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气五味小议

摘要 四气五味为中医传统识药、用药的理论，与五行、气化的升降浮沉理论相关。据此解释何以同属一方，何以气与味的升降浮沉之性有若相反，乃是因气生于天，味成于地之故。又据四时用药，有“升降沉浮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之说，文中分列四时，并据仲景方及其他医家方以作说明。

关键词 四气 五味 中药研究

四气五味是中药药性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生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故四气五味之说可谓是整个本草学的核心。本文对有关四气五味的两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1 同属一方，何以气与味其升降浮沉之性却相反

四气者寒热温凉，五味者酸苦甘辛咸也。《内经》阴阳五行理论中将气温味酸归属木属东方以应春，气热味苦属火属南方以应夏，气凉味辛属金属西方以应秋，气寒味咸属水属北方以应冬，味甘者属土，《本草纲目》尚有平性之说，属中央以应长夏。又《内经》言气味阴阳时载“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四气之中温应春木之升生，热应夏火之浮长，凉应金秋之收降，寒应冬水之沉藏，这些不难理解，但何以同属东方，其气温主升为阳，其味反酸收为阴？其余亦然，南方其气热浮，其味反苦坚沉降；西方其气凉降，其味反辛散为阳；北方其气寒沉，其味反咸软。有学者以《河图》生成数释之，有以阴阳相生释之，总觉不甚妥帖。

刘完素曰：“寒热温凉四气生于天，酸苦辛咸甘淡六味成于地。”以笔者愚见，盖四气之所生禀于天气，地气则赋五味之所成。春时天气温而地气凉，故药之气禀天气之性为温，药之味受地气之凉反具收降之性；余同。如夏时天气热而地气冷，故其气热而其味因受地气之冷反坚而具沉降之性。辛散者禀秋时地气之温，咸软者因冬时地气之热，热气软也。正如井水冬暖夏凉，实则禀于地气之冬暖夏凉。天地分阴阳，而其气一也，天温则地凉，天寒则地暖，恰合《内经》所谓“春夏阳气在外，秋冬人气入脏”。仲景亦云“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又有药材之采集，“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采者，谓春初津润始萌，未充枝叶，势力醇浓也，至秋枝叶干枯，津润归流于下也。”其理皆一。实则一而二，二而一。是故气温味酸，温升酸收，风气散，而其味反收，而同居东方，看似相背，实则不违。

另外，关于咸味一说，按以上解释则咸禀地气之暖，咸软其性应属阳，而《内经》明言“咸味涌泄为阴”，两者似有矛盾。笔者以为，咸味属肾，肾者水火之脏，内含真阴真阳，故咸味亦具水火之性，具火之性则可以软；水为阴，其性润下，具水之性，故而涌泄为阴。

2 何谓升降沉浮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

利用药物的药性谈四时用药时，李时珍云：“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又曰：升降沉浮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寒热温凉四气本身即寓升降沉浮之性，两者无有差别，而一言顺之，一言逆之，何也？笔者认为，“和”者平也，即无太过不及之虞，太过者为病，不及者亦成疾，治病疗疾的总则在于“调和阴阳，以平为期”。故从太过不及的角度理解此问题较妥当。不及者应顺之补之，太过者应逆之泻之。现以五脏分述如下。

肝应春，其性主生发上升。若春时肝生发不及，则应促其生发之性以求天人相应而和，用药方面即李时珍所谓“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内经》亦云：“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肝胆温补凉泻，辛补酸泻”。此处之补泻乃李中梓所谓：“违其性则苦，顺其性则欲。本脏所恶，即名为泻，本脏所喜，即名为补。”即顺其性则补，反其性则泻。故不及者应顺之。反之，若肝气本有余或肝阳素亢，或逢春时令生发太过，此时若再投辛温之药则犹抱薪救火，对此则应逆之泻之，“亢则害，承乃制”，故当“以酸泻之，以凉泻之”。

心属火，在时应夏主浮长。此时阳气在表。如若心不应时难以升浮阳气或心阳本有不足则为不及，易生寒。此“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此时应顺其性而养之，正如李时珍所谓“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伤寒论》中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等均取此意，专治心阳被遏心阳不振之证。反之，若心阳升浮太过则为心气有余，可见邪热炽盛之证，如《伤寒论》阳明篇中所载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方证。此等乃为阳明火热而设。阳明以降为顺，白虎者为恢复阳明之降也。阳明之所以不降者，因火而已。好比夏之炎热太过或留而不去，何得秋之凉降。故仲景附载：“此方立夏后、立秋前乃可服。立秋后不可服。正月二月三月尚凛冷，亦不可与服之。”盖立秋后火气自降，无须再以药相助，而立夏至立秋时服之，正为治其火热之太过也。白虎汤类方其性咸寒甘苦，正合《内经》“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之意，淫者太过也。至于火热或暑气耗伤气营者，盖系《内经》之“壮火食气”，故《内经》又云“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以甘泻之”，生脉散正是取其酸甘之意敛气阴。此则又是另一法矣。

土居中化，在时为长夏，在人之脏为脾胃。长夏为万物所化之时，《周易・系辞下》云：“天地，万物化醇”，故万物之生化关键在天地之，即天气下降地气上升所成气交之势。长夏所以主湿，实因天降地升所成，湿之所成乃阳加于阴故尔。而由夏之热转秋之凉，长夏亦起枢纽之用。若脾胃升降无权或因时升降不利，此为不及，以致阳不得降阴不得升而成痞。《伤寒论》所载辛开苦降之半夏泻心汤类即为此而设。此正与李时珍所谓“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柏之类，以顺化成之气”同。若痞证主要由胃降不及所致，仲景设大黄黄连泻心汤。此方以麻沸汤渍之而服，乃取药中无形之气使在上之热气下降而非泻胃肠之浊。若痞证主要由脾升不及所致，仲景似未列方药。盖因地气之所以不升，总由天阳不降所致。笔者认为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可用。追溯《内经》“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以苦泻之”，张元素在“急食苦以燥之”后以白术补充，“以苦泻之”后以黄连补充，笔者认为前者之“以苦燥之”应为以苦温苦热燥之，其湿乃因脾升不及而致寒湿，《内经》有“太阴在泉，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故药用白术；后者之“以苦泻之”，应为以苦寒泻之，其湿乃因脾升太多而致湿热，故药用黄连。其言“泻”者，所以泻其太过也。至于胃降太过，肺胃同主西方之降，笔者认为可与肺一同讨论。须知脾胃两者，虽一主升一主降，但两者关系密切，相互协调，彼升我降，彼降我升，共主升降之枢，故而燥湿相济，相反相成。

再议秋时用药，秋应西方，在人之脏应肺，胃虽属土，但其性主降。阳明胃家在时应申、酉、戌，此三时在五行中亦属西方。西方属金，可知胃其性用亦可纳入西方金性之行列。若秋时人不与天地相应，应降不降，在胃家可有阳明经热证阳明腑实证，仲景白虎汤、三承气汤即为胃降不及而设；若为肺降不及，《内经》谓：“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而致肺热叶焦胸中胀满之证。焦者因热伤津，故《内经》云：“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酸补之”，“肺大肠凉补温泻，酸补辛泻”；李时珍云：“秋月宜加酸凉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但若肺降太过，亦可为病。尝读《思考中医》时见一医案，患者每逢秋季作咳，医谓之燥咳，当守辛润之法，处方小青龙，服三剂而愈。盖此因肺降太过。如《内经》“肺苦气逆，急食苦以泄之，以辛泻之”，以苦泄之，乃助肺之肃降不及；以辛泻之，以防肺降太过，总宜使之适度。因此，如吴鞠通的杏苏散，亦取辛温升散以治凉燥之咳。再论胃降太过者用泻下之法，其中与寒下相对者有温下，仲景的大黄附子汤即是治胃降太过所致的寒实秘结之证。

冬主沉藏，在脏应肾。藏者为乾阳降藏于下焦以奉。《内经》云“高者气寒”、“高者其气寿”、“奉阴则寿”，故寒冷可促阳气潜藏以奉而寿人命。若冬时肾沉藏不及，则“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以苦补之”。若冬令沉藏不及则生虚热，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治肾之阴虚火旺者。盖由阴不藏阳，故取其苦寒之意促其沉藏。寒可藏阳坚阴，但如苦寒太过，则亦可伤阳。此阴阳对立统一之理，故仲景设四逆汤、真武汤取其辛热以奏回阳救逆之功。盖与《内经》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同。

以上分别以五脏出发从太过不及的角度探讨四时用药顺之逆之之理。自然，若为无病之人，适时适当择药而服以顺时气而养天和，即已从天道而无过。

读《伤寒论》时曾有疑：仲景论六经病时有论太阳不开而设麻黄、青龙，阳明不降而设白虎、承气诸等，似乎未有论及太阳开太过，阳明降太过之类，似乎有失周全。盖因阳明之不降即是太阳开太过，太阳之不开即是寒凉降太过。故白虎既是治火热过旺又是复阳明之降，青龙既是助太阳之开亦是治阳明之降太过。中医之道为圆道，正如寒暑交替、昼夜交替亦是圆道，而圆道之中则又以和为贵。

收稿日期 2007-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