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卓新的安徽事安徽情

顾卓新，1977年6月至1982年3月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第二书记等职。2010年是他诞生100周年，作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笔者，回忆起他30年前在安徽工作的往事及他晚年的安徽情结，一切都历历在目，敬佩和怀念之情也油然而生。

省委核心领导成员

1977年6月，由于当时安徽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和加强安徽省委，调在“”后期整顿铁路秩序有功的铁道部长万里来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调曾任东北局书记处书记的顾卓新和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的赵守一任省委书记。6月22日下午，万里、顾卓新和同时在京参加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会议的省委书记李任之，省军区政委王文模、司令余光茂，十二军军长官峻亭一起乘坐中央派的专机飞抵合肥。第二天，赵守一也到达合肥。他们一到安徽，首先以雷厉风行的作风抓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在部队同志的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用不到一周时间，妥善地把“”中到安徽“支左”、当时仍留在地方的军队干部全部调回部队。接着发动全省干部群众深入揭批“”，解决“”遗留的派性问题，把有劣迹的帮派人物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同时把在“”中受冲击的领导干部重新安排使用。这样，各级领导班子建立健全起来了，全省的政治形势很快稳定下来，工作局面也就顺利打开了。《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头条刊发《安徽大步赶上来了》的长篇文章，赞扬安徽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随后，万里开始用主要精力关注情况严重的农村问题，省委、省革委会的日常工作交由顾卓新、赵守一主持。这种工作格局一直延续到1980年2月万里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3月赵守一调任副部长为止。在这近3年的时间里，以万里为首的省委工作有声有色、卓有成效。如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科技人才来安徽工作；重视科技教育，领导带头学科技；重视并提拔年轻干部到领导岗位等都收到了显著成效，并在全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安徽在全国率先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些熟悉这段历史的干部群众，至今仍将万里、顾卓新、赵守一这个当时的省委核心领导层，称作“万、顾、赵”。同时也对他们团结协力，有思想、有能力、有作为而心存敬意。顾卓新作为“万、顾、赵”中的一员，那时虽已年近70，但仍兢兢业业、日夜操劳，为安徽的社会进步、经济恢复发展贡献自己的才智，并以他敏锐的思想、广博的学识、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而受到大家的尊重。

坚决支持农业生产责任制

新华社资深记者张广友在《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一书中写道：“顾卓新支持包产到户最坚决”。顾卓新来安徽后，从有关材料及外地的反映中了解到，安徽一些地方的农民常年有出去逃荒要饭的情况，50年代末60年代初还饿死了很多人。1977年8月底，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周曰礼写了一份内部材料，以翔实的数字和触目惊心的事实，历数了浮夸风、瞎指挥以及生产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在农村造成的严重恶果。顾卓新看后思想上特别受震动，当即批示：“农村的情况很严重，不采取大的动作不能解决问题。建议省委搞几条意见，请万里同志考虑决定。”与此同时，他还看到滁县地委《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认为此报告很重要，问题讲得实在、具体、尖锐，措施也很有力，当即送万里看。万里高度重视这些材料和有关汇报，决心要拿出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和解决农村问题。万里身先士卒，带头下乡调研。同时他要求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王光宇布置周曰礼到滁县地区做专题调研，搞出一份解决农村问题的文件草稿。周曰礼等人经过调研，认真起草了文件，草稿送到省委。10月6日，顾卓新首先批示：“这个规定很好，文件也写得明确，可以考虑批转各地执行。”10月下旬，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和王光宇、周曰礼等拿着草稿，先后到肥东解集公社青春大队、长丰县吴山公社四里墩大队分别召开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座谈会，直接听取大家的意见。随后，草稿又经过多次征求意见修改，最后经省委常委会议逐字逐句讨论通过。1977年11月28日，中共安徽省委将修改稿以《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后简称为《省委六条》）下发。随着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在全省的贯彻执行，安徽农村改革的序幕从此拉开。

对于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在中央、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但是顾卓新始终坚定支持农村业已兴起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虽然邓小平1980年5月31日发表的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的谈话在领导干部中传开，但对安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仍未平息。主张包产到户的省委常委希望顾卓新能领头支持。他对此态度鲜明，一面在省委内部依据邓小平讲话精神继续据理力争，一面在实际工作中支持搞包产到户的地、市、县干部。9月初，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分组讨论会上，在谈到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争论问题时，顾卓新说，主要是如何看待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目的，改造和调整生产关系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评价一种生产关系或劳动组织形式，应以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本末倒置，老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而不强调发展生产力。农业生产责任制哪一种形式好，主要看效果，凡是能够增产、增收、增贡献的都可以，不要搞“一刀切”。9月后，中央连续下发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文件。这样，安徽的包产到户虽有反复，但还是坚持下来了。这对全国农村、农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记得顾卓新调回北京后，我陪他去中南海看望万里，老朋友见面，显得格外亲切。万里对顾卓新坚定支持安徽的生产责任制改革予以充分肯定。我想，当时在安徽工作的万里、顾卓新、赵守一等省委领导同志，他们都是安徽农村改革的发起人。特别是后期，安徽的生产责任制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折腾和反复，顾卓新旗帜鲜明的坚持，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有胆有识 促科教文化事业发展

在安徽的近5年时间里，顾卓新有胆有识，始终重视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尊重关心人才，不辞辛劳地为安徽的经济社会发展办实事、好事。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在“”结束后不久、国家百废待兴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作为安徽代表团团长的顾卓新，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有的人至今还心有余悸，不敢抓生产，不敢抓科研，怕别人说他走回头路。有的领导人对科技人员很不关心，很少接近，同科技人员之交淡于水。现在有一种说法，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翘什么？受压抑十几年了，刚开了笑脸，有了点模样，怎么能说翘尾巴呢？现在主要问题不是这个，而是如何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他们的工作创造条件。”他还说，“党委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要真心实意，不要打官腔”。为此，他提出：“要继续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凡是大学毕业、有专长的一律恢复干部身份，归人事局管；用非所学的，尽快调整，做到人尽其才。”他还当众表态：“凡是外省科技人员愿意来我省的，只要是需要的，同意调进，不受户口、编制的限制；只要是科研需要，又有可能，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他的这个谈话在《人民日报》上刊出后，对全国都有影响。很多人来信询问，有的要求来安徽工作。后来确实调进不少。

全国科学大会后，根据顾卓新的提议，安徽省委在全国率先举办了领导干部科技讲座。1978年4月14日，顾卓新亲自主持了在省委小礼堂举行的第一次省直厅局以上领导干部科技讲座。在省委的带动下，全省掀起了学科学、讲科学的新风。为此，新华社7月26日发了专题报道《安徽掀起“科学热”》。

安徽有一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飞机专家丁善懿，被打成，下放农村劳动20年。顾卓新派了一辆小轿车，把他从农村接到城里，并立即对他的工作和生活作了安排。蒙城有一个育种专家丁震亚，给省委写信反映他做科研的情况和碰到的问题，顾卓新看到后作了批示，并要求安徽日报社派记者去调查采访。后来，《安徽日报》上刊登了丁震亚事迹的长篇报道。这件事对科技人员鼓舞很大。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杨承宗向时任中共合肥市委书记的郑锐提出，想创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杨承宗征询顾卓新的意见，顾卓新当即表示大力支持，并为杨承宗创办的合肥联合大学题写了校名。1980年10月11日，在这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他深情地说：“合肥联大这样的办学方式是大有可为的。当前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广开学路，改变过去在教育方面统得太死、卡得太紧的现象，不能抱残守缺，不能压抑人才。”并为之题词：“乐育英才，为国争光，大有作为，大有希望。”

“”结束后，科大的部分师生员工扎根合肥的思想不够稳定，希望迁返北京。对此，万里、顾卓新他们做了不少稳定工作。他们几次去科大调研视察，对科大举办少年班等教育改革实践给予支持。科大有师生、员工反映伙食不好、行政管理不善。他们了解属实后，即商调老商业厅厅长到该校任后勤副校长，使行政管理和伙食很快得到改善。科大建立电子同步辐射加速器，长达几百米的环形磁铁解决不了。顾卓新亲自布置，由马钢公司选派专家试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获成功，加速器建立起来了。此外，对科大的征地、基建等问题，顾卓新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他还几次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等领导共同讨论加强合肥科教基地建设问题。

顾卓新对宣传理论工作也十分重视，在他的直接关心支持下，1979年下半年，安徽省综合性社会科学刊物《江淮论坛》创刊，他高兴地为之书写了刊名，《江淮论坛》首期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当年9月3日在省委召开的继续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年浩劫，安徽文化界也是重灾区，一批老革命、老党员和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几乎都成了被打倒的对象。1978年，“”结束后，文化界也迎来了春天。顾卓新十分欣喜，因为他对文化事业有着非比寻常的热爱。那一年，全省书画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安徽书画院成立，并举办了书画展。顾卓新和万里、袁振、胡开明等省委领导仔细观看品评作品，热情鼓励新老作者用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他高兴地说：“我省今年小麦、油菜丰收，这里的书画也丰收。安徽书画史上人才辈出，扬州八怪里就有安徽老乡”。他还当场挥毫，用草书体书写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以贺盛会。省委领导的亲切关怀，使韩美林、萧龙士、孔小瑜等书画家们备受鼓舞，激起旺盛的创作热情。

1981年3月，顾卓新翻阅了省文联主办的第一期《清明》杂志，感到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他亲自给主编陈登科写信提出具体意见，并指出《清明》要做到“明朗高洁”，还保证对文艺继续放手，决不过多干涉。顾卓新对文艺事业的殷殷关切之情令陈登科等深受感动。

顾卓新曾任国家计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8年之久，在东北局也分管过工业经济，所以他对经济理论、工业发展都很熟悉。到安徽后，他感到安徽的重工业和原材料工业还有些基础，但轻纺工业、地方工业很薄弱，于是他着力抓住这一点，加大对轻纺工业的投资、贷款，还拿出仅有的外汇进口关键设备和原材料，使轻纺工业有了明显的提升。如他支持省新华印刷厂进口德国的电子分色机、四色机等设备后，该厂的产品档次和质量上了大台阶。他还抓了电子工业，使电子工业产值3年里由5000万元增长到5亿元。

历史上，淮北地区群众的食物构成中，山芋占的比重很大，顾卓新来安徽后就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征询了有关专家意见，认为淮北地区粮食生产应主攻小麦。由此他还考虑，省委应统筹此类事关全局课题的研究。于是他建议调熟悉省情并有调研能力的欧远方到省委任副秘书长，分管这方面的工作，淮北地区主攻小麦的课题也就交由欧远方办理。后来，省委发出了[1980]110号文件,提出了淮北主攻小麦的有关政策措施。

顾卓新在安徽的工作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肯定。1982年4月3日，在接见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成员时说：“顾卓新思想水平高，工作有能力，这几年工作很有成绩。”

勤奋学习 严格要求的典范

读书是顾卓新一生最大的爱好。他曾对我说过，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十分热衷于理论书籍的阅读。1930年初，他考取北大经济系。在校期间，他是中共北大支部书记，但他对学习仍抓得很紧，特别对政治经济学有兴趣。当时《资本论》还没有中译本，他从北大图书馆借了英文本来阅读。他还翻译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英文本，在几位朋友中传读。1932年7月，他在上海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组织的“支援十九路军及东北义勇军抗日，反对淞沪停战协定”动员大会时被捕。在狱中，他坚持组织政治理论学习，发动难友中的知识分子，学英语、读理论书籍。在“”期间受到打击迫害时，他仍利用一切机会看书学习，还翻译了克劳塞维茨著的《战争论》，后来该书于1997年正式出版。

顾卓新称得上是个学者型的领导干部。他平时手不释卷，读的书涉及面广，特别关注国内外的最新理论动态和政治经济信息，并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进行思考和运用。他思路清晰、记忆力超群，讲话、作报告除人大、政协大会的主报告外，都不用他人准备。他自己思考列提纲，讲话的针对性、思想性、逻辑性都比较强，过后有关部门如需刊印，依据录音整理即可成文。如他1978年11月在省直机关干部会上所作的关于访问联邦德国、法国的报告和1981年4月在省政协学会上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的报告，都是他自己思考准备的。报告对当时省直机关干部解放思想、开阔眼界很有启发帮助。

我在顾卓新身边工作，深知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到基层调研，都是轻车简从，他和司机齐应有、警卫高夏及我一起4人一车。他带头严格执行省委的有关接待规定，廉洁自律。在同志交往上，他说党内还是互称同志好，所以那几年，我也养成了不管见到多大领导都称同志的习惯。他和赵守一情谊很深，我记得赵守一调去北京时，顾卓新跟老伴肖明自己出钱，请省委小食堂包了一顿饺子送到赵守一家，以此表达饯行之意。他对人对事讲究实事求是，特别反感“拍肩膀”之类的庸俗之气。他性格刚直，对工作要求严格。我记得他主持省委常委会议或省革委会主任办公会议时，都要求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来参会，没有特殊情况不准带“二排议员”（即副职）来汇报。如汇报时，有关单位负责同志说不清情况，当场就要受到他严厉批评。因此，那时不少领导同志都有些敬畏他，但他是光明磊落的，没什么私心。他常说党员就要像党员样子，领导就要像领导样子，你自己不像样子就没资格去教育人批评人。他以身作则，对自己的家属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他的几个子女都很本分，在普通岗位上努力勤奋工作。

一心想着百姓 关心安徽发展

顾卓新父母早逝，从小就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浓烈深厚。劳动人民的可贵品质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对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非常重视。1978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天气突然变冷，还下着雨，顾卓新得知省委来访接待室和省革委会接待站里聚集着不少上访群众，就连夜赶到现场，细心询问上访人员情况，嘘寒问暖，同他们亲切谈心。当上访群众得知深夜冒雨来看望他们的人竟是省委书记时，人人心情激动。当晚，顾卓新召集省委、省革委会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开会。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对上访群众不能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目前天气冷了，要迅速解决他们的住宿、吃饭问题。”他还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提高办理效率，对上访群众不能只空谈，而要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更不允许一级推一级，一推了事。对来信来访较多的地方，对涉及面较广的大案，可以抽人上来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共同处理，也可以派人下去帮助处理。对来信中反映的一些重大问题，要及时地、果断地加以解决，避免往返行文，久拖不决。会议结束时，已是凌晨时分了。此后，顾卓新将自己的党员组织关系放在办公厅处党支部，以便经常听取处同志关于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情况反映，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解决困难和问题。

1980年7月，定远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洪灾，池河两岸不少村庄被洪水围困，顾卓新得知这一情况后，不顾天气炎热和自己年高体弱，一路颠簸，亲自前往受灾严重的池河流域。他深情地对正在抗洪的干部群众说：“我年龄大了，抗洪帮不上忙了，你们辛苦了，向你们表示慰问！”他又恳切地对王郁昭、陆子修等地县干部说：“我是来给你们鼓劲的。包产到户要经得起灾害考验，希望你们把抗洪救灾工作做好。”他还乘上一条小船，带着我们到村庄、地头查看灾情。视察中，他再三叮嘱：池河要根治，江淮分水岭的旱涝灾害不除，老百姓就不会富裕。当地干部群众看到这样一位满头白发的省委领导，与受灾百姓一起抗洪，说话那么平和亲切，无不为之感动。

1982年4月，顾卓新调往北京，退居二线，但仍承担中央交办的工作。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当时安徽省有的地方或有关部门为建设项目需到国家计委等主管部门立项，如马钢高速线材厂等，有关负责同志到北京找到他，希望帮助疏通关系等，他都热心接待并给予支持。我如去北京出差，总要去看看他。每次见到他，他总要问我，安徽近来的发展怎么样？人民生活现在怎样？还常回忆起以前的点点滴滴，回忆起安徽的山山水水，回忆起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我听省里的一些负责同志说，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参会的省负责同志都会抽时间去看望他们这些老同志，而每次在顾卓新处的时间都要长些，因为顾卓新问得多也说得多，言谈间充分流露出他对安徽人民的浓浓感情和对安徽这片土地的深深热爱。1991年夏天，安徽省淮河、滁河、巢湖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当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为顾卓新在北京的居所装修，他对国管局的同志说：我的房子就不要装修了，能否把省下的钱捐给安徽灾区。记得2002年初，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我去看望他，他还嘱咐我，下次有机会来北京，带些安徽近期的资料给他。令我意外和悲痛的是，在这年的3月1日，顾卓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顾卓新革命生涯长达70多年，一生工作过的地方很多，但我知道他晚年的安徽情结最重，对安徽的关切最深。我想，如果他今天还健在，他一定会为现在安徽日新月异的发展而备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