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裸捐”

白衬衫的袖口挽了起来，左右手腕各戴着一串佛珠，世界上最大的代工老板郭台铭一如既往地穿得像一个普通的台湾大叔。但在6月26日这一天，他看似不经意地在公司的股东大会上宣布：将捐出9成财产做公益，并且已在法院完成了公证。

尽管近年郭老板的个人财产缩水了一点，但根据2013福布斯富豪榜，他的身家仍有51亿美元，按此计算，郭台铭等于承诺捐出超过280亿元人民币。这将是华人世界一笔前所未见的巨额捐赠，倘若兑现，郭台铭极有可能超越李嘉诚，成为华人首善。

但是，这样一桩大好事，网络上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叫好者称郭台铭近乎裸捐，是企业家的榜样；质疑者却认为，身为富士康老板的郭台铭，长期剥削工人，与其做慈善，不如先改善公司员工的福利。

其实，质疑的言论不独针对郭台铭。目前，富豪参与公益慈善非常普遍，但是，捐了钱做善事的老板们未必都把自家公司的CSR（企业社会责任）做得尽善尽美。特别是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和员工福利这几大问题，仍处于粗放发展阶段的中国企业，没几家敢拍胸脯说自己已经完全过关。在不少人看来，企业家的财富有点“脏”，而富豪慈善，则有“洗白”的嫌疑。

郭台铭的情况尤其特殊。他领导着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但却一直饱受媒体的批评，常被指责管理过于严格，对员工缺少尊重和关怀。2010年爆发的“连环跳”，让富士康背上“血汗工厂、杀人工厂”的骂名。作为“杀人工厂”的“君王”，郭台铭的公众形象看上去有点面目狰狞。

为什么一个对员工如此苛刻的老板，会愿意捐出巨额财富做公益？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我们可以来讲讲郭台铭与富士康的故事，也许你会从中找到答案。

首富、亲人、慈善

1950年，郭台铭出生在台北一个普通家庭，郭父是派出所里的警察，从小对儿女采取军事化教育，常常“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不少媒体人认为，童年所受的教育对郭台铭日后管理工厂有很大的影响。

郭台铭少时，家中并不宽裕，作为长子的他，靠半工半读才完成了专科学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小子。但他却喜欢上了一位富家千金，那个女孩的名字叫林淑如，据称还是当时台北医学院的校花。郭台铭非常勇敢地展开了追求，常常骑着摩托车到学校门口接她，有时甚至会坐在教室后面陪她上课。林淑如被他打动，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一文不名的郭台铭。

也许没有这位富家千金，就没有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1974年，郭台铭拿着父母的积蓄与朋友合伙创业，成立了“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但是短短一年就亏得精光，合伙人纷纷退出，郭台铭不想放弃，但苦无资金，是林淑如回娘家借来70万元新台币，才使郭台铭的梦想得以续航。

独自创业的郭台铭很能吃苦，常常一天工作15个小时。为了与同行竞争，他疯狂追求生产速度。有媒体报道称，有一次，为了赶工交货，作为老板的郭台铭拿着两张电影票，跑进模具店对技师说：“拜托你们了，先生们，模具请一定要在今天赶出来，客户明天就要了。我这里有两张电影票，今天将模具完成，晚上请你们去看电影。”

创业初期，郭台铭经济拮据。台湾名嘴张启楷曾分享过一个故事：“有一天，郭台铭回到家，听到孩子在哭，一问才知道，家里没有米了。”尽管生活艰难，但林淑如一直不离不弃，据台湾媒体报道，她持家有道，几乎不让在外打拼的郭台铭有后顾之忧。郭台铭曾说过，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忙到半夜回家后，吃一碗太太下的面条。

后来，郭台铭的鸿海集团越做越大，林淑如开始帮丈夫花钱做慈善。2000年，林淑如创办了永龄慈善基金会并担任董事长，其慈善项目以教育为主，兴建了多家希望小学。

可惜好景不长。2005年，就在郭台铭以32亿美元的身家成为台湾首富之际，林淑如因乳癌在台大医院病逝，仅分享了一天的首富荣耀。郭台铭甚为伤心，一度在公共场合掉下眼泪，并说：“上天对我不公平！”

林淑如去世不久，郭台铭的同胞弟弟，一度被视为鸿海集团接班人的郭台成也因为血癌病逝。至亲的接连去世对郭台铭的打击很大，他开始反思财富的价值。郭台铭说：“有一个圆满的家庭是最幸福的，我最亲的亲属离我而去，我请了世界名医都没有办法治好，我体验到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买不到幸福。”

也许是亲人离世的切肤之痛，让郭台铭开启了大手笔的慈善之门。2006年，鸿海旗下的富士康集团向中华骨髓库捐款人民币1.0385亿元，为中华骨髓库添置设备与扩充骨髓库库容；2007年，郭台铭一口气捐给台湾大学150亿元新台币，建立癌症中心、质子中心。台大校长李嗣涔说，这是当时有史以来对该医学院最大的单笔捐款。

但是，热心慈善与追求利润，在郭台铭看来完全是两码事。就在捐出150亿巨资的2007年，郭台铭在员工大会上宣称：“争权夺利是好汉，开疆辟土真英雄！”这句“名言”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被鸿海的中高层干部奉为经典。

独裁者与富士康

富士康的扩张，正是在郭台铭令旗下争权夺利、开疆辟土的过程。

1988年，郭台铭进军内地，建立了广东深圳富士康精密组件厂，这就是日后震动海内外舆论圈的富士康。初到内地建厂，郭台铭的危机意识很强，他常自比“寒冬里的孤雁”，认为“只有努力地飞，飞得越高越好。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生存下去。”

在郭台铭看来，在技术含量不高的代工行业，只能靠“苦干、实干、拼命地干”。为了提高工人的效率，郭台铭在富士康实行类军事化的管理，每一个工人在上岗前都必须接受为期5天类似军训的“基本训练”，而对高层主管，郭台铭则更为严苛，问什么话，一句话答不上来，骂人的话立即就来。

郭台铭的严厉管治不避亲疏。张启楷曾说：“有一天，他弟弟实在太累，趴在机器上睡着了，郭台铭看到，当着所有员工的面，二话不说，冲上去就是两巴掌。”

《日本经济新闻》则将郭台铭称作公司里的“麦霸”，日本记者山下和成在听完郭台铭长达6个小时的“个人演讲”后写道：“郭台铭拥有着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强烈的独裁作风。在讲台上，虽然除了郭台铭之外还有7-8名董事在座，但所有人均几乎未能获得发言机会。”

郭台铭的性格，就是富士康的性格；郭台铭是一个工作狂，整个富士康数十万工人就得陪着他高速运转。尽管郭台铭常常说，他要求别人的，自己会首先做到，但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叫郭台铭，况且，代工工人近乎机械般枯燥的工作状态，与当老板雷厉风行的快意也完全不能比。如果说，以赚钱为首要目的的第一代农民工尚可忍受，当80后、90后工人成为主流后，他们的反感、抵触，乃至崩溃，就在情理之中了。

郭台铭也许是一个独裁者，但却不是一个不识时务、一条路走到黑的人。

跳楼事件爆发后，郭台铭在富士康深圳龙华总部造了一间铁皮屋，据央视报道，在2010年6月到9月间，郭台铭就住在这铁皮屋中，每天工作16个小时，闭门苦思富士康的危机处理。当年9月，郭台铭“出关”，一度批评自杀者软弱的他改口承认：“鸿海错了。”他接着推出“成长腰斩轮”，将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未来每年的成长目标，一下子从30%降到15%。随后，郭台铭几度宣布给员工涨薪，让利于工人。

外界一直质疑郭台铭认错、涨薪等动作是“作秀”、“危机公关”，但郭台铭与富士康的确为此拿出了真金白银。据《中国经营报》估算，若要兑现2010年的涨薪承诺，郭台铭大概需要打开荷包拿出38亿元，对于每年盈利在200亿元左右的鸿海来说，让利幅度接近两成。

郭台铭说，跳楼事件让他很自责。“我们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我们没有警觉到，年青一代的需求转变了。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们做了很多关怀的调整……对过去，我们积极地检讨。”

郭台铭承诺改变，3年过去了，富士康近况如何？

被倒逼的企业内部公益

跳楼事件之后，郭台铭采取了加薪、架设防护网、减少加班时间、聘请心理专家、成立员工关爱中心等一系列措施，并加快了把工厂往内地搬迁的步伐，称“希望工人离家近一点”。

“从台湾的观感来看，我们有看到郭台铭解决问题的诚意。”张启楷说，“可是我们必须讲，他选择的是一个代工行业，劳力密集，势必会产生某部分的问题，有没有更多的解决方案，更多（对工人）的体贴？这可能是郭台铭还要加油的地方。”

郭台铭的转变，国内媒体普遍认为“态度良好”，但这对富士康工人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呢？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潘毅与她的团队为探寻答案付出了努力。从2010年6月至2011年4月间，潘毅的团队组织了包括北大、清华、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师生调查了富士康各地厂区，并将调查结果写成了《我在富士康》一书。

据《我在富士康》描述，富士康的涨薪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给力。“以普工为例，（2010年）5月的工资在1800元左右，加薪后，7月工资约2000元，但同时富士康取消了工人的年资津贴和季度奖等福利。工人还反映，加薪之后，生产排配明显增加，工作压力加大。”

郭台铭多番推介的“员工关爱中心”也被质疑为“排查问题工人的工具”。书中这样写道：“工人只要比平常略显沉默，或是情绪化一些，就可能被‘心理咨询师’怀疑有心理问题，24小时之内就会被迫自动离职回家。”

跳楼的梦魇依旧在富士康的厂区徘徊不去。2013年4月底，郑州富士康又现“两连跳”，据《新京报》调查，自杀原因可能与工厂推行的“静音模式”有关。所谓“静音模式”，是指员工从进入车间开始不允许说任何与工作无关的话，否则就可能被开除。

郭台铭承诺要改变，但富士康的改变似乎并不大，它依旧严苛，依旧不太人性化。财经界人士认为，这也许与代工行业的低利润率与激烈的竞争有关。据鸿海集团的年报，该公司近年来的毛利润率一直低于10%。这意味着郭台铭卖出10块钱的产品，他还赚不到1块钱—这可是他驱赶着百万工人没日没夜加班的成绩单。

郭台铭常说一句话：“走出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强调纪律、强化管理、追求速度，这是郭台铭数十年来的制胜之道。2011年11月，他抛出了“机器人计划”，拟在未来用机器人部分代替工人。也许在郭台铭心目中，机器人才是完美的员工，可以24小时不间断工作，也不会跳楼。

目前，富士康的年轻人们部分扮演着机器人的角色。“每天就是重复一两个简单的动作，像个机器人一样。”员工们觉得“无聊、枯燥、没有前途”。据潘毅的团队调查，56.3%受访者在富士康工作不满半年即会离去，但是，不少人在兜了个圈后又回到富士康，因为他们没法找到更好的工作。

《新闻晚报》报道了一个工人在富士康“三进三出”的案例。一位化名为“小钟”的年轻人高中毕业就到深圳富士康打工，为了改变命运，他离开了富士康，一度投入全部的积蓄“帮别人跑运输”，但最后血本无归，只得又回到富士康。此后，他连续离开、回来。小钟说：“在富士康的时候感觉绝望，出去闯荡钱花光的时候更绝望，才知道我不能没有富士康。”

高富帅、屌丝、公益

能成高富帅，没人想当屌丝。富士康的员工如是，在国际产业链条中处于低利润环节的郭台铭亦如是。

目前的形势显得有点混乱而纠结：劳工界在不断地批评富士康侵害工人权益，但他们承认富士康的薪酬福利优于中国大多数工厂。而财经界则批评富士康连续给工人涨薪是仗着资本欺负同行，但他们也认同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大势所趋。学术界也有说辞，专家们认为粗放型的工业发展模式才是问题的根源，要转型升级，做高富帅级别的产业。

一个有意思的共识是，目前的状况不太好，需要改变，而批评一个富士康，有利于整体改变的发生。

“不管是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企业用工、遵守法律，（社会）对富士康的要求特别高。”长期帮助工人维权的公益人士张治儒说，别的企业出现一些恶劣的劳资纠纷，也许没人关注，但富士康若出现一个非常普遍的劳资纠纷，人们往往会很激烈地进行批评。“大家希望富士康带头，能够推动这个行业往好的方向建设。”

与苹果公司这种国际巨头相比，富士康显得有点屌丝，但若跟国内的工厂相比，富士康可就成高富帅了，是以各界对富士康寄予厚望，希望它能跑得更快点。

郭台铭也不介意当领跑者。他去年高调宣扬，要在今年8月让富士康工人的月薪达到4400元，这在整个社会产生了连锁反应，工人们开始用脚投票，重新择厂，而郭台铭的同行则纷纷抱怨：“加得太快了！”目前，各界都在盯着富士康的薪资，其关注度已经溢出经济领域，进入社会范畴。

有媒体评论员认为，公众关注富士康的用工问题，实则关注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公众关注郭台铭的改善措施与公益慈善，实则关注企业家对时代问题的担当。

“我们的社会正在剧烈转型，每个人都感觉到焦虑、不安全，而公益是解决办法之一，它应该是跨越阶层、权力、传统和利益集团的。”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认为，郭台铭“裸捐”是“很好的事，值得赞美”，“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企业家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师曾志看来，即便坐拥巨额财富，企业家能起到的作用依然很有限，更美好的社会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