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云飞渡”与“无限风光”

是不甘寂寞的人，爱好广泛，爱动植物、爱打兵乓球、爱打扑克、爱看电影、爱骑马，尤其爱好摄影。我想说说她在学习摄影活动中的一些故事，供读者更全面地了解。

名师指点，悟性颇高

的摄影指导老师，据我了解有吴印咸、石少华、徐大刚等中国著名的摄影艺术家。

吴印咸是我国老一辈摄影艺术家。生于1900年，卒于1994年，享年94岁。1938年9月，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吴印咸是这个团的技术及摄影负责人。那时候，他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克服物质条件的匮乏，在延安宝塔山下、延河之滨举办了摄影训练班，吴印咸主持，并主讲摄影课程。听过他讲课，从此认识了吴印咸。可以说吴印咸是摄影的启蒙老师。

1970至1972年，对拍摄人像着了迷，先后在钓鱼台10号楼、17号楼设了照相室，邀请吴印咸到她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指导拍摄。那时，她把许多中央领导人请到钓鱼台10号楼或17号楼照过相，其中有、李先念、纪登奎、许世友、谭启龙、谢富治、、叶群、李德生、陈伯达、康生、、等。给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照过相。

石少华，1918年生，卒于1998年。他从事摄影工作半个世纪，多次举办摄影作品展览并曾荣获国际大奖。1961年从庐山回到北京，决定再次拜师学艺，请石少华当她的指导老师。石少华对她怪僻的个性早有耳闻，以工作太忙为由婉言谢绝了。后来，把她的真实心思报告了。还是出面，将石少华请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说：“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做学生吧。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还是的面子大，石少华同意收这个徒弟了。他给的第一课是深入生活，多拍有人的场景。很认真地接受了石老师的建议，经常到天安门广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进行拍摄。后来，石少华给调整了拍摄主题，让她多拍些花草树木、庭院建筑等静物风景，重点掌握层次感，注意曝光准确，取景角度新颖等。

这个人还是比较聪明的，很有悟性，做事专心认真，很快就喜欢上了拍摄风光、静物，像日出、日落，还有湖面月亮倒影等。

1964年国庆节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节日焰火时，还向时任总理摄影记者的杜修贤虚心求教，如何才能拍摄出焰火的最好效果。杜修贤毫无保留地指导她。结果，当晚她拍摄的焰火效果很不错。我见过几张，确实是繁花似锦、光彩夺目。

徐大刚，1926年生，2012年去世。他多年从事摄影工作，被称为“上海新闻摄影界的元老”，1960年被调到中南海，任的专职摄影师。等中央领导同志1961年7月要上庐山开会，由于主席历来不想坐飞机，因此徐大刚和一同乘专机前往庐山。飞机上，两人聊得最多的便是摄影。当聊到如何在摄影过程中抓住动态物体的瞬间摄像时，徐大刚根据平时积累的经验，告诉如何运用快门速度捕捉动态物体的最佳瞬间，如何拍摄高速物体，如何使用闪光灯等。听得津津有味。直到飞机在九江平稳降落，才止住询问。

上了庐山之后，基本上每天都要外出拍摄风景照，并拿给徐看，让他提意见。一天下午，徐大刚正在休息，派人来叫他，让他陪着去仙人洞拍照。仙人洞是悬崖绝壁上的天生石洞，洞深约3丈，相传是吕洞宾修仙成佛的地方。那天，徐大刚和等人游玩，从山洞出来，走到洞口时，突然看到夕阳初现，远处山壁上的衔碑亭别有一番风姿。特别兴奋，立即询问拍摄方法。徐大刚说：“拍摄这种照片，一定要运用动静对比的方法，方能显出意境的效果。拍摄时，照相机不能有丝毫晃动，否则会造成被摄的晚霞呈模糊现象。”还说：“选择快门宜慢不宜快，速度过快会使原先呈动态的晚霞‘凝住’而丧失动感，还应注意陪衬物，尽量加大活动幅度，做到晚霞不动，影像背景模糊，才能获得好的效果。”徐大刚将随身带的两架照相机设置好，让从镜头里看整个晚霞映衬的衔碑亭情景。在画面里真的看到一幅只有在仙境中才会有的图案。她还叫随行警卫拔掉杂草，砍掉两根挡住镜头的树枝。一直等到在画面上看到一缕缕的云雾从远处飘来时，才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在采景、用光和快门速度上都恰到好处。几天后，拿着冲洗出来的照片，笑逐颜开。从画面上看，不仅酷似大自然，更兼具常人无法揣摩的意境。于是，她把它称为习作，兴致勃勃地拿给欣赏，并请主席提出批评意见。起初，可能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看；也可能是看了没有想好，一直没有回音。等得很着急。两周后，充分肯定了这幅“仙人洞”照片的意境，表示对这张照片很满意。他还联想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触发诗兴，为此，1961年9月9日，欣然题写了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拿着这首诗，细细地欣赏和品味，乐得合不拢嘴。以后这张照片连同这首诗，成了她炫耀的资本。

刻苦练习，几近痴迷

“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在摄影艺术上取得一定成绩，除了名师指点以外，也和她的刻苦努力分不开。

我给她当秘书时，一天清晨，她在钓鱼台10号楼门前摆弄照相机，准备拍摄盛开的牡丹花。我看她情绪不错，就试着小声问：“同志，您喜欢照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说：“是在延安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前线的部队打了胜仗，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一架旧照相机，交给了主席，主席叫我试一试，看还能不能用，主席、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转战陕北的时候，在行军的路上，我用这架照相机还给主席照了好几张照片呢。解放战争胜利后，我把那架旧照相机交公了——一切缴获要归公嘛。”

对摄影达到了几乎痴迷的程度。1971年春天，她为了拍几朵牡丹，不辞辛苦地跑到景山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天坛公园、颐和园等当时种植牡丹的地方，一去就是三四个小时。为了拍出晶莹剔透的露珠，她凌晨四五点钟就赶去了。去后，她精心地挑选花开得最大的，颜色最好的，花瓣层次最丰富的，选好后，她亲自或用手沾上水，挥洒在花朵和叶片上，或用口含上水往花、叶上喷洒。然后，支好三角架，安好相机，对好焦距，调好速度，就开始等阳光、等蜜蜂、等蝴蝶，有时候等半个小时，有时候等一两个小时。是个急性子的人，有时急得满头是汗。但是，拍照时她很耐心。有一次，她对摄影师们说：“北京的春秋季，色彩丰富。景山就可以拍好多照片，大胆地用逆光，我喜欢用侧逆光、顶逆光，用辅助光，要耐心地等，我拍片就是用心地等……细节有时能画龙点睛。”等到有阳光了，水珠晶亮了，蜜蜂、蝴蝶开始飞舞了，她才放心满意地按下快门。

为了在钓鱼台拍一张“月夜哨兵”的照片，提前三四天到中央警卫局二处挑选“模特”，精心选中了警卫参谋王进良同志。他身体高大魁梧，浓眉大眼，精明强健。然后，她又到处挑景点，选中了钓鱼台17号楼南侧一棵繁茂苍劲的大松树旁。选中了人，选好了景，就开始等了。等月亮圆，等天气好。所谓天气好，就是无云雾，无风尘，空气爽，温度宜。一天晚上，月亮又大又圆，天空干净如水，无风无尘。叫人搬去了照明灯具，一切都准备好了，她才充满信心地按下了等待已久的快门。

她为了拍一张满意的“高度警惕”的备战照片，叫一位警卫战士潜伏在一个隐蔽处，手持钢枪，睁大眼睛，聚精会神，目视前方。为了拍摄清楚战士锐利、警惕、有神的大眼睛，一向十分讲究卫生的她先是蹲在地上，后是跪在地上，最后趴在地上拍摄，一拍就是一个多小时。

1970年11月，她在海南岛休息，为了拍照鱼雷快艇后边的浪花，在快艇高速行驶时，她不顾颠簸及海风吹打，站在甲板的木凳上，由四个人扶着不停地拍摄。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对我说：“小杨，最近一两年，我从新华社拿的胶卷，冲洗的小样，放大的照片，还没有交钱，你去新华社找石少华，请他帮助我算算欠他们多少钱，我一次性还给他们，欠人家的钱老是还不了，心里不安。”一周后，石少华送来了一张单子，成本费一共3000多元。一看这么多钱发愁了，于是向要了3000元的稿费，才还了钱。1970年代初，3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

交了钱以后，怀疑石少华敲她的竹杠。有一天，她对叶群说：“石少华不地道，敲竹杠，要了我3000多元的照相费用，不少呀！”叶群劝她：“我给您在画报上、报纸上多登几张照片，收点稿费，弥补一下。”

1972年暑期，到北戴河避暑，为拍摄日出，连续四五天凌晨三四点钟就出来爬上联峰山，选好位置，还要等到霞光出现才开拍，一直拍到太阳露点、露边、露脸、海天一色才收场。如果有点儿云雾，遮挡了太阳，她便收拾器材，无精打采地离开，等到下次再去。

1973年6月11日，我离开她之前，亲眼看见她自建国以来所拍摄的底片和小样装满三四个大木箱。

孤芳自赏，影展梦碎

说，没有自知之明，就是批评她缺乏谦虚谨慎的态度，往往对自己估计过高。批评得很对，切中要害。这不仅表现在她的思想作风上，也表现在她的日常生活上。

1972年夏，美国一位年轻的女作家维特克夫人（比小24岁）来我国访问。在接见她时说：“近几年我拍的照片一万张左右，销毁了三四千张，还有很多要去掉。我对照相是有研究的，也称得上半个专家吧。我是时常发表作品的，当然不是用真名发表，不然又不得了。他们还要为我搞影展，我不要。”说的“他们”，一个是指叶群，另一个指。

1973年9月，接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把在京的新闻记者叫到钓鱼台审查新闻纪录片样片，片长只有三四分钟。看完片子，对那些摄影师们说：“你们，拍新闻纪录片的时间也不短啦，翻来覆去老样子呀！”还给他们放了一场英国的《花园》，指指点点地说：“人家变化多端，讲究色彩，推、拉、移、摇，活得很啦。你们呢，眼界不广，技术又不全面。所以拍出来的东西就死啦！”

到处赠送她的得意之作。她送给维特克一些山水和花卉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仙人洞”照，将16寸大照片的背面用毛体写上的题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落款“摄”。另一张是在庐山拍摄的“汉阳峰”照片，在大照片的背面题写了她自己作的一首诗：“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落款“摄，诗赠维特克夫人。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

1973年一天晚上，招待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时，兴高采烈地送给日本剧团领队清水正夫一张风景照。日本客人认出这就是那张著名的“仙人洞”照片，照片背后是那首气势非凡的诗，题词是“赠李进”。带着炫耀的神气，挥笔在照片背面写了三个字“摄”。这一大胆的举动，一下子震动了舞剧团，人们目瞪口呆后，这才知道“李进”原来就是。

从开始喜欢摄影，到热衷于摄影，又发展成利用摄影扩大她的政治影响，即从生活爱好逐步发展到想成名、成家，甚至为成为领袖人物捞取政治资本。1970年至1972年，她的摄影范围几乎遍及各个领域，作品包括的读书照《孜孜不倦》，备战照《月夜哨兵》《高度警惕》，工作照《聚精会神》等，登上了《人民画报》和《画报》等刊物。从自己众多的作品中选出了一百多张，准备展出，展出地方选定在人民大会堂。一切准备就绪，为了得到的肯定和支持，进一步扩大影响，她叫我打电话给的秘书徐业夫，请示主席同意不同意举办这个影展。一天后，徐秘书回电话：“主席说‘习作可以，搞影展不可’。”还叫她立即取消这个计划。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又一次萌动了影展的念头，100多幅照片送到大寨，从会议室到客厅都悬挂着拍摄的大幅照片。从大寨回到北京，又张罗她的正式影展，还想了个主意——和摄影师联合举办展览。结果，知道后，仍然是两个字：“不行！”至此，的影展梦彻底破灭了。

《孜孜不倦》照的来历

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者别的什么企图，有的人喜欢肉麻地吹捧别人，有的则喜欢被别人吹捧。这一吹一听满足了虚荣心。

1971年6月8日，叶群代表到钓鱼台10号楼看望。不知为什么，那天很高兴，主动热情地与叶群握手，并拿出她认为拍得最好的放大成16寸的彩色照片，摆在大条案上让叶群欣赏。叶群认真地欣赏着每一幅照片，看了一会儿便说：“同志既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又是一个无产阶级艺术家。”她夸奖说：“同志给这位小护士照得多么美呀！漂亮、丰满、皮肤白皙细润、姿态优美，您把一个少女的线条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灯光用得恰到好处，真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叫人羡慕呀！同志照的花卉，颜真，绚丽多彩，露水欲滴，好似闻到了花的芳香，就是专业摄影家看到您的这些作品也会赞不绝口，嫉妒几分的。同志以一个一流艺术家的境界、一流艺术家的技术，照出了一流的艺术作品，这些都是杰作呀！”

6月9日，在叶群的陪同下到钓鱼台照相。有怕水的毛病，平时很少洗澡、洗脸。那天来照相，竟然连胡子都没刮。、叶群两位女人耐心劝说刮掉胡子再照相。虽不情愿，但看在的面子和诚恳的态度上，总算同意了。林的警卫秘书李文普问我有没有刮脸刀，我说有，并立即拿给他。

刮完脸，就跟着、叶群从10号楼走到17号楼的摄影室。林手中捧的《选集》，是在的坚持下，叫我跑回10号楼临时拿的我的书。为了照这张相，平日怕光、怕风、怕冷、怕热的任凭摆布，被八盏大灯的强光烤得满头大汗。

当拿到冲洗放大的照片后，又找来、叶群一起研究发表事宜。吹捧说：“同志对摄影艺术有很高的造诣，甚至超过了专业摄影师的水平，把林副主席如饥似渴地学习著作的精神完全表现出来了，这将极大地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学习著作的热情。我的意见，这张照片就叫《孜孜不倦》吧，您们看怎么样？”

听完之后沾沾自喜地说：“好，我同意，就用这个标题。但是，作者不能用我的真名实姓。如果用我的真名实姓，又不知道他们怎么解释呢！就用‘高山’或用‘峻岭’，还是用‘峻岭’这个笔名吧。”和叶群异口同声地说：“好，用‘峻岭’好。”叶群表态说：“感谢同志的辛苦劳动，我现在就替同志谢谢同志。他看到这张照片以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照片发表后，叶群给打来电话：“同志给同志照的照片，同志看到了，他非常高兴，他说：‘谢谢同志！同志不但是政治家，还是艺术家，了不起。’这张照片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刻的影响。”

“谢富治遗像”一语成谶

自中共九大以后，在她的摄影室里拍了不少人物像。认为照得最好、最满意的是给谢富治照的那张。因为谢富治和比较熟悉，用心照，谢富治不紧张，很放松，很自然，照片面容表情好、光线好。经过认真剪裁，请石少华放大到有半张《人民日报》大小，洗出一幅彩色照片。拿到大照片，端详着，欣赏着，并叫我打电话让谢富治到钓鱼台来。

谢富治接到电话不敢怠慢，立即赶到钓鱼台的住处。递给他那张得意之作，洋洋自得地问：“富治同志，你看，我给你照的这张照片如何？满意不满意？”谢富治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照片，赞不绝口地说：“好，照得实在是好！这是我有生以来照得最好的一张照片，又是同志给我照的，太宝贵了。”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有一天我到了八宝山的时候，就用这张照片作为我的遗像。”从不开玩笑的说：“我同意，你回去就跟你的夫人刘湘屏同志说，到时候别叫她给你用错了。”谢富治满面笑容地说：“一定，一定。我这就回去告诉她，她记性好，不会用错的，她办什么事都很认真，请您放心好了。”

有些事，无巧不成书。谢富治把这张照片拿回去不久，就觉得肚子里不太舒服，到医院一检查，结果是患了不治之症，半年以后的1972年3月26日，就与世长辞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公安部礼堂举行，遗像果真是用照的那张彩色照片。在致悼词时，眼含泪水，还不时地抬起头来看她所照的那一张一语成谶的“遗照”。

毛厉声责问：你在钓鱼台搞了些什么名堂？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我国。当时钓鱼台国宾馆各楼楼道和房间里陈设的工艺品，也染有很浓的“”色彩，像墙上挂的宣传画，以及有红卫兵形象的瓷塑等，这些都被有鉴赏价值的文物、国画所取代。根据指示，在尼克松住的18号楼挂上13幅清朝的古画。过了两年，1974年10月间，突然挑选自己拍摄的13张花卉照片取代了国画挂在18号楼的主厅里。但这些照片只挂了3天就不见了。等人们发现时，13张国画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原来，是发出了厉声责问：“你在钓鱼台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有什么权力可以摘下国画，挂上你自己的作品？夜郎自大，这样要不得！你回去立即统统给我摘下来！”大哭起来，走出的办公室时还在哭。

回到钓鱼台她把摄影作品摘下来，堆放在一起焚烧了。笔者对此事有详细记述（《为何焚烧自己的得意之作》，原载2012年第5期《同舟共进》），此处不赘。她想在外国客人面前展示她的作品，说明她对自己的摄影颇有自信的。那么别人怎么看待她的摄影技术？

的摄影技术究竟怎样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叶群、谢富治等人夸的摄影艺术，他们说得天花乱坠都没用，因为他们没什么理论根基和艺术根据，仅凭感觉。只有专家、业内人士才能真正地说出个一二三来。

的专职摄影师、老资格摄影家杜修贤看过不少摄影作品，称她拍摄的手法比较巧妙。有一次，和邓颖超取出一张坐着的照片给杜修贤看，说这是照的，问他照得怎么样？这是杜修贤第一次见的摄影作品，觉得用光很不错，追求线条纵横交错的主体感觉和深邃透视的意境。总理和邓大姐也有同感。后来，杜修贤说：“如果抛开性格不谈，就论她的摄影技术，还算不错的。”

2011年1月25日，《文化艺术报·书刊参考》转载了一篇文章，《“御用摄影师”李文化的悲欢史》，作者是张欢、印青。文章指出，我国著名电影摄影大师李文化，直到今天，也不愿意去否认一些事情，比如他对文艺水平的看法——“不能说她是夫人，拍过电影，就是电影顶尖专家，我不认为她是顶尖专家，但我认为她是懂电影的，她真懂。30年代她当过电影明星，当然要懂这些东西。她给我看过两张照片，一张是坐在躺椅上，一张是的照片。她专门给我讲，这些照片她在什么情况下拍的，怎样用光，逆光、测光、侧逆光、顶逆光、正面光。她说，拍人物大胆用逆光，很少用顺光，因为顺光层次感、立体感不强，比较平。她希望我拍出的电影跟她要求的一样。

2013年5月26日下午，原中南海专职摄影师吕厚民对我说：“对摄影艺术还是懂一些的，她照的照片总的说可以。练习摄影好多年了，进步不慢。”他还说：“曾是演员，对镜头不陌生，她知道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的。”

红墙专职摄影师、新华社高级记者钱嗣杰对我说：“别的不论，只论摄影这一点，照的照片很不错，选景、构思、角度、用光都很讲究。剪裁也很不错……照的照片都是由她个人剪裁的，我发现几乎每张照片剪裁得都恰到好处，这很不简单。她当过演员，见多识广，心灵手巧。”

拍摄好的底片，绝大多数都是由我送到新华社摄影部去冲洗，取回小样。我多次看到摘掉近视眼镜，伏案仔细地剪裁，累得、急得满头大汗。

2013年5月26日上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著名摄影师舒世俊告诉我：“对摄影艺术，懂，很懂，照得很不错，有一定造诣。原因有三，一是20世纪30年代，她在上海就是一名电影演员、明星。那时摄影师就时时给她摄像、拍剧照，她从老摄影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术；二是1961年9月9日，给她在庐山‘仙人洞’照题了诗，极大地鼓舞了她学习摄影的热情……三是她对她拍摄的作品要求很严格，一丝不苟，从不凑合。”

舒世俊讲得很对。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召开。会前，把一批文艺界工作者召到大寨，准备安排山西省文联主席马烽和作家张永枚写一部红军长征的新电影。有一天，在花椒树旁要给马烽等人照相。马烽后来回忆说：“让我站在一个地方，她用两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搭成一个长方形的框框，看了看，让我往旁边移动了半步，说这个地方好。工作人员把带三角架的照相机架好了，接着她把测光表在我的脸上晃了晃说，他的脸色重，需要补光，不然没有立体感。工作人员立即从手提箱里拿出了充电照明灯，向我照射。说不行，需要站高点。但山上既无梯子，又无凳子，就叫《山西日报》社摄影记者骑到马上去打光。一连照了两张。后来，她给凡是调来大寨的作家、导演、演员都照了单人照，说要把它们都放大，送给主席看。后来，她送给了每人一张集体照、一张单人照，都是彩色的。”1976年，马烽把照片挂在他家的墙上。“”以后，有人告状，拿给他照相的事做文章。后来，在的关心下，才搞清楚了。但这张照片一直挂在他家里。马烽认为：回忆录，应当是什么事，就是什么事……既不趋炎附势，也不落井下石，这就是马烽坚守的做人底线。

我在《博客天下》2013年第15期上看到周琼媛的文章《镜头里的》。文章说：“5月10日，华辰2013年春季拍卖会影像专场几乎满座，约200人到场，至少有20位藏家为这张照片而来……这张《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照片里，穿着中山装，坐在藤椅上。阳光打在他脸上，他眉头微蹙，双目微闭。他身后，山峦层层叠叠；他脚下，草木繁茂招摇。这是1961年夏天，镜头里的。这张照片估价是3到5万，卖价比估价高了10倍多。”坐在藤椅上的照片，无疑是拍摄的——因为曾亲自送给我一张同样的照片。

1971年的一天，拿着一张的照片对我说：“这张照片是我1961年在庐山含鄱口给主席照的，我很喜欢这张照片，主席也很喜欢。你送到新华社请石少华同志给我放大成16寸的彩色照片，洗10张，送给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时，觉得亲自给主席照的照片要送给我们，很高兴，很快就放大取回来了。立刻用粗红蓝铅笔红色一头在大照片背面写上了“请杨银禄同志惠存。某年某月某日。”

粉碎“”以后，为了与划清界线，我把的字彻底刮擦干净，只剩下那张的照片了。现在看来不应该那样做，那是历史嘛。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秘书）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