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坐而言”到“起而行”

摘 要 受“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工商业逐步转向农村，先后提出“采系统计划”“定分区制度”“划区施教”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初步设想，并在农村改进试验区进行推广。职教社的农村改进事业，对发展当代农村职业教育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 中华职教社；农村改进事业；农村职业教育；国民政府时期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1-0073-04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改进事业的缘起

作为我国近代以研究、讲演、出版、职业指导、实验和推广为工作己任的全国性民间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在其正式成立后不久，就在翌年7月发表了由职教社同仁们共同署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其中，对实施职业教育的方法、途径、内容等都做了相关概述。当时，职教社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城市工商业，相比之下，乡村职业学校数量并不多，而即使是当时已有的农校，其校址大多数也是设立在城市，针对这种城乡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黄炎培于1922年8月在《教育与职业》发表《读全国职业教育最近统计》一文，在文中，他提出以下尖锐问题：“试观其地址别，何以乡村职业学校独少，仅得五分之一？夫农校既在全国职业学校中占百分之四十八，何以乡村学校乃仅占百分之二十？”[1]

随着“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潮流的激荡而至，这一时期乡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思潮逐渐兴盛，这无疑对此时中华职教社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起到了催化作用。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华职教社的同仁们已经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若想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重视农村教育，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解决农民问题。我们知道，无论在任何历史发展时期，教育的发展都必然受其所处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正如黄炎培所说：“凡一学说、一制度之倡，非人能之倡，盖时势所迫，察其需要之攸在，而为之振导，未几推行全社会。”[2]

鉴于以上认识，在1920年10月，中华职教社成立农业教育研究会，开始探讨职教社的农村改进设想。该会在成立之初，就派成员调查各地农业教育状况，集思广益，征集有关农村教育制度的意见。自此，同仁们对职业教育的主旨也开始有了更深的认识，如职教社农业教育研究会在其宣言书中曾提到：“职业教育者，实对个人为解决生计问题，对社会为增高各种事业之效率功能，其重要固早已为国中贤达所洞悉。虽然，使今日而有一种教育制度，顾其名诚为职业教育，而究其实则上既无补于国家实业之发达，下亦不能助个人生计问题之解决，若不设法补救，则国人将不解乎职业教育本旨之所在，而对于本社推广事业之前途，将发生无限阻碍与怀疑焉”[3]。不仅如此，作为职教社发起人之一的黄炎培在当时也深刻认识到，要想提倡普及教育，就不能忽视乡村教育的发展，他说：“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4]“吾尝思之，吾国放盛倡普及教育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为适于乡村生活之教育。”[5]黄炎培提出由发展乡村教育、从点到面开展普及教育主张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历史转型时期，显然，他的主张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性。

二、坐而言――针对农村教育的四个初步设想

1922年8月2日，黄炎培在南京东南大学做讲演，并为全国农业讨论会会刊题词：“今日合全国人之知识坐而言，尤愿明日合全国人之能力起而行”[6]。自1922年起，黄炎培等职教社同仁们，开始逐步构想乡村职业教育的计划。

（一）“采系统计划”与“定分区制度”

经过职教社同仁们的不懈努力和探索，《江苏职业教育计划案》出炉，计划案以江苏职业教育为例，提出了针对农业教育的两个初步设想：

职教社同仁们认为，农业教育不同于工商业教育，应施行“采系统计划”。早在新学制中，国民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地位就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将甲、乙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初级中学兼设职业科，在小学高年级增设职业准备教育，以上都实属职业教育性质。农场、工厂等附设的职业指导机构或职业补习机关，从其范围看，也属于职业教育。但是，以上职业教育虽然设有甲、乙种农、工、商学校，但“与农、工、商实业行政，绝对不生关系”，“省立各农场、工厂亦甚感教育之需要，或且附有教育事业，而与教育行政，亦绝对不生关系，如是而欲收充分之效果，宜其难也”[7]。介于此，江苏省行政当局于1922年11月组织成立了教育实业行政联合会，并令设职业教育委员会，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行政筹备工作，农业教育的“采系统计划”才得以提出。

针对江苏职业教育的实际状况，职教社同仁们在《江苏职业教育计划案》中，提出了定分区制度，即将各地农产区分为若干区，如棉区、麦区、林区等，然后在各个区，选取一个适当的地点，成立农场，以满足中央或局部地区农业教育试验之需求，而每个农场，则隶属于大学农科或农业中学，每个县选取若干区与农校联络，负责农业职业教育的推广和指导。

以上两个计划，虽然只是针对江苏省职业教育提出的，但从某种意义看，它的提出对农村改进事业理论的进一步成熟奠定了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从那以后，职教社开始逐步探讨农村教育的改进办法，并开始注意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教育事业的改进和发展。实际上，职教社自成立之初，其工作重心是城市在工商职业教育，很少及农。对于此种现状，江恒源也曾做过如下论述：“本社自民国六年成立后，即便着手试验工商职业教育”，而没有及农。到了民国九年，已感觉当时农业教育的失败，而没有认清失败到什么程度和怎样挽救，乃设有“‘农业教育研究会’。”[8]

（二）“划区施教”

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西太原举行第四届年会，黄炎培受山西省当局委托，代拟职业教育计划，并作《在山西三星期间之工作》一文，文中他明确提出了“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对乡村职业教育的实施问题，他说：“乡村职业教育之设施，不宜以职业教育为限。就交通教便地方，划定一村，或联合数村，其面积以三十方里为度，其人口以三千至五千为度，地方治安，取其可靠者，水旱偏灾，取其较少者，先调查其地方农产及原有工艺种类、教育及职业状况，再进行计划。”[9]那么，此计划重在解决哪些问题呢？对此，黄炎培做了详尽论述：“如何可使男女学童一律就学；如何可使年长失学者得补习之能之机会；如何养成人人有就职业之知能，而并使之得业；如何使有志深造者得升学之准备与指导，职业余间如何使之快乐；其年老或残废者如何使之得所养，疾病如何使之得所治；如何使人人有卫生之知识；如何使人人有自卫之能力......更如何养成与他区合作之精神，以完成对省、对国、对群之责任。”[10]综合上述问题，黄炎培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凡此种种，先设一中心教育机关，就其固有之自治组织，用其当地之人才，量其财力，定设施之次第。在试办时间，或由上级酌予补助，但经常费用必以当地担负为原则。划定办理期间与成绩标准，依次考核，试办有效，再推广于各地。”[11]

（三）大职业教育主义

随着“采系统计划”“定分区制度”和“划区施教”等计划的相继提出，职教社对农村改进事业的理论思想逐步成熟。1925年12月13日，黄炎培作了题为《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指出职业教育提倡不能仅限于农、工、商职业界，而是要参与到全社会的运动中去，办理职业学校，就必须同时沟通和联络一切教育界和职业界。他还断言道：“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12]。由此可以看出，相比职教社成立之初提倡的解决生计之主旨，其内涵显然有所延伸。自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以后，我国职业教育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表现在试验区的设立。[13]

三、“起而行”―― 农村改进实验区的建立和推广

（一）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的建立

在1925年“划区实施乡村职业教育计划”提出后，由于战事影响，农村改进实验区未能在山西省农村开办，职教社只好另选实验区域，经过仔细考察后，最终选定以江苏昆山徐公桥为首个乡村改进实验区。于是，次年6月16日，昆山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的兴建工作正式启动，与此同时，职教社还派员下乡开始“试办”工作，这标志着职教社的农村改进工作事业，由先前的理论探索走向实践检验，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渐次推进，也正实现了黄炎培对乡村职业教育“今日合全国人之知识座而言，尤愿明日合全国人之能力起而行”的愿望。

作为中华职教社兴办的第一个乡村改进实验区，徐公桥实验区从其开办之日起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尽其所能集合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确保实验区能达到预期目标。黄炎培在他《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改进乡村的小小经验》一文中对人力和财力的合理使用作过明确分析：“我们踏进徐公桥，首先注意什么呢？首先注意两件事：一用人，二用才。对这两件事，我们在15年5月3日通过之《实验农村改进计划》中规定之原则如下：甲，用人以就地取材为原则。虽为指导督励起见，施充分之助力，总以实验期终了后，能以当地人才继续办理为度。乙，用费以就地筹款为原则，虽在提倡时略加助力，总以实验期终了后，能用当地经费继续进行为度。”[14]“深入民间”是徐公桥实验区始终坚持的原则，黄炎培说：“要是这四个字做不到，一切办法，无论花团锦簇到什么田地，都是空场面，一分价值都没有。”[15]

事实上，经过各成员的不懈努力，在之后长达6年多的实验工作中，徐公桥实验区基本上实现了“无矿土，无游民”“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预期目标。在义务教育方面，改进小学教育，推行义务教育；成人教育方面，推行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方面，施行职业指导，提倡家庭工艺。在六年之中，“共计增加小学五所，学生四百二十五名，成人识字增加九百六十四人。”[16]“徐公桥改进事业经过六年的经营努力，学校由一所添到六所，学生数由一百六十余人添到五百三十五人，从前成人识字的只有五百六十人，现在则有一千五百二十四人。”[17]

（二）乡村改进事业的拓展与逐步推广

积累徐公桥改进实验区的建设经验，职教社于1928年在江苏镇江开辟了黄墟农村改进实验区，还在苏州善人桥和沪郊农村开办乡村改进实验区，此后，职教社又相继兴建了一批乡村改进实验区，至此，职业教育社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乡村。从徐公桥实验区兴建开始，到抗日战争时期，由职教社办理或代办的乡村职业共有30多处[18]。此外，职教社于1931年春还在浙江余杭县诸家桥、宁波的白沙、长兴县的渡口镇等地，相继开办了一批农村改进实验区。据统计，自1928年至1935年间，职教社先后举办的农村改进机关就有207个[19]。

综上，职教社工作重心的乡村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乡村改进事业的推广，推广了农业科技，繁荣了农村经济，对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也起到推动作用。虽然职教社的农村改进事业也存在局限性，但在当时那种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职教社同仁依旧坚持探索发展乡村职业教育，以图富强整个民族，职教社的这种忧国忧民、开拓进取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此外，职教社在推行农村改进事业中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对今天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更是弥足珍贵的。

参 考 文 献

[1]黄炎培.读职业教育最近统计[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352.

[2]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五年之感想[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340.

[3]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58.

[4][5]黄炎培.《农村教育》弁言[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317.

[6]许汉三.黄炎培年谱[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54.

[7]黄炎培.江苏职业教育计划案[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367.

[8]江恒源.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110.

[9]黄炎培.在山西三星期之工作[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426.

[10][11]黄炎培.在山西三星期之工作[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427.

[12]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431.

[13]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83.

[14]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67.

[15]黄炎培.与安亭青年合作社谈乡村事业[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453.

[16]姚惠泉，陆叔昂 .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M].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出版，1934：59.

[17]江恒源.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92.

[18]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69.

[19]熊明安，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