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 第5期

出乎预料，接待我的是一位清瘦的、个儿高高的的、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穿着像学生那样的蓝色制服，年纪并不比一般人学毕业生大很多，能讲英语和俄语。还有一位军官，他长得颇为英俊，满脸笑容。两位都比我想象的年轻和洒脱。这使我轻松自在多了，便无拘无束地淡了起来。

他们是什么人呢?那位文职人员自我介绍说是秦邦宪(变名博古) ，他曾任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那位军官是，他曾任红军参谋长。

――摘自《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战地记者(一)：南京

即使如此，炸弹似乎也不放过他们。侵略者试图保留那些最豪华、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以便他们占领以后居住。在那些既有漂亮的宫殿似的建筑物，又有简陋木屋的地方，炸弹总是落在后者的身上。

不过，社会气氛慢慢地开始发生变化。原先，有两个南京。一个是趾高气扬的新首都，那里有宽阔的林荫道，有衣冠楚楚、带着白手套的军官，自命不凡、懒洋洋地坐在名牌轿车里的高级官吏以及住在美式豪华套间里的大腹便便、忙忙碌碌的商人。另一个南京是老南京人居住的地方，那里变得越来越穷。现在，被击落的每一架敌机都是老南京和新南京的共同胜利，特别使穷人和难民感到欢欣鼓舞，因为穷人遭受战争灾害最大，由于家园被毁而不得不离乡背井的难民最恨侵略者。

1937年9月18日――日本1931年侵占东北三省的六周年，战时的南京举行了首次全市规模的群众大游行。来自北京和其他不久前被占领城市的学生们被允许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活动，呼吁更加坚决地武装全民进行抗战，而不仅仅是依靠职业军人作战。

由于同达成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协议，共产党向南京派了一个常驻代表团。我第一次见到了它的公开的代表。虽然它的存在是合法的，但是，由于的官僚们不愿意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他们尽可能不让好打听的新闻记者们知道中共代表团的具体驻地。

我在去采访这些真实的红军长征战士们之前，总以为他们是一些表情严峻的老军人，经过十年的残酷斗争而变得疲惫和坚强，很可能难以交谈。

出乎预料，接待我的是一位清瘦的、个儿高高的、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穿着像学生那样的蓝色制服，年纪并不比一般大学毕业生大很多，能讲英语和俄语。还有一位军官，他长得颇为英俊，满脸笑容。两位都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和洒脱。这使我轻松自在多了，便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他们是什么人呢?那位文职人员自我介绍说是秦邦宪(亦名博古)，他曾任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那位军官是，他曾任红军参谋长。

那时的采访记录丢失了。但我发给合众社的通讯还保存着，上面这样写道：

他们认为，抗日的民族战争、其性质是革命的，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压迫者国家的民族主义同为民族解放而战斗均被压迫人民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前者之倒退的，而后者是进步的。此外，共产党人相信，全国范围的抗日斗争将使每一个中国人懂得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更广泛均民族问题联系起来，因而愿意参与在政冶上塑造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他们主张在人民有了这种新的觉醒的基础上把群众组织起来。

这个观点使中国共产党人把抗日斗争作为他们的活动和宣传工作的基石。由于担心在这个紧要关头，社会斗争的加剧可能把有产阶级推向和平(妥协)营垒，甚至推向日本人的怀抱。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现在主张、所有阶级携手合作，共同抗战

共产党领导人向我保证说，他们的它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像所要求的邪样自行解散 共产党人之所以竭尽全力抗日，并不是因为他们“经过了改造”，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在此期间，持续三个月的上海保卫战继续英勇地进行着，但是并未能拯救这个城市。武装最精良的军队损失惨重，在防线上留下了很大的真空，使日军得以乘虚而入。与此同时，以前的中国红军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改编为八路军。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进行着运动战和游击战，在北方长城沿线的平型关，赢得了抗战以来中国的第一次胜利。他们的装备只不过是步枪，但就是靠着这些武器收复了原先被日军占领的许多农村地区。

但是，继上海沦陷之后，首都也在12月中旬被日军占领。向全国发表演说称：

中国长期抗战之基础不在南京。也不在大城市和城镇。而是在全国广大乡村和全国人民之决心。

上海沦陷后，日军越来越逼近，到11月中旬，南京的撤退开始了。合众社转派我到武汉――位于长江中游的中国临时首都。

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陷落于日军铁蹄之下，日本人有计划地对它进行烧杀奸淫。大约30万放下武器的俘虏和手无寸铁的平民惨遭杀戮：日军把他们用绳子捆在一起，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把他们扔进长江淹死把他们砍头或活埋把他们作为练习刺杀的靶子。总之，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杀害他们。在我认识的日本“南京大屠杀”美国见证人中间，包括：南京大学教授塞尔斯・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菲奇和《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当时在中国的纳粹分子中有一个著名的商人，名叫约翰・拉贝，他也大为震惊并采取了抗议行动。他当时担任由外国人组成的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给柏林写了一份暴露真相的报告。由于这份报告，他受到了德国当局的斥责，因为当时正在酝酿德日联盟。

常驻南京的外国人的纪录，包括长期保密的拉贝日记，以及当时的新闻报道、信件和图片，都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日本主要战犯时援引了大量中国人的第一手证据，对主要责任人判处了死刑。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右翼的诡辩家们仍然力图缩小或否认所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日本的一些参与者挺身出来，为这些可怕的事实作证并表示忏悔。

这里我简单地谈谈那个时期在南京的外国媒体。当时来自美国的有美联社、合众社和《纽约时报》，来自英国的有路透社，来自苏联的有塔斯社，还有德国的通讯社。总的来说，所有的媒体人员，包括德国人(他们还没有被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所取代)，都支持中国抗日。

在南京，除了政府各部门和外国使馆外，我们经常去打听新闻的外国人中还有端纳。他在中国呆的时间很长，有些人干脆把他叫做“中国的端纳”。他是澳大利亚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早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期他就已经是战地记者了。1937年，他担任和蒋夫人的顾问。一年以前，他由于协助解决“西安事变”而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在西安事变中，少帅张学良和另一位将军杨虎城扣留了，经过中国共产党的调停，在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后，他被释放。

到南京以后，我这个22岁的愣小子，竟然要求端纳安排我单独采访。那里的老记者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端纳把话岔开，引导我采访了他自己。他向我讲述了他为中国做的许多事情。他特别谈到他是如何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的。他――讲述了曾经准备颁给他的许多荣誉、奖章和勋章，但都被他谢绝了。我从来没有听人如此详细地谈论自己的谦逊。他讲的事实大概是准确的，端纳不是那种虚张声势、爱说假话的人。应该肯定，他是诚心诚意支持中国抗日的。1940年，当内的失败主义者倾向于同日本屈膝媾和并企图恢复内战的时候，他辞去了已担任多年的顾问职务。

在发生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他同他的中国籍秘书李小姐一起，泛舟于茫茫的太平洋上。这时，一直在海上巡逻的日本海军舰艇抓到了他。他被交给日本在菲律宾的一个平民集中营看管起来。登记注册时，他仍然用的是真名――日本人以为他同“中国的端纳”同名同姓，没有查出他就是真正的“中国的端纳”。日本投降后，他被释放。后来，他患了癌症，在夏威夷的病床上平静地去世。

(译／贾宗谊)

(注：本书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责编：朱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