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摘要：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但文化也影响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受数千年岁月磨砺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一方面，也有消极的一方面。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观念、“人治”思想、“好古忽今”意识和“义”、“利”对立观四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作一些分析。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国经济消极影响

文化以经济为基础，并能动地影响经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文脉传承，早已静静流淌在国人血脉之中，深深沉积在国人骨髓之中，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国人的思维和行动。不可否认，它所蕴含的许多优秀价值观念、伦理精神和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其“出身”小农经济，有些先天因素还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要求，进而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积极有益的经验值得继承发展，消极负面的影响亟须克服改进。惟此，中国经济才能在“趋利”与“避害”的统一中更好地倚重文化优势、实现科学发展。本文试就其消极影响作些具体分析。

一、宗族观念影响经济民主思想的进步

宗族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家族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它所蕴含的超越功利性的天然伦理亲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发展影响巨大，以至于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宗族观念不仅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而且随着“忠”、“孝”思想的高度交融，“忠君孝悌”逐步固化为其核心理念，并超越家族范围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

在以家庭内部分工为经济体系的传统小农经济时期，宗族观念对于维护家族稳定、协调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分工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经济交流合作广泛深入，其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出来，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它极易形成经济管理模式上的集权化。宗族观念对经济领域的主要影响，在于它所衍生的宗法等级制度，这一制度突出强调要树立“家长”的权威。受此影响，一些企业的领导层在管理上实行高度集权化的模式，个人专断作风严重，主观武断、唯我是从，严重压抑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去年发生的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13名员工跳楼事件就是典型例证。“深圳总工会对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调查认为，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管理层级的‘壁垒化’和‘把人当作机器’的刚性管理手段，“对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客观上也是导致员工由于个人问题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1另一个是它极易割裂付出与所得、能力与地位的密切关联。这在多数家族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比如，家族企业普遍缺乏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不是广纳群贤，而是任人唯亲，经常出现庸才领导良才、小学生领导大学生的现象，导致企业内部缺乏竞争、人心浮动，严重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2000年，曾在4年内一手将创维电视销售业绩从7亿做到43亿的创维中国区域销售部前总经理陆华强，携150多名精兵强将投奔竞争对手高路华，这对创维集团的致命一击，起因却只是一次简单的人事调整。特别是“在企业做大、家庭富起来以后，经济利益往往会压倒血缘、亲情，家庭围绕利益和权力的斗争也会激烈，这种‘豪门恩怨’自古到今从来没有断过。”2所以说，宗族观念和宗族等级制度，从思想观念、人际关系和制度机制等多个方面，都严重压抑、禁锢和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使现代经济所需要的民主精神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二、“人治”思想阻碍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

“人治”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唐律疏议》中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也就是说，“人治”是用“德”、“刑”两手管理社会的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刑”罚只是一种“治人”的手段，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西方法律以自然法为基础提出“天赋人权”的思想，强调法律面前人与人的绝对平等。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4卢梭倡导人们：“我要这样地服从法律，不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的束缚。”5而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人治”思想则相反，它重个人意愿轻公共规则、重随心所欲轻约束限制。在“人治”的面前，法律只是被个人权力随意支配的附庸品。

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市场经济体，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已经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人治”思想根深蒂固，它往往导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出现忽视或违背制度的非理，影响了公平竞争市场机制的建立完善。当前的突出表现有两个：一个是“权力经济”大量存在。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权力经济”模式本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完善而退出，但由于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始终是在政府主导下展开的，政府与市场还难以保持“适度距离”，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政府部门和官员为了满足私欲，将手中的权力作为“资源”，以“寻租”方式直接介入市场活动而从中牟取暴利。‘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目前已经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垄断性既得利益集团。”6这在某些地方的煤炭和房地产行业中表现尤为凸显。《中华工商时报》披露，广西北海土地开发商从政府手中最高出价115元/平方米，每亩约10万元，而二级市场转手出去每亩最低价70-80万元，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中管窥蠡测足见“权力经济”现象之甚。另一个是“搭便车”问题层出不穷。受“人治”思想的长期濡染，经济人和市场主体依法经营的意识淡薄，加之目前市场监管机制极不完善，他们为了追求短期利益、降低“生产成本”，往往会在经济活动中潜意识地产生强烈的“搭便车”动机。以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债务拖欠问题为例。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信用管理调查组调查，截至2003年11月底，仅全国规模以上(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间形成的不良债务拖欠就高达18624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16.9%。而且其中很多债务拖欠并不是因为资金紧张，而是故意拖欠。

经济活动的法治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市场经济体制成功的基础在于市场主体之间权利平等的契约关系。“人治”思想不克服，“权力经济”现象就会屡禁不止，“搭便车”问题也难以遏制，这必然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市场竞争不公平等问题长期存在，也必然会影响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的深入发展。

三、“好古忽今”的意识制约经济的创新发展

早期儒家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碰撞中，总能同化、融合周边文化。随着这种文化强势的不断推进，儒家文化逐渐变得“自我圣化”、“唯我独尊”，渐渐地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型文化演变成为封闭保守、睥睨其他的内向型文化。长此以往，“好古忽今”也就深深植入了国人头脑当中。正如前人所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8

“好古忽今”意识对现代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在表现两个方面：一个是容易导致创新精神的缺失和创新型人才的匮乏。“好古忽今”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这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人们思想和行为，安于现状、囿于成规、裹足不前。这从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经费的投入上便可见一斑。“2008年，中国的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52%，而主要发达国家都在2.5%以上，日本2006年就高达3.39%。从企业R＆D投入强度看，2008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为0.61%，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在2.5-4%。”9创新精神的缺失必然导致创新人才匮乏。另一个是增大了生产边际成本、降低了产业竞争力。创新能力的不足，必然导致关键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少，产业边际成本过高，从而导致核心竞争力不强。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透露，我国仅有1.1%的企业获得授权专利，其中仅0.17%的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权。这导致我国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至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个人计算机每台平均利润不到5%，DVD机每台售价不到30美元，交给别人的专利费接近10美元，生产企业的最终利润只有1美元。据有关资料显示：“虽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但出品的产品相当一部分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并返销母国的，目前中国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占进出口的比重仍在50%左右。由于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企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非常高，随时面临生存危机。”10

现代经济发展呼唤创新，而好古忽今意识否定创新。如果不重视创新、不善于创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将难以转变，企业生存发展也将会经常受到于国际市场的冲击，中国也难以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跃升。

四、“义”、“利”对立观弱化推动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义”、“利”之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其基本主张就是“重义轻利”。如，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11，“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2将对“义”、“利”的追求作为评判“君子”和“小人”的主要标准。孟子宣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3更是将道义置于生命之上。古代先贤关于“重义轻利”的观点，以及后人对其无休止的解读，致使“义”、“利”对立的观念被无限扩大，并深深地植根于国人头脑当中，这种“把道德绝对化，甚至脱离现实的要求，片面地夸大道德的作用，强调把人的道德修养放在首位，作为人生的最高需求，从而造成了道德与现实的二元对立”14。在一定程度上讲，“义”、“利”对立观念人为地在“义”、“利”之间造成一种割裂，进而缺少一个从道德上将其联系起来的纽带，以至于在“义”和“利”之间国人常常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改革开放至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义”、“利”之辩就成为我们每时每刻都要面对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一种规范经济，要求市场行为主体必须始终保持理智、审慎和自律，而“义”、“利”对立观却往往导致人们做出非理性的利益选择，使求利行为难以符合社会公认的准则。这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就是“两个缺失”：一个是商业契约精神的缺失。市场的竞争性决定了市场行为主体的逐利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对于任一企业来讲都无可厚非。但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义、利之间的关系，而是一味地追求利益的获取，见利忘义、舍义取利，人们的经济行为就会失去道德约束、无视法律存在，肆意践踏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有人曾经对美国次贷危机从文化角度作过剖析，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就是：“在道德和利益的博弈中，丧失道德自律，从而使道德风险暨文化危机触发金融危机的产生。”15另一个是社会责任的缺失。有人认为，“经营者有三个层次：生意人、商人、企业家。而从‘人’到‘家’是其本质上的跨越。所谓企业家就是不仅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他还要有社会责任感。”16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北大商业评论》副主编叶坪鑫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做好事有好报，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企业”，他曾用研究成果证明这一观点：“通过对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其中60%的公司向汶川灾区进行过捐赠。相对于没有捐赠的企业，捐赠企业当年销售增长率要高出3.6%个百分点，资产回报率高出两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能获得人们对其社会合法性的支持。可见，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的最大价值，就是能够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在社会主义经济大发展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对立思想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精神动力，致使国人无法认识到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本文难以详尽剖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但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很深，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要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实现腾飞，一方面必须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错误观念、陈旧思维的束缚，另一方面要在深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因素，使中国传统文化很好地实现与现代企业理念的对接，以此更好地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

注释：

1 2010年5月20日人民网载文《深圳调查组进入富士康调查员工连续跳楼事件》

2经济观察网.梁小民.《商帮中的家庭家族与宗族》

3《论语・颜渊》

4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5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62010年9月15日《中国青年报》载文《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7《论语・述而》。

8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9 2010018期《人民论坛》刊文《“十二五”挑战与对策》

10 2010018期《人民论坛》刊文《“十二五”挑战与对策》

11《论语・阳货》

12《论语・里仁》

13《孟子・告上》

14李瑜青等.人本思潮与中国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第62页。

15《道德不敌利益，国际金融危机深处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报》2009年8月10日。

16刘森.金融危机形势下弘扬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理论前沿》2009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