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教育视野中的《四书》教学

摘要：宋代《四书》教学明确以学以至圣人作为目标，在教育思想和理念上将天下学子囊入儒学教养体系之中，强调修身养性与致君泽民的有机统一。其教学重视个体生命体验，力图达到天人合一、学达性天的人生境界。在教育过程中强调情境教学、主张工夫修养，形成了教育史上可圈可点的理学教育典范与模式。

关键词：宋代；理学；《四书》；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2-0076-05

收稿日期：2012-2-1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儒学教育视野中的朱熹《小学》”（XJK011QJB001），并得到湖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殷慧（1977- ），女，湖南南县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宋代思想史研究。

宋代《四书》的凸显是古代儒家经典的一次推陈出新，对中国以及整个东南亚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两宋时期的理学与《四书》学之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理学与《四书》学的结合构建了一种合价值信仰、知识体系、行为准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①。宋代《四书》学的传授既有上承古代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特点，又注重建立、传播与佛老相颉颃的心性修养理论与工夫，造就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群生动活泼、个性鲜明的理学家形象，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理学教育思想和独具特色的教学典范。

一、帝王之学与士人之学――宋代《四 书》教学的两个面向

《四书》的教育，众所周知，和宋代兴起的平民化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应该说主要的受益者仍然是最广大的民众，尤其是代表新型社会精英的士人阶层。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宋代四书的单行与独出，《四书》教育最初的指导方针主要受赵宋帝国文化政策影响，为适应当时的君主教育而产生。

首先，从史料记载来看，早在理学家重视《大学》、《中庸》之前，此两书已经进入帝国统治者视野，受到高度重视。范祖禹《帝学》中记载：“帝宴饯侍讲学士邢于龙图阁，上挂《礼记・中庸》图。指‘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之语，因讲述大义，序修身尊贤之理，皆有伦贯，坐者从听，帝甚嘉纳之。”这说明早在邢担任侍讲学士时，《中庸》就得到了皇帝的重视，学者只是顺势发挥、借机讲述而已。后来，《大学》、《中庸》成为对及第进士具有象征意义的最高奖赏。仁宗天圣五年（1027），给新进士颁赐《中庸》。天圣八年（1030），赐新及第进士《大学》，后与《中庸》间赐。

在这样一个《大学》、《中庸》受到皇家重视的背景下，学者、官员自然顺势跟进，到底《大学》、《中庸》蕴含了怎样的时代精神意蕴呢？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针对汉唐以来盛行的辞章之学、佛老之学，提出了“学为圣人”的新教育目标[1]。虽然“学为圣人”这一目标首为荀子提出，而周敦颐提出的教育目标，具体而言就是“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这从三个层次指明了学者的努力方向。对于第一个层面“圣希天”，元佑五年（1090）范祖禹曾这样解释：“帝王之学谓之大学……帝王之学，所以学为尧舜也。”[2]中间的省略部分就是《大学》章节的原文。这表明，当时学者、官员对《大学》重大的政治内涵已有了深入的理解。关于后两个层面，范祖禹也曾说：“学者，所以学为圣人也，非治心养性不能治也。”[3]对于圣贤而言，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能够修身治心养性。因此，心性理论和工夫的修养成为当时学者们实现儒学突破的重点。

对于士人学者而言，具体的工夫就是如何修养圣贤人格，达到圣贤的境界。“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成为当时理学学者讨论的焦点。胡宏具体深化了周敦颐关于“志”与“学”的内涵，认识到周敦颐提出此目标的意图在于“患人以发策决科、荣身肥家、希世取宠为事也，则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识闻见为德而自尽，不待贾而自沽也，则曰‘学颜回之所学’”[4]。胡安国说：“有志于学者，当以圣人为则；有志于天下者，当以宰相自期。”观上所述，当时理学家对于“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的理解，主要倾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修身养性，一方面是致君泽民。朱熹意识到可能出现偏执一方的情况，强调“修身养性与致君泽民只是一理”[5]（P4142）。“凡人为学，便当以‘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及‘明明德于天下’为事，不成只要独善其身便了，须是志于天下。所谓‘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也”[6]。这也正印证了张载所言的儒家圣人的标准，能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果说先秦诸子的道论，基本上都服务于为人君谋求南面之术，那么新儒学建设的理学家仍然以“天下”己任，以“圣门事业”为己任，致力于为帝王的崇道、择术、求治提供精神资源和智力支持。南宋后期，真德秀总结《大学》的意义，就提到了“为人君”和“为人臣”两个层面：“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6]这是我们理解宋代四书学教育所必须注意的重要方面。

其次，精研了心性理论，并且在修养工夫上得到民众认可的理学家并不远离政治、空谈心性，而是适时寻找机会以《四书》为经典文本，向帝王施加教育与影响，这一行动主要可以通过理学家参与的经筵侍讲活动来考察。我们知道，程颐曾以布衣身份擢升经筵侍讲官，一上任，就抱持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力图将经筵的地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程颐认为君主德性的修养与成就关键就在于经筵。“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其次，程颐认为，经筵的讲习者，担负三代时三公保傅的职责，宜选贤德者以备讲官。皇帝在宫中的一切行为都应让经筵官知道，以便及时教育。程颐曾说：“今不设保傅之官，傅德义、保身体之责皆在经筵，皇帝在宫中语言动作衣服饮食，皆当使经筵官知之。”[7]（P539）还有，从授课形式上来讲，皇帝应该让讲官坐讲，以表示“尊儒重道之心”。

我们再看程颐作为经筵官如何通过讲解《论语》来以打动君心。

程颐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宿斋豫戒，潜思存诚，冀以感动上意。而其为说常于文义之外，反复推明，归之人主。一日当讲“颜子不改其乐”章，门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将何以为说？及讲，既毕文义，乃复言曰：“陋巷之士，仁义在躬，忘其贫贱。人主崇高，奉养备极。苟不知学，安能不为富贵所移？且颜子，王佐之才也，而箪食瓢饮；季氏，鲁国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鲁君用舍如此，非后世之监乎？”闻者叹服[8]（P4564）。

这段描述经筵讲学活动的材料，主要说明了程颐作为理学教育家的两个特点：一是对君主的教学极尽虔诚，二是在讲解《论语》大义时，能根据教学对象的特殊性，反复推明，引申发挥。另外，程颐在讲说《论语》的时候，随事随机不断警醒皇帝，应该注意各种细节，规范自身言行，避免不良后果[7]P264。随着二程学术声望的增长，二程后学中多有进入经筵讲学。杨时曾担任经筵官，讲解《论语》多篇。

建炎七年（1133），程颐的高徒尹经宰相赵鼎推荐，担任崇政殿说书，讲《卫灵公》之末章，皇帝给笔札解《论语》。其年谱记载，尹

“每当赴讲之日，前一夕必沐浴更衣以所讲书置案上，朝服再拜，斋于燕室，学者问之，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须尽己之诚意，吾言得入则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则反之，又安得不敬。’高宗诏促解《论语》。后又被旨解《孟子》，讲《好之者不如乐之者》。”[9]

这说明二程学术“以《论语》、《孟子》为本”的理学教育活动在南宋开始为君主所接受，同时，理学家谨慎对待君主教学的虔敬之情也在传承。

当然，在理学内部，对《四书》的教学方式尤多反省，如朱熹就曾批评尹掌握“告君之法”不够。朱熹说：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穷理之功少。故说经虽简约，有益学者，但推说不去，不能大发明。在经筵进讲，少开悟启发之功。绍兴初入朝，满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无大开发处。是时高宗好看山谷诗，尹云：“不知此人诗有何好处？陛下看它作什么？”只说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说，亦何能开悟人主？大抵解经，固要简约。若告人主，须有反复开导推说处，使人主自警省。盖人主不比学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颜子好学之问，与答季康子详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5]（P3382）

朱熹意识到对皇帝的教学与对一般学者的教学是不同的，一般学者可以让其仔细思量，而对皇帝的教学，对于普通的讲筵官来说，也许就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因此在考虑教学方式、诠释内容时，应该“反复开导”、仔细推明，才能打动皇帝。如果一味简约，就达不到预想的教学效果。我们仔细翻阅朱熹的《大学》经筵讲义，就会发现，无论是从标题的确定到章句的划分，还是从字义的解释到义理的发挥，均周详备至。在经筵实践中，朱熹也感叹未能仔细反复阐明自己的学术思想：“经筵陈说，不敢不尽区区。上意亦颇相向，但未蒙下问反复，未得倾竭鄙怀耳。”[8]（P1998）这是朱熹充分理解从事君主教学的特殊性后作出的教学判断与选择。

二、《四书》注解与宋学家的个人 生命体验

郭齐勇先生曾指出，《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不读《四书》，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和意义[10]。考察《四书》与宋学家个人生命体验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这一点。宋代的理学家不仅崇信《四书》，而且借助《四书》提高了学养，升华了人生境界。

《四书》的儒学价值和意义在宋学家们不断的表彰中得到提升。程颐认为《四书》都是圣人之书，“修身，当学《大学》之序。《大学》，圣人之完书也”[7]（P311）。“《论语》为书，传道立言，深得圣人之学者矣。”[7]（P44）“《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7]（P153）“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7]（P322）张载也认为：“要见圣人，无如《论语》、《孟子》为要”[11]（P272）。“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11]（P277）。吕大临说：“《大学》之书，圣人所以教人之大者，其序如此。”[12]（P370-371）朱熹也曾在《论孟精义序》中说：“抑尝论之《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指无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类多体验充扩之功。”理学家们都相信，《四书》中蕴含了无尽的圣人之学的宝藏，值得好好挖掘。

同时，《四书》成为理学家信仰儒学、传授儒学、践履儒学的标准范本。范仲淹曾手书《中庸》以授张载，勉励他研读《中庸》，习儒家之学。罗从彦授李侗《中庸》、《论语》、《孟子》之说。朱熹也曾反复对弟子申讲：“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5]（P419）陆九渊曾告弟子要以《四书》来修身：“将《孟子》‘告子’一篇及《论语》、《中庸》、《大学》中切己明分易晓处，朝夕讽咏，接事时，但随力依本分不忽不执，见善则迁，有过则改。”[13](P57)“如《中庸》、《大学》、《论语》诸书，不可不时读之，以听其发扬告教。”[13](P63)“当书《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一章，并‘子夏贤贤易色’一章于几案间朝夕观省，以改前过”[13](P141)。

此外，《四书》也成为学者们研讨的焦点。南宋乾道九年，张曾著《癸巳论语解》，他将作品寄给吕祖谦、朱熹，吕祖谦便回信质疑，朱熹与张的讨论更多，《朱子全集》中备载与张商订此书的书信，抉摘瑕疵多至百余条。1175年，陆九渊与朱熹会于鹅湖，讨论了“博”与“约”孰先孰后的问题。后来，陆九渊又应朱熹之邀，在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理学研讨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注解《四书》的著作。就《论语》和《孟子》而言，朱熹的《论语精义》就曾取二程、张载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宋学家注释《论孟》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而理学家用心体会《四书》中的意蕴，将《四书》当作毕生的精神食粮，对《四书》颇多体悟。程颐曾说：“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论语》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7]（P261）陆九渊八岁时，读《论语・学而》，就疑《有子》三章；后看《孟子》，到曾子不肯师事有子，至“江汉以濯之，秋养以暴之”等语，感叹曾子见得圣人高明洁白如此；十一岁与哥哥在山寺读书，“止是一部《论语》，更无他书”；十三岁时就得出影响并坚持一生的学术观点，认为“孔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朱熹对《大学》、《中庸》的关注也是探赜索隐、贯之一生。自十五岁始，《大学》、《中庸》开始进入朱熹的研读范围。尤为感人的是，朱熹直到临终前一日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真可谓为《四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宋代《四书》教学理念的实现

《四书》如何在宋代重建了儒家之学？信仰对象的树立，圣贤标准的确立，成为《四书》教学中的一种公共话语，加之师友间的砥砺、赏识，形成了教学繁荣的局面。

首先，《四书》教学明确了以儒家圣人为标准的教学目标，具体而言就是以孔子、孟子、颜回等言行来指导规范自己的学习和践履。周敦颐、二程等均自觉地探讨孔颜乐处这一蕴含了时代精神的理学命题。周敦颐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14]在周敦颐的诠释下，颜回能以道充为富，以身安心泰为贵，是得道之圣人。程颢曾回忆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7](P16)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就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说：“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于圣人之道也。”程氏后学均能以孔子、颜回为自期的榜样，不断挖掘其精神内涵。吕大临曾有诗言：“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子得心斋”，得到老师程颐的赞赏[7](P239)。他的岳父张天祺逢人乐道：“吾得颜回为婿矣。”[12](P617)邵雍曾有诗：“古有孟轲难语觉，时无颜子易为贤。”[15](P255)曾有学生问陆九渊：“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陆九渊回答说：“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从这些自得、赞誉之语，我们可以看出理学“学为圣人”的教育目的对学者产生的巨大吸引力。

其次，来自师友之间的相互磨砺、赞赏、影响等，形成理学群体的“他誉”，进一步深化了、形成了独具特色《四书》的教学。二程的父亲程初见周敦颐，认为其气貌非常人，黄庭坚曾评价周敦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非亲见先生接其辞气，则其所以为言亦安能曲尽其妙”。程氏二兄弟，闻周敦颐论学，有如坐春风之感，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张载学成德尊，识者“谓与孟子比然”[7]（P334）。程颢第一次认识邵雍，议论终日，退而赞叹其“内圣外王之学”[15](P577)。谢良佐教授州学时，吕大忠每过之，听谢讲《论语》，必正襟敛容曰：“圣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肃。”[12](P608)这些发自内心的对理学家人格的钦佩，为塑造理学家的人格形象奠定了基础，是理学学术传播的重要条件。

还有，理学家再次实践了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实现了理学教学的繁荣。周敦颐为官时，当时无论是老师宿儒，还是专业人士，均闻其名而登门造访。他三十二岁为郴县令时，知州事职方员外郎李初平年长，钦慕其学，想拜其为师，周敦颐谦逊地说自己年少不足为师，但可以一起交流。后李初平日听其教诲，二年而后有得。冯元质曾描述陆九渊晚年教学的情景，可谓众生云集，井然有序。陆九渊“常居方丈。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13]（P501）。从朱熹的教学实践来看，其授徒的生动场面和“教学的荣耀”也令人叹为观止[16]。据说朱熹的弟子，总数可达数千人。在南宋时，陆游就曾感叹“朱文公之徒数千百人”。陈荣捷先生还进一步描绘了朱熹门人的盛况：“与集体相似者，则有父子兄弟同事朱子。父子同事朱子者有九宗，兄弟二人同事者有二三十宗。三人（连从兄弟）同事者十宗。甚至三世同事者所知有三宗。至师事至五、六、七次者。有从游四五十年者。有童年师侍者。有比朱子年长者。有年老不能从游乃遣子往学者。有老病不能卒业，遣子受学者。有乏资年老不能时见闻乡有从轭问者。有裹粮十里者。有无财不能进拜者。亦有大富大贵者。五光十色，与孔子门庭前后相辉。”[17]

四、结论

宋代《四书》教学对三代时期以五经为教材的教学有许多继承之处，如在教学目标上，都是以培养圣贤为目标，强调明人伦，重视道德修养。宋代《四书》教学因与理学学术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首先，《四书》教学明确提出了培养的圣人能够“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在教学内容及进阶上综合考虑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和《大学》中八条目的修养结构，强调君主与臣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教育思想和理念上将天下学子囊入儒学教养体系之中，扩大了教学的范围，强调修身养性与致君泽民的有机统一。其次，在注解经典时，摆脱了汉唐以来繁复的章句训诂体系，强调领会性与天道的知识。在教育哲学上发展了理气观，分别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强调人性本善，重视环境对人的熏染与影响，主张通过教育使人回复本然之性，重视个体生命体验，力图达到天人合一、学达性天的人生境界。最后，在教育过程中强调情境教学、主张工夫修养，形成了教育史上可圈可点的理学教育典范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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