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曼媒介\技术与文化批判中的宗教观探析

摘 要：波斯曼作为来自东欧犹太移民的后裔，他一方面成功地建构了一种非宗教的公众形象，另一方面却又有着隐而不显、内里坚定的信仰。他的宗教经验和信仰与他的学术追求融为一体，贯穿于他学术研究的每一个阶段——从他的媒介批判、技术批判与文化批判中渗透出来，并为他的批判思想增加了感性魅力与灵性锋芒。包容而不狭隘，虔诚而不尊奉，波斯曼的宗教观由此而别具一格。

关键词：波斯曼；电视传教；社会研究；超验故事；宗教观

中图分类号：G2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1.0109.05

作为20世纪后期美国杰出的媒介思想家与文化评论家，波斯曼学术思想中呈现出独具一格而又颇为复杂的宗教观。从表面上看，他在众多著述中提到宗教（基督教）或上帝时，常常带有一种讥讽的态度，经常批评宗教的狭隘的心灵，并警告要反对宗教狂热的危险，并由此“成功地建构了一种非宗教的公众形象”[1](P194)[2][3][4][5][6]。然而，波斯曼绝非一个无信仰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的后裔，他的宗教经验与信仰可以说是隐而不显，也从未丢失过自己的信仰。甚至可以说，他全部学术思想的一个中心点，就是认为人类在进入现代、后现代的同时，要时刻警惕技术在侵蚀与溶解传统的信仰系统。尽管在公众场合，波斯曼很少提及他的信仰，但他对话语（Word）的偏爱，并由此成为他青睐印刷文化、警惕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电子文化的一个思想根源，显然与他的犹太文化背景有着密切联系。这既表现为他对口语（Oral Forms of the Word）的热爱——他擅长谈话、对话和团体讨论，是一个有天赋的公共演说家，而这一切都可以与口语在犹太文化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在犹太文化中声音被视为神圣的源泉；又表现为他对文字（Literate Forms of the Word）的痴迷——一生著述不断，写出了20多本书，“书的写作成为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职业生涯的焦点，很明显，这与‘书的子民’的犹太人是一致的。”[1](P203)[2][3][4][5][6]

美国福德姆大学教授兰斯·斯图亚特（Lance Strate）在他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分析了波斯曼的犹太根系对于他学术思想的影响。斯图亚特认为，尤其到了波斯曼晚年的文化批判阶段，宗教成为他越来越频繁关注的主题。事实上，在波斯曼学术研究的各个阶段，宗教话题都是一根从未中断的线索。因为“他意识到在给文化提供稳定性、连贯性和道德行为的基本原则方面，信仰系统、意识形态和故事所具有的重要性。”[1](P201)[2][3][4][5][6]

本文拟从波斯曼的媒介批判（主要是电视批判）、技术批判与文化批判三个方面，透视其宗教观及其特点。这些宗教观为他的批判思想增加了感性魅力与灵性锋芒。

一、媒介批判：电视传教节目中

上帝成为配角波斯曼认为每种媒介都有自己的倾向，“电视技术也有自己的倾向”。他的媒介批判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电视“娱乐至死”倾向的质疑之中。波斯曼对电视媒介负面性的认知与分析几乎无人能出其右。而宗教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之现象及其后果，正是他赖以拓展自己媒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波斯曼在提到基督教时不无讥讽的口吻，在他提及电视传教节目及其电视传教士时尤为突出。在《娱乐至死》中，他比较了20世纪美国知名电视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奥拉尔·罗柏茨、杰瑞·法威尔等人与18世纪印刷文化占主导地位时有影响的福音传教士乔纳森·爱德华兹、约翰·怀特菲尔德等人的文化与思想层次，其结论是前者的层次要远逊于后者。电视传教士为了招徕观众，有的在节目中引入摇滚，有的扮鬼脸并不时地插科打诨，总之极尽所能地将自己变成电视明星，将宗教变成一种娱乐。格雷厄姆曾经引以自豪的是他一次电视直播节目的观众比耶稣一生中传教的对象还要多上千百万。“在这些节目中，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能充当配角。”[2](P156)[3][4][5][6]波斯曼辛辣地指出，虽然在电视上上帝的圣名被一再提起，但电视赋予传教士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带给人们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值得人们崇拜的是眼前的他，而不是那个看不见的上帝。

与电视传教士的轻佻与张狂相反，18世纪美国的福音传教士却观点明确，逻辑严密。他们不仅充满理性，并借助理性在传教中获胜。“18世纪的宗教徒们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新的世界让人们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这意味着，除了理性，没有人能使用任何其他力量为不信教者指点迷津。”[2](P69)福音传教士还具有理性所培养出来的杰出才华，他们通常都学识过人，具有非凡的表述与说服能力。波斯曼分别这样评价了美国两位有影响的福音传教士怀特菲尔德和爱德华兹：“怀特菲尔德只要说出‘美索不达米亚’这几个字，就会让他的听众泪流满面”[2](P71)； “爱德华兹是美国历史上最聪明、最富有创造力的人之一，他对美学理论的贡献和他对神学的贡献几乎一样重要。”[2](P71-72)爱德华兹的确是一位优秀的传教士，他于1746年出版的《信仰的激情》被认为是美国最杰出的心理学研究著作之一。

18世纪福音传教士的成功传教与20世纪电视传教士引来诸多非议这一事实，并没有引导波斯曼将探索的目光盯住两个不同时代的传教士的个人素质不放，尽管他认为电视传教士中确有一些人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波斯曼知道责任不能归于电视传教士，这里的要害不在于人——“使这些电视传教士成为宗教体验的敌人的不是他们的弱点，而是他们赖以工作的媒介。”[2](P152)波斯曼关注的是这两个不同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对宗教传播效果的影响。于是，他用如下这段话为电视传教士糟糕的传播效果作了开释：“如果信息传递的语境和耶稣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信息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还能保持不变。”[2](P154)在波斯曼看来，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能够从一种媒介转换成另一种媒介，传统的宗教仪式就不太适合通过电视举行。因为任何传统的宗教仪式都要求举行仪式的地方须具有一定程度的神圣性，教堂就是这样一种地方，并且有些行为规范是必须遵守的，如不能吃东西与闲聊。但由于看电视是在家中进行，人们通常不会遵守这些规范，“我们吃东西、聊天、上厕所、做俯卧撑或做看动画片时习惯做的任何事情。如果观众不能沉浸在非世俗世界的神秘氛围中，那他也就不可能获得一种超凡脱俗的宗教体验。”[2](P155)并且，要想把电视屏幕改造成一个神圣的地方，显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这不仅因为电视广告与娱乐节目已经在电视屏幕上深深地扎了根，而是因为遥控器掌握在观众手中，他们意识到只要轻轻一按，宗教节目就会立即变成完全不同的世俗节目。

虽然电视以图像见长，而宗教的历史也与图像有着紧密联系，电视为什么会损害宗教体验呢？波斯曼破解了其中的秘密。教堂窗子上镶嵌的美丽的彩色玻璃、牧师身披的华美的长袍、披肩与帽子，圣饼与美酒这些传统宗教仪式中的“图像”，与电视传道场景中的鲜花、喷泉与布景等“图像”是不同的，前者构成了宗教本身历史和教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施展魔力为目的，而后者纯粹是为了娱乐。波斯曼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具有决定性意义，通过赋予事物魔力，我们可以获得神性，而通过娱乐，我们则“走得离神越来越远。”

宗教传播的效果与传播的媒介形式息息相关，这正是波斯曼基于一个媒介环境学家的视角所获得的对于宗教的一个极其独到的认知。波斯曼开始重视起媒介的形式可能影响到内容，是从他对“十诫”中的第二诫的思考引起的。第二诫禁止人们为自己及万物雕刻形象。在对上帝要规定人们应该或不应该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表示怀疑之后，波斯曼认定除非颁布训诫的人认定人类的交际形式和文化的质量有着必然的联系，否则把这种禁令归于伦理制度之中的做法就不可理喻。对于犹太人来说，上帝存在于文字之中，上帝无形无象，一旦上帝被“画”出来，人们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因此，在那个时期，禁用图像就是防止亵渎神袛——并“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2](P11)波斯曼虽然不是第一个发现媒介对文化具有影响的学者，但他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不同媒介技术具有不同的文化重心，而且这些媒介技术还试图并有可能控制文化，这显示出他作为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底色。

二、技术批判：社会研究者的目的

和耶稣、佛陀的相同作为媒介环境学家，波斯曼不仅关注媒介技术对文化的影响，他的视野实际上容纳了整个人类的技术发展史以及技术与文明的冲突。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他提出了技术变革的三个历史阶段及其与文化和信仰系统的关系：工具使用时代——技术没有侵蚀信仰系统；技术统治时代——技术试图影响文化但尚能与文化共处；技术垄断时代——发展出新的社会秩序并把大多数传统信仰快速溶解。波斯曼认可前两个阶段，而对现存的第三个阶段即技术垄断时代心存芥蒂，他将这一阶段中盛行的技术崇拜思想——技术垄断论视为一种与中世纪神圣王权具有某种相似之处的新的神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技术垄断是要“凭借技术进步创造的方便设施许诺一个地上天堂” [3](P107)。

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并不必然地带来道德提升的结果，相反，它们有可能使道德下滑，伦理颓丧，这在卢梭、海德格尔等人早有先见之明。波斯曼借助他自己提出的“技术垄断”概念开辟了他自己的话语，他认为“技术垄断的故事没有一个道德核心” ，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通过对“唯科学主义”的剖析，他把“技术垄断”的要害彻底地予以揭露。

在波斯曼看来，“唯科学主义”具有三种互相联系的概念，一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二是社会科学揭示的原理可以用来合情合理地组织社会，三是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产生不朽的感觉[3](P86-87)。波斯曼认为这三个概念构成了技术垄断论的基石，而他就是要撬动这一基石。他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不宜用于社会研究，社会研究的功用也决非自然科学能够取代。正是在这一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研究的基本关系的论述中，波斯曼对宗教问题的独特认知再次浮出水面。换句话说，他认为自然科学永远不能解决道德与价值观问题，如果社会研究也借用所谓科学的方法——客观与公正——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观使命，而从古到今，“社会研究和小说创作的一切要素里都有一个可以辨认的道德意旨”[3](P91)。宗教，正是这“道德意旨”的源头。社会研究的意义正是不断地让人们“饮水思源”。

关于什么是科学？波斯曼的阐述建立在波普尔的“证伪”思想基础之上。他认为“科学”作为19世纪中叶出现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是那个时代物理学、化学与生物学研究的成果及其拓展，其目的是寻求自然界的事物在其“过程”中的永恒而普适的规律，并假定在过程之中存在因果关系。而这里的关键是“科学”要允许被证伪。“倘若理论不能够经受是否错谬的检验，那它就不是科学理论……相信上帝创世说的人面对‘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上帝不存在？’时，总是保持沉默。”[3](P89)在这里，波斯曼表现出他惯有的提到基督教时无不讥讽的态度，他也的确认为创世论是有点经不住经验主义的方法之推敲的，就像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经不住科学的拷问一样。

另一方面，波斯曼的这种对于上帝略有讥讽的态度，只是他的一贯风格，丝毫不代表他对上帝的不敬，不代表他反对信仰，也不代表他否认信仰的重要性。“我并不是说，恋母情结和上帝不存在，也不是说，这样的信仰是有害的——绝非如此。”波斯曼想明确地告诉我们的是，宗教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因为原则上没有检测手段去证明的学说与理论，就应当被置于科学的领域之外，宗教就是在那一领域之外的东西。这里的潜台词是，不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宗教、拷问宗教，因为它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不仅宗教不在科学的范畴之内，波斯曼认为社会科学的大多数理论也都不在科学的范畴之内。而对于社会研究的目的，他认为与科学研究的目的完全不同，社会研究工作者作为“社会神话的创造者和叙述者”，他们的首要目的“不是在自己的领域作出贡献，而且要对人类的理解和体面作出贡献。”[4](P17)传播学研究者当然也不例外。在波斯曼看来，芒福德写《机器的神话》，麦克卢汉写《理解媒介》，埃吕尔写《技术社会》，韦曾鲍姆写《电脑权力与人类理性》，戈夫曼写《污名》，李普曼写《公众舆论》，包括他自己写《娱乐至死》，“关心的主要不是提升学术成果而是改善社会生活。”[4](P16-17)他认为这些人“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目的和佛陀、孔夫子、希勒尔、耶稣的目的相同”[4](P18)。他甚至将凡勃伦与耶稣拴到了一起：“像凡勃伦一样，耶稣是精明的社会学家，这样说并没有亵渎神明的意思。事实上，耶稣关于富人、骆驼和针眼的教诲，就是凡勃伦《有闲阶级论》最好的小结。”[3](P93)正是在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中，波斯曼走向了一个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结论：“和科学不一样，社会研究从来不发现任何东西。它只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3](P93-94)说社会研究不发现新的东西，咋一看似乎没有道理，但这一结论恰恰植根于波斯曼在坚实的信仰基础上所获得的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这一洞察使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与宗教的社会功用之间关系有自己独到的认识，而并非所有的人文学者与文化批评家都能获得这样的认识。

三、文化批判：超验的“故事”可

稳固人类道德基础“叙事”（Narrative）可以说是波斯曼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概念。波斯曼的所谓“叙事”，就是讲“故事”（Story）——“叙事”或讲“故事”不仅是人文与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而且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核心工程，因为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族群不用这样的故事去指导其成员的行为以及说出为什么要这样行为的道理。由于波斯曼更多的时候是用“故事”代替“叙事”，下面的分析将主要采用更为通俗的“故事”这个提法。但波斯曼所说的“故事”，并非指所有类型的故事，而是特指大的故事，“这些故事渊博、复杂到足以解释人类的起源与未来，并构筑理想、规范行为、建立权威，由此而提供延续与目的感。”[5](P101)

波斯曼在他的最后一本书《通往未来的过去 与十八世纪接轨的一座新桥》中阐释了 “故事”的内涵与“讲故事”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杰出的人文社会学者都是对“故事”心知肚明的，只是叫法不同——坎贝尔称之为“神话”，马克思称之为“意识形态”，弗洛伊德称之为“幻象”，但说白了，就是“道德真理”（Moral Truth）。与“道德真理”相对应的是“科学真理”（Scientific Truth）。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波斯曼十分赞成卢梭的观点，即理性只能帮助寻找“科学真理”，而无助于寻找“道德真理”，如果用理性去寻找“道德真理”，那么理性很可能只是极其简陋的地图，于事无补，甚至会成为旅途的障碍。而讲“故事”，无论对于讲述者还是聆听者来说，则是感性大于理性的。波斯曼以其深厚的宗教修养与学养，看到了感性对于理性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信仰对于科学的十分有效的平衡。波斯曼所说的“故事”是超验性质的，听懂它主要依靠心灵与诚实，而非理性与科学。为什么不讲“故事”就会失去目的感呢？波斯曼引用了两个极好的例子论证了卢梭的观点。“因为没有超验的故事，就失去了目的感，没有目的，权力就成为我们权威的唯一来源。这是尼采，我认为还有海德格尔，所未能领会的。在他们对传统的故事做了令人眩目的批评后，却空落无着。尼采最后的10年成为疯子，海德格尔则倒向了希特勒。”[5](P106)

坚信通过讲“故事”来稳固人类的道德基础的波斯曼，并不反对理性，而恰恰认为这是以理性为特征的启蒙运动的遗产。这个遗产就是：“符合‘道德’的倾向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5](P112)这里的道德倾向，包括憎恨杀戮，敬老爱幼，说话真诚，慈悲为怀与不以自我为中心，以及其他所有宗教文本都有的劝诫。从中即可以看出波斯曼对于故事的核心内容及其起因、根源是了然于心的，也显示了他对于“反宗教”的启蒙运动的遗产的全面而非片面的认识。波斯曼认为这一遗产体现出两个特色：一是上述“道德倾向”虽然不能以科学方式予以证明，但却绝对不容怀疑，二是深信人的道德基础必然具有神圣的来源。由此可以看出，波斯曼对于道德与科学的关系、道德与宗教的关系，都有着不同凡响的认识。指出人类道德根基具有神圣性——换句话说，即宗教与道德具有神圣的源流关系——虽然波斯曼不是第一个，但却是喜欢老生常谈并发人省醒的一个。

这样的老生常谈的故事，被18世纪的哲学家们讲到了一个高峰。然而，波斯曼认为20世纪颠覆了18世纪的故事、18世纪的叙事。在他看来，20世纪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故事，都主张绝对的肯定、都贬抑其他故事甚至要消灭其他故事。而从18世纪的哲学家们身上吸取了主要营养的波斯曼与他们一样明白，“绝对的肯定是个恶魔，它会使理性窒息，使信心败落。”波斯曼由此引申出的一个实质性的观点是，即使这样的“故事”或“叙事”是好的，也没有必要来证明它们是值得绝对肯定的，或肯定就比别的“故事”或“叙事”更好，或者，它们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另一方面，波斯曼并非固守18世纪的故事——“故事”虽然不能被“颠覆”，却是可以被“修改”的，可以与时俱进。因为，“每一代都流传着自己的解释方式，新一代接触的世界越来越广之后，就必须回头重读过去的故事，不是否定过去的故事，而是修改与延伸旧有故事的意义。”[5](P113)不仅如此，波斯曼在强调一个“故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另一个故事。实际上他认为西方人继承了两个伟大的故事，以上论述的这一个故事是从上帝与创世纪开始的故事，另一个故事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理性直至近代的科学萌芽，第一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有约伯、马可与保罗的故事，第二个故事中的人物则有欧几里德、伽利略、牛顿与达尔文。这两个故事可以长期共存。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波斯曼赞成新一代人以新的方式来讲述古老的真理，还是从他同时看重西方文化传承的两支血脉，都说明波斯曼深受18世纪理性之光的沐浴，而并非一个世俗意义上的犹太教徒。这与他童年所接受的教育很有关系：“作为犹太父母的孩子，我被要求去两所学校：美国公共学校，在那里华盛顿、杰弗森、麦迪逊、托马斯·派恩和林肯这些人物是偶像；一个‘犹太人’学校，在那里亚伯拉罕、撒拉、艾萨克、利百加、雅各、拉结、利亚和摩西这些人物是同样神圣的。”[5](P14-15)

综上所述，体现在波斯曼学术思想中的宗教观，包容而不狭隘，理性平和而根深叶茂。斯图亚特曾经引述波斯曼妻子评述丈夫信仰的一句话，即认为她丈夫 “是虔诚（Religious）的却不是遵奉（Observant）的”，笔者以为这句话正可以用来概括或形容波斯曼的宗教观的特色，也正是这一点将他与普通的者明显地区别开来。作为深得理性与信仰之间关系之精髓的西方学者，在持守信仰的同时，波斯曼认为虔诚和遵奉之间是有区别的。他之所以虔诚，是因为犹太人总是对“根系与起源感兴趣”，并且他深刻地认识到，虽然他所崇敬的那些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中的大多数无可改变地远离了基督教或上帝，但“思想上的变革从来不是简单的，在任何情况下，上不是那么容易抛弃的。我们可以说大部分理性主义者转而反对神学与牧师而不是灵性与上帝”[6](P22)；他之所以不遵奉，则是因为他始终没有忘记中世纪宗教曾经造成的血与火的教训——宗教虽然教人向善，但一旦与王权结合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参考文献：

［１］ Strate, L.The judaic roots of Neil Postman’s cultural commentary[J].Journal of Media and Religion,2006,5(3).

[2] [美]尼尔·波斯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 [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 Postman,N.Social science as moral theology[A]. In Neil Postman (ed).Conscientious Objections:Stirring up Trouble about Language,Technology and Education[C].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88.

[5] [美]尼尔·波斯曼.通往未来的过去 与十八世纪接轨的一座新桥[M].吴韵仪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

[6] Postman, N.Building a Bridge to the 18th Century: How the Past Can Improve Our Future[M].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