的加尔教徒为荣耀上帝而努力工作的一个未预料到的后果。

加尔文教徒执行的是不是自己的意志？如果说他们是把自己作为荣耀上帝的工具，我们可以说不是执行自己的意志。他们不约而同地开源节流的行动，源于他们的宗教观念，并且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韦伯从个人的社会行动入手发现的社会过程，也是他发现的社会。

三、齐美尔：抽象了的社会交往

在齐美尔这里，是通过社会交往的纯粹形式这个范畴来把不同的行为主体的特征（包括人）抽象掉，因为他注重的是不同的行为主体间相互作用方式。这种独特的抽象正是社会学的想像力的体现，例如，军事冲突和婚姻冲突中是基本类似的相互作用模式。所谓抽象，是指把这种形式中的主体的社会特征等忽略掉。因此，社会交往的纯粹形式是齐美尔独特眼光的发现，生活中社会交往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这些参与者有可能是不同的个人，可能是不同的组织，但是在齐美尔的眼中，这种交往形式都是一种相互作用方式。齐美尔把他的研究工作局限在他称之为“社会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一个范围，他认为“社会不过就是对因相互作用而联系起来的一群人的称呼”（科瑟，1990）。他主张抽象的研究社会内容，也就是研究纯粹的社会交往形式，这是一种思维的抽象，是对日常生活现象的一种加工，通过对具体现象的多方面观察，我们可以提取出一些社会交往的纯粹形式，这些形式从多种多样的的生活实际中提取、抽象出来，并且也有助于进一步观察社会生活。当然，每种社会现象中够包含着复杂的形式：合作和冲突、统治和服从、亲密和疏远，比如在婚姻关系和官僚体制中这些形式都可能发挥作用。由于在具体现象中，各种形式纠缠在一起，因此并没有任何一种形式是纯粹的（科瑟，1990）。齐美尔的社会交往的纯粹形式，关注的是行为主体间的不同相互作用方式，对这种社会交往的纯粹形式的研究能让我们对社会有更好的把握。这些社会交往的纯粹形式中看不见个人，但是事实上是个人都处在同其他人的相互联系中，这种相互联系对个人的行动产生了一种制约。

齐美尔认为，可以把经济交换当作一种相互作用的方式，《货币哲学》一书则指出，当货币交换形式取代了以前的实物交换形式时，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也就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现代社会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同任何商品交换，由于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它不受人的控制。货币本是经济领域的东西，但是却渗透到其他领域（科瑟，1990），包括美学领域、道德领域，比如，比如亲情，这种渗透可以用“一切向钱看”来形容，似乎任何物品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使得货币成为一种客观的尺度，使得不同物品之间质的差别成为一种量的差别（科瑟，1990）。这种所有物品都可以商品化的倾向则是一种更加纯粹的表现，所有本质上不同的东西，都可以抽象为货币。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齐美尔更清楚这句诗的内涵，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社会联系之中。齐美尔用它的社会交往的纯粹形式，为我们看社会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他看到了不同的社会交往的纯粹形式，他的眼中是一条条线段图，两个端点之间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一张社会的网。

四、帕累托：人类行动的“理饰”①

帕累托的社会学想像力在于他发现了人类的非逻辑行为，并用非逻辑行为和剩余物这两个概念解释了人类历史的演进。与韦伯相同的是，帕累托是以人的行为作为起点研究社会的。帕累托的独特眼光在于他发现人是一种喜爱或是擅长“理饰”的动物，所谓“理饰”就是用道理来“掩饰”，使人的行动看起来似乎是理性的、符合逻辑的。

所谓逻辑行为就是这种行为中，手段与目的以实际存在的联系为基础客观的联系着（帕累托，2001）。但是帕累托后来发现，人类社会中更多的是非逻辑行为，这种非逻辑行为才是人的独特的行动（科恩，1982），这种行动中人有一种“理饰”能力，即借助于似乎合乎逻辑的理论和论据来掩饰自己行动的理由。非逻辑行动的特征是，作出行动的人并不知道各种现象之间真正的联系，他们把目的与手段非逻辑地联系在一起，使用不相适应的手段去达到目的（科恩，1982）。这种非逻辑行为恐怕当事人并不以为他是非逻辑或非理性的，只是一个外在者的界定罢了。当然帕累托并没有讥笑人的这些非逻辑行为，这种非逻辑行为中人的“理饰”能力正是人类思维能力的表现（科恩，1982）。在为非逻辑行为寻找理由的过程中，帕累托发现了动机中不变的、稳定的因素和外在可变的表现形式：剩余物和派生物。

剩余物是人类固有的情感或情感的表现，是人们没有直接认识也不能间接认识的情感与表现和行为之间的中介物，主要是能导致推理的那些人的本能（阿隆，2005）。派生物是意识形态、信仰和理论一类的东西，是剩余物的证明物，是相对易变的成分，是个人用来掩饰或赋予一些本没有理性的主张或行为并以一种理性的外表的辩解知识体系（阿隆，2005）。

帕累托重点强调了两种剩余物，一种是结构的持久性，②一种是组合的本能，他用这两种剩余物来概括历史的活动（科恩，1982）。这两种剩余物在人性中一直都存在，只不过不同的人身上，占主导地位的剩余物的类别不同，根据不同的剩余物所占的主导地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倾向。前者表示维持和保存一次就形成的联系的倾向，代表着社会惰性的保守力量；后者则激励着人们建立体系，即驱使人们努力建立观念的伪逻辑联系它是一切社会变化的基础。前者代表守旧、保守；后者则代表革新和变化。被前者支配的人是社会的保守力量，代表的是秩序和暴力，是马基雅维利笔下的的狮子；被后者所支配的人则善于试验、改革、标新立异，代表的智力和创新，是马基雅维利笔下的狐狸（科恩，1982）。帕累托将精英划分为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两部分，统治精英就是由狐狸和狮子组成，有时候是狮子做主导，有时候是狐狸做主导，整个历史的运动过程就是狐狸和狮子的循环史（科恩，1982）。

至此，帕累托用非逻辑行为和剩余物两个小小的概念阐释了人类行为的“理饰”特征，也解释了人类历史运动这样的宏大问题，令人耳目一新。许多人类行为只是自己编造个理由欺骗自己，整个历史就是狮子和狐狸的循环史。

五、结语：作为一种独特视角的社会学想像力

四位处在社会学初创时期的社会学家，他们用自己独特的眼光，看到了不一样的社会，他们使用自己独特的概念把个人、社会和历史勾连起来，为我们理解我们自身及这个社会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这种想象力确是不可复制的，他们为我们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想像力的独特性虽然不可以复制，但是可以给人启发，四位经典社会学家已为我们从事社会学研究开辟了不同的路径，我们不能空入宝山，而应当沿着经典社会学家开辟的路子继续探索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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