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知识分子要提供“远方之见”

“我受不了西方的生活方式，那里每个砖头都写着法律，所行之处看到的全是法律，缺少人情味”

王铭铭习惯性地选择了“卡瓦小镇”咖啡厅，摸出烟斗坐下。鸭舌帽(出门时没戴帽子会有心理压力)、对襟上衣，语调不紧不慢，加之一口闽南腔的普通话，使你很难在他身上看到学者儒雅轩昂的影子。

“这几年你变得很颓废，”前几日去香港开会时有人提醒他，“就像艺术家标榜颓废为自己的艺术”。当然是有一些颓废的心态，生活里某些事情不是看得很惯，某些发展有点“傻”，“本来可以更好的嘛”，他对自己有些失望。

不过如此打扮也很愉快，“稍微自由一点，不必装腔作势，尽量伪装成什么东西都不是的那种感觉。”如今大学教授也穿得像生意人一“有些荒诞”。

接受学术杂志以外的媒体采访，很长时间以来王铭铭还是第一次。

走在乡土上

1989年第一次见到费孝通时，王铭铭还是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学生。

1994年，博士后归来，王铭铭到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正式报到，费先生是创所人。

虽是一脉相承的英式人类学，但两代人的求学背景明显不同。费老留英时，亲属制度和经济交换还是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五十年后，宗教的仪式研究成为学科核心。“费先生所关注的，主要与功能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性研究相关。我对于象征方面现象的关注，并非是得到费老的影响才产生的。对于历史、仪式、宗教的研究，是对费先生那代人的补充。”

如果把时光再倒推十五年，王铭铭还在痴想着做贝多芬式的伟大乐人。然而八年学琴生涯戛然而止于1981年，他考取厦门大学，选择了以为能“公款旅游”的考古专业。

上世纪80年代初，学科重建之风兴起，南方要恢复人类学，考古专业被纳入新建的人类学系里，王铭铭正式结缘这门所谓的“新学科”。

从国人接受这门西学算起，人类学在中国已有百年史，减去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三十年“缺席”，实际“年龄”实则只有七十岁。1979年学科开始“恢复名誉”，1981年以后的25年，越来越多的人类学信息进入中国。受某些负面因素的影响，重建以来的学科也受过挫折，一度出现停滞，直到90年代中期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销声匿迹了30年后重返人间，中国社会学“基础薄弱，走得太快”，费孝通提出要“补课”，以身作则开始读马林诺夫斯基、派克等的文章，“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费老晚年对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反思让王铭铭感动，他发愿努力还原人类学作为大学社会科学基础课的学科地位。

在王铭铭的理解中，人类学对社会的价值在于，“观念上，要求你参与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远离对政策的图解，“更关心古老文化的延续性”。

尽管厚爱人类学，王铭铭并不讳忌本学科的缺陷。“汉族地区的专家比较少，少数民族研究队伍壮大，但停留在抽象的政策讨论和历史概述层次。”

“远方之见”

“社会科学存在很多弊端，其中一个是以简单引用西学当中的概念和方程式为荣。”这一弊端被时下的教育体制当成优点，多数中国学术都是“西方理论的中国注解”，危机凸显。王铭铭继续直陈自己学科的弊端。

中国社会科学如果既要避免民族主义，又要有天下雄心，“那就需要从古代的思想中提炼我们的概念，让别人来关注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未来?不知道。不过，王铭铭指出，事实是，人类学界大家葛兰言、列维・斯特劳斯，思想均来自中国《易经》，提出结构理论；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仪式思想，来自《礼记》，传到中国后，却都被误解为彻头彻尾的西方理论。

知识分子要有一种不同于其他人的眼光，与其他人比起来，需要与现实生活形成更远的距离。“不是说一般民众语言就是柴米油盐酱醋，不是说他们只关心生活的直接问题，不是说他们就没有公共关怀”，有的。但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形成一种错误的“关怀”，企图将自己塑造成跟他们想象的“民众”一样的人。“这促成一种文风，使我们长期崇拜想象的‘民众话语’。”

另一种倾向是，伪装成老百姓代言人的现代化精英不懂得从民间寻找知识源泉。王铭铭认为，“有必要从民间的文化态度中学习社会科学的思想，即对现代和传统的相对看法，我们不要以国家前途的把持者自居。”

“士大夫变成这样，是知识分子品格部分丧失造成的”，士大夫渐渐跟社会的公共道德脱节，成为技术性的、专业化的“专家’，是知识界“螺丝钉化”的表现，多数缺乏反观自身能力。

因此，王铭铭再三重申“作为‘陌生人’的人类学家”的重要。“倘若知识分子‘司空见惯’地以自己社会的定式看问题，他们的社会也就失去了知识分子本来可能提供的‘远方之见’。”

无处非中

清朝传教士艾略儒曾用“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教训中国“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教训得好，这也包括了对我们现当代社会科学的教训”。现当代的社会科学有一种民族中心主义，基于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想”来解释世界。

每个地方都有中心，可中心是什么?“教堂、清真寺等，都是公共符号，背后有很多故事，一系列中心成为我们生活的核心地点”，学者到每个地方去，老是到处设身处地寻找自己日常生活的影子，使社会科学研究掉入日常生活实践的重复叙述，越来越缺乏公共色彩，“社会科学这样做，最终只能使自己失去从日常生活中看出中心的能力，失去透视人心的能力，更无法想象世界的丰富。”

在王铭铭笔下，大西洋是个类似青海湖规模的湖，他提出“天下观”。

“天下”观念并非别无分店，比如盛洪等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发现天下主义相比于“美国主义”的好处；比如何伟亚(美国学者)等发现它相比于国家观念的优点；比如汪晖等发现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王铭铭的“天下观”，不侧重于“天下政治学”，虽亦有思想史的成分，但主要是对中国概念的世界解释力的思考。

“这个世界需要纷繁多样的文化，也需要各种各样的学术，华文学术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强项!”中西之间有很多通性，但有人把这个差异说得太大了。所以有了费老的“文化自觉”的提醒，传承到今，费老的话已潜移默化为“文化自信”。

“现代性在中国成了一种宗教”

看起来王铭铭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强调他者眼光的重要，一方面又试图基于中国独特的思想体系去解释西方社会。

外人眼中的“两张皮”，在王铭铭看起来实质上是相通的。“很多人把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等同于封闭主义、保守主义、封建主义，没有看到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体系里，有一种他者的眼光。”

明代被认为是中国的保守年代，“可就在那时，传教士可以当部长，今天你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局面吗?”

如何重新理解中国的过去?这是反差带来的命题。“现代性在中国成了一种宗教”，在这个幌子下，破坏了过去就被誉为“进步者”，王铭铭不客气地将这称为“新鲜事物拜物教”，“这种特殊的宗教使社会科学迷失在现代性的话语中，甚至使我们忘记，西方社会科学向来包含着对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性”是指“高级资本主义时代”，在一些人看来，不同意识形态阵营，无非是“高级资本主义”的子体系一“应当包容以至鼓励一些社会科学家来表明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好的，需要有这个声音。”

与西方发达的现代性相比，中国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王氏将其概括为“法制不够健全”和“规矩不够多”。

“法律不健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优点，那就是自由。当然这个不能延伸到政治上，比如网骂，西方就不如中国自由，不自由几千倍，西方法律很健全。又比如，我们私下聊天，对女孩子轻佻一点，都是允许的。可到国外去，看到一个美女吧，不敢端详，因为那就是性骚扰，就叫；看到小孩子也不敢抱他，因为他们会说你‘儿童性滥用’。”

王铭铭的讲课风格是：坐着讲课，不拿讲义，不写板书，“上课那样随便在西方是不行的”，他称受不了西方的生活方式，“那里每个砖头都写着法律，所走的地方看到的全是法律，缺少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