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工人运动领导人朱少连

朱少连，1887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县竹花乡（今曲兰乡湘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04年进入衡阳城里一所中学读书，随后考上了湖北铁路学校。1912年，他在铁路学校结业，被分配到株萍铁路实习，之后当上了火车司机，成为我国早期有文化的铁路工人之一。

面见和李立三

受命组织工人俱乐部

1921年，朱少连被提升为株萍铁路管理局行车部总司机，他的妻子黄琼英带着孩子从衡阳老家迁来江西萍乡，他们一家在安源镇牛角坡租住一间房子。一天，经老工人杨连秋引荐，朱少连在安源镇的刘和盛小饭店，第一次见到了来安源考察的和李立三。这次见面使他十分高兴，当即要求来安源，帮助大伙赶走欺压工人的安源煤矿总监工王鸿卿（外号“王三胡子”）及其干儿子“石七麻子”，并历数了“王三胡子”和“石七麻子”等人横行霸道的罪行。

、李立三与朱少连一起谈到深夜，讲了许多工人求解放的道理，朱少连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第二天，等人乘车返回湖南，临行时对朱少连说：“不久就会有人来安源帮助你们工作，只要把工友们团结起来，提高觉悟，事情就好办了。”

10多天后，李立三来到安源开展工作。朱少连协助李立三很快就办起了平民学校。平民学校附设工人补习班，吸收工人夜晚上课，朱少连参加校务委员会，积极发动路局工人和煤矿工人来校学习。

那时，住在长沙清水塘，担任中共湖南支部（后为湘区委员会）书记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李立三常叫朱少连利用跑车的机会，去清水塘向汇报安源的工作情况。也常让朱少连把《新青年》、《工人周刊》等进步刊物带回安源。

1922年2月，李立三在安源发展了朱少连等6名工人入党，建立了全国产业工人的第一个党支部。

党支部成立以后，朱少连立即与支部书记李立三商量组织工人结成团体的事。1922年3月16日至4月16日，党支部先后召集积极分子开了第三次筹备会议，确定团体的名字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并把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都组织到一块，推选出李立三为工人俱乐部的筹备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还选出评议干事7人。

俱乐部成立以后，如何才能扩大俱乐部在工人中的影响，发展更多的工人参加到俱乐部中来？朱少连认为必须帮助工人解决一些切身利益问题。他找李立三商量说：“假如我们能在经济上帮助工人解决一些困难，一定要比在口头上说俱乐部如何好，会有效得多。”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干事会上，李立三提议立即着手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让会员能买到一些便宜的物品，减少商人的中间剥削。根据干事会的决定，参加俱乐部的工人每人拿5角钱作股本，办起了小型消费合作社。门市部暂设在俱乐部内，朱少连兼任工人消费合作社副总经理。

合作社1922年7月份开门营业，由于商品齐全，价格低廉，工人个个说好。加入俱乐部的人数迅速增多，在册会员一下子增加到700多人。

1922年7月30日，朱少连受党组织的委派，来到株洲转运局。通过多方串连发动，9月23日株洲工人俱乐部也正式成立了，定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分部。至此，萍、株两地路矿工人都有了自己的组织。朱少连在团结教育工人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钱收买未能动摇

工人运动山雨欲来

1922年7月，湖北汉阳铁厂工人因资本家用武力强迫解散工人俱乐部，掀起了全厂大罢工并获得胜利。消息传到安源，工人们大受鼓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趁机向工友宣告：“俱乐部之宗旨，是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和痛苦。”这样，入会的工人越来越多，俱乐部的声势一天天壮大。

路矿当局十分着急，想方设法要控制、解散这个组织。但鉴于汉阳铁厂因封闭俱乐部引起了罢工，他们不敢轻易动武。掌握矿局实权的副矿长舒楚生，便想用重金收买俱乐部的领导人。一天，舒楚生满面堆笑，亲赴俱乐部对朱少连说，当局打算调出一所上等房子给俱乐部办公，并愿意给俱乐部办事人员一大笔津贴。当即遭到朱少连义正词严的拒绝。舒楚生自讨没趣，十分气恼地走了。

舒楚生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并不死心。他了解到路局职员徐海波是朱少连的老同学，便同路局机务处长商量，叫徐海波去做朱少连的工作。9月7日，徐海波怀揣300块银圆，来到俱乐部小房子里，见到朱少连，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把路矿当局已经注意俱乐部的事情讲了一番，并说：“看在好友份上，愿以300块银圆相赠，请不要再替俱乐部办事了。”

朱少连听了极为生气，认为这是对他极大的污辱，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你别胡说了，你以老同学的身份来这里玩玩，我欢迎。要是来替路矿当局做说客，那就莫怪我不讲情面了！我朱少连秉光明正大之宗旨，做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说着，把手向门外一指：“请吧!”

徐海波碰了个大钉子，红着脸悻悻而退。

路矿当局阴谋未逞，便诬蔑俱乐部是“乱党机关”，呈请萍乡县署正式出面，“训令”俱乐部自行停闭，并驱逐朱少连出境。工人们闻讯极为愤慨，马上召集俱乐部工人代表开会，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采取强硬的罢工斗争，来对付路矿当局。

此时，粤汉铁路罢工的消息也传到安源，对工人的鼓舞更大。路矿当局害怕工人闹事，便向俱乐部提出不将县署“训令”公开，并表示愿意前往疏通，保护俱乐部。朱少连等趁此时机，向路矿两局提出三项条件：一、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二、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200元；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7日内发清。此条件须于两日内完全答复，否则即行罢工。

9月11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派刘少奇来安源参加罢工斗争的领导工作。朱少连闻讯，赶往株洲把刘少奇接到安源。

12日晚，在李立三主持下，党支部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具体部署罢工事宜。会上，朱少连宣读了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关于支持工人罢工的来函。

在信中指出，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依靠工人坚强的团结和顽强的斗志，同时，要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来函说：“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伏。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声援!”

这些来函给朱少连和工友们以极大的鼓舞。会议经过讨论，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朱少连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全权代表。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点燃积压工人心中火

1922年9月13日晚12时，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了。朱少连指挥安源车站的火车房，首先鸣响汽笛。与此同时，他把事先拟好的《罢工宣言》，以及向路矿当局提出的17个条件四处张贴。宣言“哀而动人，言简意明”，其中写道：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啊!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啊！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啊！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啊!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啊！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做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做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大罢工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得到了兄弟组织的声援和全社会人士的广泛同情。路矿当局慌了手脚，向赣西镇守使署、萍乡县署和上海总公司连发了3份所谓“乱党造反”的告急电报。接着，又使出了各种阴谋手段，破坏罢工。

矿长李镜澄一面假意表示愿意派代表与俱乐部接洽，一面指使总监工王涵卿召开路矿两局包工头的紧急会议，布置各包工头动员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的工人去上班，叫喊“凡入窿者，即使不做工，亦照常发给工资。”工人监察队对此早有准备，使路矿当局的阴谋未能得逞。路矿当局又以重金雇佣军警来矿镇压。

15日上午，赣西镇守使肖安国宣布安源为“特别区”，派旅长李鸿程任司令，带领军队从萍乡开到安源。工人一见，群起反抗，数千工人冒死冲入俱乐部，把军队赶了出去。

朱少连与刘少奇商量，组织宣传队向军队宣讲工人罢工的道理，指出：工人罢工，是由于受资本家、工头的压迫剥削太重，无法生活。你们当兵的，也多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工人、农民、士兵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苦同胞，你们不要受骗，应该同情罢工。

通过宣讲以后，士兵们都各自散了，有的还说：“我们都是外地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的事！我们不过是两块钱一天请来的呀！”就这样，武力镇压的阴谋也破产了。

武力解决不行，路矿当局于是发出请帖，说是“由路矿两局代表同李能至（即李立三）去商会谈判”。朱少连带领几个工人陪同李立三到达商会的会议室后，见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酒肴和一捆捆用红纸包好的银洋。

李立三严正指出：“要谈，就把工人提出的17条摆到桌上来谈，想用这种行贿的办法，那是把谈判的题目弄错了！”

朱少连斩钉截铁地说：“不承认条件，便没有说话的余地!”

路矿当局慑于工人的强大力量，惟恐不能保住数百万的产业，在商会及地方绅士的请求下，不得不同意实行调和，磋商条件。

17日晚，朱少连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代表13000多名工人，在坚持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原则下，同路矿代表、安源镇商会、地方绅士等进行磋商，将17项条件简缩为13条。

18日早晨，路矿当局终于在条约上签了字。为期5天的安源大罢工，至此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反动军阀反扑工人运动

革命形势暂时转入低潮

1925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呈现出风起云涌的形势。5月1日，朱少连与刘少奇、李立三等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上通过了30多个决议，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朱少连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9月，汉冶萍公司总经理、大资本家盛恩颐窜来安源，暗中勾结湘赣两省军阀，谋划用武力镇压安源的工人运动。9月20日深夜，李鸿程率领军阀部队开进安源，包围了工人俱乐部，断绝所有交通，对俱乐部、学校、合作社和工人餐宿处进行大搜捕、大抢劫。

这时候，朱少连已离开俱乐部回到家里，刚入睡就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惊醒。居住在俱乐部后面的铁路工人家属陈大妈，以借米为由跑来送信，告知俱乐部、夜校、合作社等机关均已被围，敌人正在大肆抓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和一些工作人员都被捕了。

朱少连闻讯，心急如焚，要去抢救。陈大妈一把拖住他说：“敌人正要抓你，你去不是自投罗网吗?还不快走！等以后再设法救他们嘛！”

说着，陈大妈就把他带到后山一个姓易的工人家里。朱少连离开不久，敌人就进了他家的门，见他不在，便将他妻子打倒在地，限第二天交出人来。

第二天天未亮，陈大妈的儿子和姓易的工人，掩护着打扮成农民模样的朱少连，从后山绕道离开萍乡。

俱乐部遭破坏后，安源工人运动受到极大的摧残。朱少连根据党组织安排，组织一部分工人去广州学习和参加革命军，一部分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

1926年3月16日，朱少连在醴陵阳三石又组织了株萍铁路总工会，他被选为总工会主任。

1926年5月1日，朱少连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上作了《安源路矿工人之奋斗》的发言，向大会报告了工人俱乐部受到反动势力摧残的情况。他说：“5年前的‘五一’节，株萍铁路工人与萍乡煤矿工人合组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于是日成立，此后以很幼稚的组织，处于很恶劣的环境，竟能奋斗3年，颇著成效，不幸经‘五卅’惨案之余波，忽被武力摧残了！牺牲了我们的领导者――黄静源同志及战士3人，劫抢并毁坏了我们的建设事业――消费合作社、学校、图书馆、旬刊社……等机关，驱逐了我们的战士13000多人，使之受失业的痛苦和恐慌。”

接着，朱少连讲了“失败的原因”、“失败时的情形”、“失败后的各方面”等3个问题。最后，他说：“综观以上情形，我们一面看出敌人的罪恶，一面也应注意并纠正自己的缺点，即工会的内部组织不能完全公开，应付的策略要十分确当!这是我们所得的教训。此后我们要努力于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及其走狗工贼的工作。我们应为死者复仇！我们要求解决失业问题!我们要恢复保障我们利益的工人俱乐部！”

北伐军赶走反动军阀

工人运动又风起云涌

1926年8月，朱少连代表株萍铁路工人，向国民革命军总部请愿，要求发放工人欠饷。9月6日，北伐军从湖南进入江西，到达萍乡，赶跑了军阀部队。9月10日，朱少连与俱乐部干部刘昌炎、周怀德等一道回到安源，安源工人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朱少连到达安源后，立即把工人组织起来，包围矿局办公大楼，把那些一贯欺压工人及帮助军阀屠杀工人的反动分子抓来作了处理。随后召开了有27个工农团体和23000多名群众参加的俱乐部恢复大会，成立了萍矿总工会。工人秘密保存的俱乐部大旗重新飘扬在安源上空，俱乐部门前牌坊上写着“也有今天”4个大字。党在安源成立了地委，工人运动又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10月16日，安源路矿工人为纪念黄静源烈士牺牲一周年，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少连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在黄静源烈士殉难处竖立起高大的纪念碑，朱少连亲笔撰书“静源同志事略”的石刻碑文，记述了黄静源烈士英勇牺牲的感人事迹，表达了安源工人继承烈士遗志的革命信念。

1926年12月，朱少连代表萍矿总工会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并作了《萍矿总工会工作报告》。

1927年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血腥的“马日事变”。朱少连、刘昌炎以安源工人纠察队为骨干，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武装队伍，准备参加农军进攻长沙的战斗。工人武装和农军队伍到达易家湾时，与许克祥的反动军队相遇，发生激战，打死敌人连长2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10余枝。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朱少连只得把工人武装撤回安源。

6月11日晚上，地主武装分4路乘夜袭击安源，被安源工人武装打退后，又改取围困的办法，将安源团团围住，断绝了路矿工人的粮食、蔬菜供应，并不时对工人武装进行突然袭击。

朱少连、程昌仁采取“小股解决”、“重点突破”的战法对付敌人。对于前来骚扰的小股敌人，他们指挥工人武装与之搏斗，速战速决。工人武装枪支弹药不足，朱少连组织大家用矿上炸岩石的炸药，放进铁砂、铁钉、瓷渣、玻璃碎片等物，装上雷管、引线，制成简易手榴弹，响声大、杀伤力强，打得敌人惊恐万状。朱少连乘机派铁路工人开火车冲出包围，到丹江等地，并从大土豪家里搞回稻谷，分给工人兄弟，解决路矿工人的粮食问题。

地主武装对安源久攻不克，军心开始动摇，朱少连等决定加强政治攻势。他一边命令战士们对俘虏实行宽待政策，向他们进行工农是一家人的教育，一边组织工人武装利用战斗空隙，向敌方高声喊话：“我们工农都是劳苦人民，同是受压迫的穷兄弟，不要为地主土豪卖命!”敌人的士气更加低落，开小差的日渐增多。

安源被围困17天后，醴陵县的农民自卫军前来支援，地主武装被迫撤退。一场艰苦的保卫战斗，终以安源工人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举行起义不幸失败

受骗回安源被捕罹难

1927年“八七”会议后，朱少连受“整理汉冶萍委员会”之委派，以株洲转运局长的名义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9月初，从长沙到株洲，会见了朱少连，随后便去安源张家湾，召开有秋收起义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对起义进行具体部署。

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颁发了《关于秋收起义的命令》，任命朱少连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朱少连在株洲与袁德生、蒋长卿等人迅速组织工农起义队伍，以运煤工人为主体，联合八迭、残梅等地的农民武装300余人，准备在9月10日攻打株洲团防局。

9月9日，朱少连用火车从安源运来大批安源工人自制的武器。晚上，他把参加起义的工人积极分子集合到衣冠冲开会，教练自制武器的使用方法，布置分3路包围团防局：住在八迭一带的工人，从河边堵住团防局的出路；住在南华一带的工人，堵住团防局的侧门；白关一带的工人担任正面攻击，信号是“九响棒棒”（毛瑟枪）打1枪，口令是：“前进”、“冲锋”。

为了作好充分准备，暴动按原计划推迟了两天。9月12日晚上，100多名工人暴动队伍，会集到七斗冲的凉坨坳上。午夜时分，信号枪打响了，朱少连带领一队战士从田坎上一跃而起，冲至团防局，纷纷投掷“土炸弹”，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以冯福林为头子的团防局40多名团丁，一边慌乱地打枪，一边向侧门退却。刚退到侧门边，又遭到南华一带工人队伍的阻击，敌人更加慌乱，一窝蜂似地跑出了后门。由于担负堵住后门的30多人没有及时到达，敌人从街上冲到江边，解下江边的渡船，划到湘江西岸，与藕花庵团防局会合。起义队伍追赶一阵之后，即返回进行搜索，共获步枪12枝、刺刀20把。

由于敌人的疯狂反扑，朱少连等带领的这支队伍没能与其他起义部队会合，不得不暂时分散隐蔽到附近农村。随后，他们先后袭击过姚家坝、白关铺，镇压了大地主刘先岩、黄世益等人。

1928年2月，朱少连等人根据党的指示，在株洲靠近浏阳、醴陵的一个山区――残梅乡，召开湘潭、醴陵、浏阳等县工农骨干大会，筹划扩充游击队伍，奔赴井冈山。参加这次大会的有近2000人，朱少连在会上宣布：参加队伍上井冈山的同志安排好妻儿家室后立即出发，其余的同志留在当地继续搞隐蔽的斗争。

会后，共组织1个团的兵力，由朱少连任团长，率队去醴陵黄土岭同其他上井冈山的队伍会师。在途经醴陵时，朱少连组织队伍攻打县城。但守敌已有准备，起义军伤亡甚众，不仅县城没有攻下，去黄土岭会师上井冈山的计划也未实现。此后，敌人四处设防，起义军弹药耗尽，湖南省清乡督办署又悬赏300大洋通缉朱少连。于是，朱少连只好只身潜回衡阳老家，在朱公祠小学教书。

这时，在安源驻扎几个团的兵力，声称要“血洗安源”、“杀尽共产党员”，并千方百计寻找朱少连的下落。1928年农历十一月，敌人欺骗住在安源的朱少连家属谢清秀和族叔朱洪锦，叫他们去衡阳找寻朱少连，诡称安源的共产党组织已经恢复，望朱少连速回安源，开展革命工作。谢清秀和朱洪锦信以为真，遂返回衡阳竹花乡找到了朱少连。

1929年1月4日下午，朱少连与家住醴陵的工人石作东同车到达安源，便衣特务立即跟踪。当天深夜，朱少连即遭逮捕，被押往萍乡县监狱。

反动派捉拿到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朱少连，如获至宝，开始他们用金钱和地位作诱饵，企图收买朱少连，遭到朱少连的严词痛斥。后又施行种种毒刑拷打，企图迫使他屈服，供出党的组织。朱少连始终守口如瓶，坚不吐实。

1929年1月8日凌晨，朱少连被敌人杀害于萍乡，时年42岁。

当天下午，安源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得悉朱少连被害的噩耗后，个个悲愤不已。他们开着小火车来到萍乡，青年工人陈建元、王仁照冒着生命危险，把朱少连的遗体抬到僻静的铁路旁，装上火车运回安源，安葬在花冲南面的山坡上。

1956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拨出专款，在安源镇牛角坡为朱少连烈士修建了陵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