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7 05:48:55
2012年6月29日，“耶稣诞生地：伯利恒主诞堂和朝圣线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巴勒斯坦第一次“申遗”成功。消息传来，巴勒斯坦人兴奋不已，一座基督教堂，为一个尚未真正建立的穆斯林国家赢得了荣誉
去年十一月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我们像中世纪的朝圣者一样，以步行的方式离开耶路撒冷前往伯利恒。这是一条修建在山岗之上的宽阔公路，当耶路撒冷城渐渐落在身后时，右手边的朱迪亚山地露出更为清晰的容貌，稀拉的橄榄树和灌木丛点缀着荒白色的山体，正是这片土地的寻常景象；左手边的东方，也在死海上空蒸腾的水汽中，远远显出约旦高原的轮廓。
伯利恒城外的旷野，是《圣经》里许多故事发生的舞台。就在这儿，雅各埋葬妻子拉结并为她立了墓碑；年轻的大卫赶着羊群，人生的大运还未降临；摩押女子路德弯下腰去捡麦穗，一起身遇见了波阿斯，于是开始了一段爱情。
更不用说《马太福音》那句脍炙人口的——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我觉得歌颂耶稣出世的这两句话，是整部圣经里最好的感叹句。
“心里被盖了一堵墙”
放空的思绪在一道钢筋混凝土高墙前戛然而止，墙的高度目测有七八米，顶上还有铁丝网和摄像头，每隔一段还能见到岗楼，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巴以隔离墙。以军检查站就设在隔离墙下，将以色列实际控制的耶路撒冷全市和属于巴勒斯坦自治地区的伯利恒这两座圣城，生生切开。
以色列政府从2002年6月起，沿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边界线开始修筑这道“安全隔离墙”，要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地区与以色列完全“脱离接触”，以阻止巴方的激进分子越境袭击。
本以为肯定要颇费工夫才能通过隔离墙的检查站，我们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到了才发现，虽然荷枪实弹的士兵和各种电子检测设备，多少传递出了一点严肃的气氛，但却谈不上紧张，我们只是把背包放上安检机，让边检官翻看一下护照，就得以放行。
伴随着某种矫情的失落感走出来，我立刻被眼前的场景惊到了：一条被铁栅栏从中隔开的通道，一边是出，一边是进，进的那边排满了阿拉伯人，队伍很长，应该都是伯利恒及其附近的巴勒斯坦居民。隔离墙修建起来后，以色列政府允许巴勒斯坦人入境内做工和购物，但不得过夜。
他们朝我们笑，像我生活的东耶路撒冷那些阿拉伯朋友一样，开朗热情。来中东之前，我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了解只限于书面，无非是各种的历史片段和宗教纷争。在耶路撒冷生活一段时间后，对两个民族的性格差异逐渐有了感受。他们对中国人都很友好。我遇到的几乎每个犹太人都知道二战时中国上海收留犹太人的历史，不少人还知道哈尔滨也曾是他们先辈的避难所。但犹太人一般不会在陌生人面前表现出太过主动和热情，我有好几个犹太朋友都给我以情感内敛细腻的印象。
阿拉伯人则不同，也许是东亚面孔在这里还算少见，每次走在阿拉伯区都有陌生人上来“搭讪”。我第一天进耶路撒冷老城的时候，就有一群阿拉伯少年跟在后面嘻嘻哈哈，尝试用简单的英语跟我们交谈。每次走在街上，都有开车的阿拉伯人摇下车窗打招呼，那些开店的阿拉伯商人都会报以笑容。当发现我们是中国人后，许多人都说“China！Great country！”“Chinese，good people！”。
他们的队伍行动得非常缓慢，原来每个人都需要验指纹，不少人还被要求脱鞋和进行搜身，巴勒斯坦人进出检查站，很显然远没有我们这些外国游客方便。后来我听说以色列的国民则根本不允许进入巴勒斯坦自治地区，以避免冲突。
这就是所谓的有限自治。
我到耶路撒冷后，不止一个在此常住的中国朋友告诉我，隔离墙修建起来，耶路撒冷的安全状况的确好了很多，这是事实，但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伯利恒的蓝天下，站在冰冷的高墙下，我只感到压抑感扑面而来，隔离墙穿过山野和谷地，割裂橄榄林和农田，原本的邻居很难再见面。巴方这边的墙体有大量的涂鸦，这道现成的大画板成为巴方和支持巴方的外国艺术家们表达政治诉求的舞台，我看到手持冲锋枪的阿拉伯妇女的巨幅画像，脸上露出的灿烂笑容反而让人不寒而栗；也看到“我想要回我的球（I want my ball back）”的孩子心声；有一段文字出自一个年轻女性，她说：“当你每天早晨起来，看到高墙立在窗外，那种感觉就像心里被盖了一堵墙。”
圣母玛利亚诞下耶稣之地
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画家大卫·罗伯茨曾在近东做过11个月的朝圣之旅，一路走一路画，后来出版了几卷有关“圣地”（Holy Land）的版画集。其中有一幅远眺伯利恒的图画，近处的浅谷里长着茂密的橄榄树，远处的山坡和平地上错落着许多灰白色房子，砌筑高墙，开设小窗。当我们进入伯利恒市区之后，整体的印象和大卫当年的感受差别不大，今天虽然新增了许多房屋，却保持了当年的色调和风格，看着有些单调。说是城市，规模和中国的一个县城差不多。
伯利恒的阿拉伯语名字意指“肉篮子”，希伯来语名字是“面包房”的意思，可见这儿的条件不错。后来我去到希伯伦等地，才发现伯利恒确实算个相对富裕的城市。
在随处可见的巴勒斯坦旗帜和阿拉伯文字招牌的陪伴下，走了很长一段路，我们来到伯利恒最热闹的地方——马槽广场。
广场的左侧是一个城堡似的古老建筑，那是举世闻名的“圣诞教堂”（The Church of the Nativity）。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当时统治着包括近东在内的罗马帝国执政者恺撒，下令在全国进行人口普查，所有人都需要回到故乡。住在北方加利利地区的约瑟，是大卫王的后裔，带着已怀孕的妻子玛利亚返回“大卫的城”——伯利恒。他们刚一返回，玛利亚就诞下一个男婴，因为伯利恒的客店里已经没有地方，所以就用布把孩子包裹起来放在马槽里。旷野里的牧羊人受到神的启示，来到马槽边探望。不久之后，在一颗明亮的星星指引下，东方来的几位博士来到伯利恒，献上了黄金、乳香、没药作为礼物。
这就是著名的耶稣诞生的故事，印证了以色列的先知弥迦在《弥迦书》中关于弥赛亚将要出生在伯利恒的预言。随着基督教的日益流行，伯利恒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重要的朝圣地点。公元4世纪，皈依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大帝之母海伦娜来到圣地寻访耶稣圣迹，认定一处岩洞是耶稣诞生的确切地点，在此基础上于公元339年建起教堂，一千多年来历经多次修缮和扩建，逐步形成一组建筑群。这是迄今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教堂之一。1099年十字军占领伯利恒后加固了外墙等处，并新建了一座修道院，这奠定了圣诞教堂如今的外观，高墙耸立，只在高处开设小窗，俨然一副防御性很强的样子。
教堂的入口处让人大跌眼镜，如此著名的圣诞教堂却只有一个弯腰才能进入的小门，据说这是奥斯曼帝国时代，伯利恒的基督徒为防止穆斯林骑马进入破坏圣诞教堂，而特意改小了门。
跟小门相比，教堂的内部宽敞了许多，规模上还是无法与欧洲那些大教堂相比。但一想到这里的重大意义，也就不由得肃然起敬。教堂现地面的下方，有精美的马赛克拼嵌画，这是保留下来的早年的教堂地板。教堂内侧有两排立柱，不设座位，尽头是装饰华丽的圣坛。大卫·罗伯茨画下了他当时所见的模样，我对照图画和眼前的实景，发现没有太大变化，连一些尖顶玻璃吊灯也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画面上衣着长袍的人们凝重的面色，换成了身边游人与朝圣者的各种表情。
我正在大厅里欣赏的时候，遇到几个阿拉伯年轻人，其中一个围着头巾的姑娘得知我从中国来，忙问我对巴勒斯坦的印象如何，眼睛里闪耀着渴望被理解的光芒。我说很好很漂亮，她的嘴角泛起微笑，这种眼神和微笑，我在巴勒斯坦多次遇到。
右手边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那是等待去教堂的地下室探访“马槽”的人们，一个中年男子凑过来，低声对我说队伍这么长，可能要1小时才能进去，那边还有一个口，他可以带我去，不需排队。他朝我伸出五个手指：“Five dollars？OK？”（五美元？怎么样？）
我摇摇头，还是排进了队伍。
跟在一群法国朝圣者的身后下到地下室，从的石头看，可能是个天然石洞，地面上的光线透过台阶的入口处照进来，而地下室的采光就得靠从顶上垂下的许多吊灯了。空间不大，几乎是人挤人，但没人说话，气氛庄严肃穆。我们依次来到一个小祭坛前，在它下方的云石地台上嵌着一颗十四角银星，这象征着举世闻名的伯利恒之星，也就是引导东方博士们从万里之外赶来，在伯利恒见到了未来犹太的王和“人类的主”的那颗星。石台上用拉丁文刻着“这是圣母玛利亚诞下耶稣基督之地”。基督徒们跪下来，亲吻了地板，屏气凝神地抚摸了这颗星，我也学着摸了摸，然后像被赶羊一样，被一旁的神职人员“赶”出地下室。
如同耶路撒冷的圣墓大教堂一样，圣诞教堂也由多个教会共同管理和使用。罗马天主教会、希腊正教会和亚美尼亚使徒教会都在这里分得一块地盘。
每年的圣诞节是伯利恒最热闹的日子，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和游人会在马槽广场举行盛大的圣诞游行。在平安夜的夜晚，广场和周围建筑会亮起各色彩灯，竖起巨大的圣诞树，想进入圣诞教堂内部参加活动，则需要提前很久预约。不过由于基督教各教派的传统不同，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在我们熟知的12月24日举行庆祝，而希腊正教会等许多东方教派的圣诞节是1月6日，所以伯利恒的圣诞庆典至少要进行两次。
教堂与清真寺共存
广场的另一侧，与圣诞教堂遥遥相对的是一座清真寺，高高矗立的宣礼塔成为这一带的地标。公元7世纪上半叶，强大的阿拉伯军队占领了伯利恒，先知的拥护者和战友、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一世来到这里，如同他与耶路撒冷的异教徒的和平约定一样，奥马尔一世也宽容地允许基督徒继续使用圣诞教堂。他曾在教堂附近的位置进行穆斯林的礼拜，在他下跪的位置，后来修建了这座奥马尔清真寺（Omar Mosque）。
我们在清真寺的大门外脱了鞋，踩着柔软的地毯登上了设在二楼的礼拜大殿，因为不是礼拜时间，所以殿内空荡荡的。一位中年神职人员迎了上来，温和友善地介绍起伊斯兰教的常识：一天要礼拜五次，每周五是最重要的主麻日，礼拜的时候要朝向墙上那个凹进去的“米哈拉布”（圣龛）。
我将刚刚摸完“伯利恒之星”的手放在身后，欣赏这个城市的另一面。
从阿拉伯帝国时代起，除了十字军占领的短暂时间，阿拉伯人都是整个巴勒斯坦的主要居民，一千多年里这一地区始终处于穆斯林政权的控制下。伯利恒由于是耶稣的诞生地，一直都有较大规模的基督教社群存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涌入伯利恒，从根本上改变了这里的人口构成。经过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取了包括伯利恒在内的整个约旦河西岸，政权因此易主，但阿拉伯人仍然是伯利恒的主体民族。1995年的圣诞节，根据以巴双方的和平协议，伯利恒归还给巴勒斯坦，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统治下的城市。
走在热闹的集市里，能真切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阿拉伯氛围。挂在店铺外面的阿拉伯长袍和头巾，嗞嗞转炉烤肉，摆在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巴勒斯坦瓷器，在地上一字摆开的咖啡壶和水烟壶，久负盛名的伯利恒橄榄木制品，以及比耶路撒冷差不多低一半的物价，都无处不在提醒我们，这毕竟是一个巴勒斯坦城市。
马槽广场上没有耶稣基督的塑像，奥马尔清真寺的外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阿拉法特画像。
尽管如此，伯利恒依然拥有巴勒斯坦境内最大的基督徒团体之一，这其中还有不少是阿拉伯人。从衣着打扮可以判断出哪个阿拉伯人是基督徒，尤其是女性。巴勒斯坦地区的穆斯林属于逊尼派，女人出门的时候会用头巾罩住头发和侧脸，而阿拉伯基督徒女性就没有这些禁忌。同时穆斯林禁酒，阿拉伯基督徒却可以喝酒。
尽管存在某些问题，总体来说，伯利恒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相处还算和睦，穆斯林是这里的主体，教堂也随处可见。旅游业是伯利恒的支柱产业，多数来伯利恒的游客都是冲着耶稣诞生地的名号，所以巴方也对圣诞教堂等地保护有加。2012年6月29日，“耶稣诞生地：伯利恒主诞堂和朝圣线路”（Birthplace of Jesus： Church of the Nativity and the Pilgrimage Route， Bethlehem）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巴勒斯坦第一次“申遗”成功。消息传来，巴勒斯坦人兴奋不已，一座基督教堂，为一个尚未真正建立的穆斯林国家赢得了荣誉。
真正深刻的矛盾存在于巴以之间，城外的隔离墙和检查站就是明证。圣诞教堂最近一次登上各大媒体的报端，是十多年前巴以严重冲突的2002年，当时以色列国防军对伯利恒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几十名武装人员在内的200多名巴勒斯坦人逃进了圣诞教堂。以色列方面用军用坦克包围了教堂，里面的武装分子将神职人员和基督徒扣作人质。在长达五周的围困中，9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被杀，教堂的敲钟人也不幸遇难，教堂建筑本身也遭到一些损失。原本应该清净庄重的宗教圣地，在现实的冲突面前沉默无言。
其实这正是“圣地”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写照，大部分日子里风平浪静，偶尔来一次翻云覆雨，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