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兴起

【摘 要】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缘起，被公认为以李金发为始。李金发创作象征主义诗歌，重形式而轻内蕴，并非真正意义的象征主义。同时，中国早期象征诗派具有本土生成的表征和倾向，在这种表征之上，李金发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

【关键词】表象象征主义；语词模仿；个性心理；本土生成

20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文学思潮一浪紧追一浪。中国象征诗派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自朱自清称“十年来诗坛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以来，无论象征主义诗歌还是其代表作家都成为了非常热门的话题。因此，李金发也被周作人、朱自清等人推向了中国象征诗第一人的宝座。然而，笔者认为李金发是否真正接受了象征主义的内核还有待商榷，而因此朱自清先生所持有“李氏是第一个介绍它（象征主义――笔者注）到中国诗里”的论断细究来确有偏颇之处。

那么，李金发有没有真正接受到象征主义的内核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分析中得知一二。依据常识，在文学的阅读实践中，由于个人情趣以及心理、精神状态上存在着时间与空间的差异，从而会呈现出迥异的阅读期待和接受喜好。李金发1920年初到法国，他曾经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初到异国的生活境况，“我们一伙四个刚是20来岁的孩子，不知受什么冲动，也跟美国人一样到柏林去过寓公生活”、“天气渐寒我因为不够钱，不曾做外套，真受不了”、“闻巴黎尚有更香艳，更奇异的东西，可惜我们没有机缘去见识一下”等等。可以看出，其中虽有些许的新鲜感，但更多的却是生活的艰辛体验。生活的拮据与艰难、享乐的欲望和梦想，再加上其“怎样撞破事业的铁棚，怎样攻打名利的堡垒”的过分浮躁的急于求成心理以及漂泊异国他乡的孤独与寂寞、空虚的意志与遥远的理想，势必会构成他“悲观的人生观”的情感因子，他在悲观情绪的积木上建起的理想自然是摇摇欲坠的。而这种颓废与消极情绪恰好与风靡法国一时的象征主义诗歌相契合。如此，才有了他“读书时每将所好顺笔译下”的象征诗歌。国外特定的地域、人文处境和由此生成的精神状态，仅仅只是感染了李金发象征主义式的感伤、颓败情绪。可见象征主义的精神内核并未“内化”为李金发的生命感觉和艺术追求。

其次，这种表象的象征主义还表现在，李金发的诗歌创作中的一种直接的语词模仿。在波德莱尔、兰波、马拉梅、瓦莱里等西方象征主义领袖人物的诗歌中，充斥着大量有关死亡、颓废、困顿的词句和意象。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张国岚选编的《生之疲乏――李金发的诗》一集子中，仅选的106首诗歌内，“沉寂”、“呜咽”、“疲乏”、“幽怨”、“悲戚”等情绪、感情异常凝重的词语共出现了290次余，而如“残夜”、“残音”、“死叶”、“霉雾”等颓废的、弥漫着死亡气息和绝望情绪的意象更是多达50余次，而似乎投射着诗人异国乡愁思绪的“野鹤”、“野鹿”、“游鸥”、“浮筏”、“野罂粟”等意象也出现了40余次。而这种语词的简单模仿、情绪的堆砌，最终造成的就是其诗歌语言的艰涩、不流畅，如“我信托你能浸润我年少”、“倩孤山寄我一点愁，此地全形瘦死之因”等，语义拗口以致于难以卒读。这种雷同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体现出李金发对象征主义诗体风格的“情绪崇拜”和“情绪依赖”。最终由于这种崇拜与依赖心理的极端化，而使其错失了象征主义的至关重要的美学原则和表现手法――音乐性。也正因如此，李金发并未真正抵达象征主义的精神和艺术内蕴。只注重语言形式的“复制”而错失了内在意蕴的接受，不是简单模仿又是什么呢？

与此同时，李金发的创作心态也值得我们探究。首先，李金发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化心理。这一点首先在他名字的更改这一举动中可以见得。因为“神经衰弱”之后梦见白衣金发女神而改名“金发”、“好几次将金发做写文章的笔名，后来朋友公认很新颖，遂索性大胆地作为唯一的名字”，以及“我生平看见人家庸俗的名字，很替他可惜”，可见李金发是很注重标新立异的。那么在其接触到象征主义诗歌的时候，在“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处于无知状态”的历史语境下，这种颓废、疲乏、消沉的主题不仅投合了他的心绪，同时，国内新诗太白、太直、太漏的现状与周作人对其诗歌作出的“别开生面”的评语，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这种潜在的“标新立异”心理。其次，李金发在运用象征主义时以一种很怪异的态度对待诗歌创作。他的诗歌“‘远取譬’而不是‘近取譬’”、“有意的讲究用比喻”，语言晦涩，甚至语句不通；而他的散文、杂文以及美术论著，语句流畅，用词精准。“当他看到粤剧‘扬鞭即当做骑马，摇手即当做划船，两手一拨，即当做开门’这些象征意味的艺术时，却认为它‘当然和京剧一样幼稚’。说它‘离现实太远了！太不合理了。’”显然他是揣着些许的偏执情绪在偏爱着诗歌中的象征与暗示。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仅在诗歌中所持有的“情绪崇拜”提供了佐证。这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怀疑：戏剧中这种象征与暗示手法会不会是因为与他的象征主义诗歌有神似之处而触及或者威胁了他的个性化而被他简单地矢口否认了呢？问题是幼稚的，但可能性却是存在的。诚然，每个人都需要依据某种区别于他者的特质来维持其个体生命的独立与独特。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尤为如此，风格和格调从一个侧面来讲就是作家这种创作心理的具象呈现。作为一种文学观而言，这种创作心理也会有有意识与无意识之别，但李氏的这种心理无疑是有失分寸的。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这种“象征主义”观念是狭隘的，甚至是偏执的，是在过度个性心理的驱使下被工具化了的。

那么，李金发之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要厘清这个问题，对当时中国以及中国新文学的情状进行一系列的条分理析是有必要的。朱自清“李氏是第一个介绍它到中国诗里”的评价中，“介绍”一词存在误用之嫌。“介绍”说明此乃进口、移植，甚至是嫁接。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无论从国内政治文化环境，甚或是文学思潮的发展规律，都预示着国产象征主义的诞生。首先，“2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过渡阶段，黑暗势力的反扑，反动统治的加强与民众的抗争、革命时机的成熟交织一起，深刻、严峻的社会矛盾给一些知识青年带来了新的苦闷和感伤，他们追求、幻灭、颓废、徘徊……”，这样的历史现实与法国“动荡的社会，冷酷的现实，使一切官方的、权威的思想，不论是宗教，还是理性，都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使马拉梅这样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陷入了畏惧、迷惘、悲观的情绪中。他们不再相信外在的一切，只相信个人的感受和心灵的呼唤”的历史现状是有着惊人的共通性的，这就为象征主义诗歌本土生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其次，从文学思潮的流变规律来讲，“五四”之后，从胡适的《尝试集》开始，“白话新诗写的比白话还白”的倾向便开始酝酿，“新月派”以反对新诗过于直白、少含蓄而兴起，在“新月派”走向过于格律化、语词艳丽和情绪过于浪漫的另一个极端时，深沉而苦闷、含蓄而内敛、重暗示和内在生命情绪抒发的象征主义必然会应运而生。那么，由此而观，李金发的真正历史贡献，在于催化了象征主义于本土生成，中国的象征诗派自他而加速。

综上而观之，从李金发创作目的和实践来讲，他都并非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他只是在燃烧象征主义的“火焰”时，助燃了整个中国的象征主义的“火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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