憎恨形容词

最近读书习惯跳读，跳过成堆的描写和修饰，后又觉得浪费了可惜，惟恐遗漏了精华，便常在翻页时不舍地看一眼方才跳过的那些东西。于是这些东西也就成了鸡肋，让我陷入两难。那些搭在名词周围的形容词很可恶，读起来很轻很虚的感觉。记得那个写科幻的何夕在解释什么是伪科幻时说，把一个故事的科幻外衣剥去后发现作品毫发无损，情节能够照常展开主题能够照常表达，那么你可以认为这篇作品至少有点伪科幻的嫌疑。同理，我觉得把文章中的修饰都忽略掉后再去看，就会知道作者是否真的有话要说(有的文章剥去了这些后你会发现所剩无几)。毕竟作品表现的是作者的想法，前提是作者一定要有所想，要有倾诉欲望，把自己想到的东西告诉其他人。而某些为哗众取宠或是被动之下应付的文字，是绝没有重量的。如果一个文章不依靠某些词句，就能够表达或者表达得更好，那么完全可以不要这些词句，否则它们会成为阅读阻碍。写的时候想一想，把那些可能被读者跳过的地方删掉，也许更好。

我一直都不会用修辞，以前我不认识自己，看到别人都那么写我也牵强地做了很多修辞渲染硬塞进我的小说，结果弄得混乱不堪。现在终于知道自己擅长的是故事主体，而非技巧。我现在只是想把我的所知所感直白地表述出来，别无其他。毕竟，我写东西的目的就是把自己想到的告诉他人，其他任何与此无关的词句都是多余。

我也不会用语言和文字去描写感觉，我无法找到可以把感觉表述恰当的字眼，总是觉得不准确、不够完整，我喜欢那种一目了然的方式，对于一个表情，与其用语言去赘述，不如直接把一张脸摆在那，比什么都更能使人明白。我不喜欢20世纪以前的现实主义作品，主要是因为里面成堆的描写让我枯燥得发狂，我无法理解巴尔扎克为什么那么热衷用几百字的篇幅去描述礼服上的花边，如果可以，我宁愿直接配一张照片上去，呵呵。也许他这样做可以更详实真切，殊不知读者的感知已在他漫长的叙述中消磨掉了最初的震动。由此，我更佩服福楼拜，他的语言简练程度在那个时代是不可多得的，而且他想表达的东西用这些简练的语言也表现得很完整(不知道他自己是否这样认为)。到了20世纪，也有很多人懂得这种简洁流畅的表现手法，比如加缪，海明威，等等。20世纪的小说进步了很多，但我总觉得那些在重复了大量的技巧之后的20世纪小说缺少了一种亲切的东西，一种在你我之间自由展开和交流的东西。

前几天在书店看到傅译版《约翰・克里斯朵夫》，拿着它与译林的对比着看了几页，二者各自符合译者身处时代的语言习惯。傅雷凝练，从容。译林那版是谁译的我忘了，总之让我觉得汉语怎么随着时代的更替越来越显得拖沓?当然这倒很符合现在的语言形式，我们近代的作品愈发活跃的是形容词，样式眼花缭乱，搭配也变换多姿，看似文采斐然但细细品读却毫无内涵，给我的感觉就是空虚。某些很有重量的词汇在搭配了一堆修饰渲染后反而生硬得读不出味道。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偶然接触的刘亮程让我激动万分，他的文字夹杂着尘世风雨，一种朴素，泥泞的感觉。那的确是素描一样的文字，直接，迫近，真实，娓娓道来。余秋雨和史铁生的散文也很饱满，余秋雨有重心，他的确是有话要说，他也明确自己的文章要说什么，他用于表述的文字远远多于修饰――这看似简单，但我们平时在杂志报刊上见到的文章很少能做到的(某些文章纯粹是修饰词的堆砌)。而史铁生的情感丰盛得可以给每一个文字注入生命，使它们都有存在的理由，且存在得真挚而不虚伪。我认为情感是一切艺术的主体，技巧只是辅助，是手段，而非目的。我最初接触技巧时甚为痴迷，而现在，我看到那些为技巧而写的作品，只感觉生硬和空虚。好的作品在于是否能打动人(我的原句是“好的电影在于是否能打动人”，可见艺术形式是互通的)，如果读者在阅读前后丝毫没有感性的波动，我只想说这作品失败透了。单凭技术取胜的东西也会让人惊叹，但只能逞一时威风，技术是不断被后人刷新的，而情感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可现在很多人都忘却，忽视，或者尚未意识到这点，当年张艺谋造作的《十面埋伏》由于各种原因代替《可可西里》成为官方推荐的惟一参与奥斯卡角逐的作品。对于这样的事实我已经毫无评论的兴趣。只能为《可可西里》惋惜，我尊重、敬佩那种关于生存状况的现实的艺术作品)。

我想，在我们还不能把技巧玩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时，还是先学会表达自己，无论是故事，情感，还是思想，只要把真实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无论形式上多么浅薄，只要能让他人的心思有一点悸动，不管多少，都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