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性别、阶层和残障的三重叙事

月光落在左手上：余秀华诗集，余秀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摇摇晃晃的人间：余秀华诗选，余秀华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余秀华的诗在这个时代大热，并非偶然，有很多因素激发了人们的隐秘情感，或认同或抵制，争论中更多的人卷入，持续加大媒体曝光量，最后达到相对饱和的状态，她的诗集也就在这些纷扰中紧扣时机出版了。在对余秀华的人和诗进行的评议中，性别、阶层和残障是最常被提到的因素。在笔者看来，这些因素彼此间并不独立，而是处于相互胶着、互为补充的状态。

性别： 在铁轨上行走的女人

性别在余秀华那里是绕不过去的议题。无论评论界还是余秀华自己，对性别身份的认同均排在首位。例如，在诗刊上推介余秀华的编辑刘年，强调余秀华是“70后女诗人中写得最好的之一”;沈睿不赞同将余秀华称为农民诗人、脑瘫诗人，却承认“根本的，余秀华是个女人，因此她是位女诗人”;而余秀华则说自己对身份的排序，第一个就是“女人”，且认为后面两个（农民、诗人）可不要，只有性别不可变。

2015年1月，旅美学者、女权主义者沈睿在网上推荐余秀华的诗歌，随即与她称为“男权糊涂虫”的沈浩波爆发论战后，在女权圈引发了一场读品余秀华诗歌的热潮。其中多数人的态度是认同的、肯定的，例如有人从反转性别角色的角度来积极评价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简称《睡你》），认为她颠覆了女人性被动的传统规范。也有少部分人在质疑，但多集中在其诗歌艺术性成就是否与被关注热度和受到的称扬成正比上。

笔者翻阅最近出版的两本余秀华诗集，意外地发现那首令她声名大噪的《睡你》并不在其中，而这看起来不像是编辑的取舍，因我清楚地记得沈睿（其中一本诗集的特约编辑）推荐余秀华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了这首诗，赞其为“强烈美丽到达极限的爱情诗”[1]。那么这首诗的未出现，很可能是出于作者本人的意愿，因为她说过这不是一首好诗，更多是个标题党。[2]

那什么才算是好诗？应该以何种标准来评价诗呢？浏览这两本诗集：一本是沈睿和《诗刊》编辑彭敏作为特约编辑的《月光落在左手上》，一本是余秀华自选集《摇摇晃晃的人间》，两本书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第一首都是《我爱你》。这显然不是巧合，它充分说明在编辑和作者之间有一个共识，即都喜欢这首被沈睿称赞为“清纯胆怯美丽的爱情诗”。某种意义上，这或许就是她（他）们共同的诗歌和爱情梦想。

诗人廖伟棠赞扬余秀华，讲她写性的诗超越了男性，因为她放弃进攻与索求，她的渴求是虚构的、无望的，而正基于无所求，反而得自由。我以为这种评价过于乐观了，虽然是一种极好的愿景。在我看来，余秀华如果是一个男人，她的诗歌也可能是许多男诗人比如沈浩波那个路数，因她在访谈中承认自己“想写下半身，但是又写不出来。我在网上看别人的诗时觉得很过瘾，相对于他们的野蛮，我的有点抒情”。

她也确实写过一些类似下半身的诗歌，不含蓄不抒情地表达，比如写蹂躏玉米棒子“我粗鲁地把它们想成男人的生殖器官/我把它们踢飞起来，或者把它们踩扁”，写辱骂男诗人王法“土”“没的”“被的”……毫无疑问地，这些诗不可能出现在诗集中，那个高调声称“流氓这个词很好，流氓这个词很温暖。我很喜欢破坏”的余秀华部分地被隐匿了。

在公开出版的途径中，余秀华的诗变得更具女性色彩也更为抒情，常见的女性形象是某种容器如木桶，常见的主题则是爱情，常见的颜色当然是白色！“无法阻挡地白，要死要活地白”。那首《栀子花开》被沈睿选来作为细读文本，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它在艺术上的成就。洁白本就是女性的某种象征，如廖伟棠所言：“白是脆弱的、无辜的甚至是贫瘠，却又是宽容的、接纳其他一切微弱或丑陋事物的。”

余秀华作为女诗人，其诗歌传播经过了审查，不仅是被编辑，也被作者自身。尽管余秀华对情感有更深刻的领悟，如“爱情不过是冰冷的火焰/照亮一个人深处的疤痕后/兀自熄灭”，但作为女人的宿命，使她没有更多的选择。仿佛她在铁轨上行走，捧着已枯萎的玫瑰，“知道这枯萎可以丢开，没有损失”，但最终却不得不“一直握着/如同她被许多年握着的样子”。

值得深思的是，这真的是一种超越而不是另一个陷阱吗？基于进攻性的欲念，至少还可以通过发愤图强、占有资源来获得某些实质的利益，而如果硬要追求所谓的“真爱”，那往往是要搭进去一生作为献祭的。如余秀华所言：“爱情一直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没有回音的生命是黑暗和恐怖的。”这种执着于与男性建立情感的链接而不能，正是当下每一个女人必须面对的、难以摆脱的残酷现实。

毋庸讳言，在一个男人以占有更多女人肉体为荣，而女人以获得男人真爱为生命最高价值的世界，赞美女性不放弃“本真”的生命渴求，勇敢地追求爱情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所谓颠覆在本质上仍然是对传统性别身份的认同，既定的生活根本无法反抗，“巴巴地活着”等同于死皮赖脸地苟活。也许只有从根本上否定这些东西的价值，才是唯一逃离悲剧的办法。如90后女权者赵思乐在其文章中反复讲过的那样，女人本不需要爱情！

阶层：艾米莉・狄金森or卡西莫多

沈睿推荐余秀华的文字热情奔放，却常让人有隔膜感。比如，她听说余秀华生活在底层，会震惊地睁大眼睛：“我现在一听‘倾听底层’就发笑，你我谁不是底层？我觉得知识分子与一个农民和工人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工作不同”;“我对描述她是农民诗人的这种说法厌恶至极，虽说我一点也不厌恶农民，我很想做农民，也已经打算将来去农村当农民，种土豆、玉米和蔬菜”。这些话表面在谈平等，实质上却是在谈笑风生间否认了阶层差异。

在这个认知基础上，沈睿将余秀华比作艾米莉・狄金森，并得出结论说余“是个女性知识分子”，跟她（大学教授）的生活差不多。然而，余秀华却说自己“是一个农妇，土气的粗俗的农妇”，自比生活贫困、容貌丑陋的卡西莫多。这话显然不是在自谦，而是对自己所在阶层的强调。虽然她提到了农妇的“劣根性”，但也说过骂街泼妇比虚伪的人强。总之，她看起来不像是期望别人把自己当成优雅的女性知识分子来想象。

在一个粗糙的环境中，要生存只能成为情感粗糙的人，这是一种基本的民间生存智慧。贫困农妇的身份，不但磨砺了余秀华的心智，也给她的诗歌带来某些不同的视角。《诗刊》编辑刘年也出身农村，对余秀华的诗易产生共鸣，认为她与那些中产小资女诗人的格调大为不同，将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在余秀华自选的诗集里，乡村意象更多地出现，比女性元素出现的比例更高[3]。除了讲自己的日常生活外，她还试图描述其他乡村女性的人生，那些大多是凄凉无望的。比如《子夜的村庄》，讲一个失意妇人独居在乡下，得了肿瘤，唯一的孩子意外在水中逝去，而远在北京的男人却一边在洗脚城快活，一边臆想故乡的女人仍然被自己占有着。这个荒芜的村庄，正如女人已凉透的心，不可能再有任何期待。

她还用直白、简单几乎无修饰的语言写了《张春兰》，那个嫁入乡村的外地女人，生孩子，下地劳动，承受家暴，一切那么自然平静。可她的精神世界日渐紧张，到了快匮乏的边缘，她“眼睛里的东西叫作：忧郁/忧郁多高贵啊，农村人不适宜”。最后女人放火烧了房子，投案自首，再不肯出来。关于这个女人，余秀华在《伪命题》中用自述模式又讲了一遍，在最后她刻意地提到：“我宁愿你怀疑那一场火灾的原因/及我记录的客观性。”

作为一个乡村农妇，她关心的仅仅是这些，家常琐碎、孩子、男人，幻想传说中的爱情，沉默着忍受，还是激烈地反抗？这些组成了她最重要的日常生活。而“她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不关心雨天里/一条鱼会把一个岛屿托到哪里，所以她也不关心地理……她更不关心死亡……饮食不被计较，青菜上的农药，地沟油，三聚氰胺……”这些作为一个农妇是不适宜关注的，甚至写诗也显得那么匪夷所思。

余秀华的诗歌得到无数人的称赞，包括许多在性别身份上与她无共鸣的男性，这与她身处的阶层有关，她让那些身处底层、中下层乃至中层对诗歌有一定鉴赏能力的人感到安慰，仿佛阅读和写作可以成为一种真正的救赎，在传递对日常生活压迫进行抵抗的遥远回响的同时，致力于寻找一点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使得自己的人生具有一抹积极的亮色，产生出不可多得的意义。

残障：与一面镜子的遇见

关于余秀华的诗，沈睿和沈浩波的立场有巨大差异，然而两人也有共识，即都反对媒体用“脑瘫诗人”来对余贴标签。沈浩波主要批评媒体媚俗、公众恶俗，沈睿则认为这种称呼缺乏对残障者的尊重与理解，脑瘫这个词有污名，被有些人视为脑残的同义词。

国际劳动组织2010年出品的《残障报道媒体指南》中提到：“应该避免以残疾为基础对人进行分类，应该只针对一个人而不是他的残疾来进行报道。”具体到这个案例，就是不该将重点放在残障上，而应将她作为诗人来推介。余秀华说她能理解诗刊用这个标签来传播，但她的诗中较少地提到残障，她公开承认的身份中，也不包括残障，可见她对残障身份多少有些抵制，不希望人们过多地关注这个层面。

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媒体的叙述无疑是成功的，就连沈睿也不得不承认，她是看到“脑瘫”才会读诗。然而炒作存在风险，互联网时代永远有新的亮点会被挖掘出来，如果没有内在的、不竭的生命力，短暂流行后就难免搁浅。更糟糕的是，它永远只是把少数人推出去，让其作为群体代表博得有限的同情，从而给当事人带来一些利益，但对群体而言没有多少积极意义。至少，个别作家的成功从来没能给女性残障者带来普遍的利益提升。

在余秀华的诗歌中，这样谈到这个让她极不自由的身体：

我的身体倾斜，如瘪了一只胎的汽车……

我的嘴也倾斜，这总是让人不快……

没有这面镜子，世界该是公允的了。

――余秀华《与一面镜子遇见了》

点睛之笔在最后一句：“没有这面镜子，世界该是公允的了。”如果可以不用照镜子，发现彼此间的差异，世界可能就是平等的。有点接近《残疾人权利公约》中的概念，即认为残疾是观念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不单指伤残，更涉及社会偏见和歧视，以及环境中给伤残者造成的障碍。所以，当你去照镜子时，你看见的并不是客观的你，而是已被评价过的你，基于某个既有的社会标准，它是观念与环境互动的产物。

照镜子的隐喻同时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改进的方向：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体，但总可以尝试通过改变镜子，来结束自己的不利处境。镜子本身应成为一个中性物，不再带有评判的功能，而是给人提供便利的工具，让你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以及他人，帮助你们建立更便捷的沟通途径。简而言之，只有让原来的镜子消失，重新创造出新的镜子（认知工具），这个世界才能真正实现平等、非歧视。

小结

余秀华诗歌中的三重叙事是相辅相成的，其中最核心的是女性，其次是农民，最后才是残障，越往后其表达力度越弱，且后者基本围绕前者而产生，比如残障对她的最大影响似乎是不能成为一个有爱情的女人。考察其叙事的生成状态，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环境对女性、底层和残障者的真实态度，这些当然不可能通过揄扬和奖赏个别有才能的人而得到改善，因她们会被当成特例来对待。

换言之，只有彻底改变社会对于弱势边缘、被损害者的认知，我们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而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阅读余秀华的诗使得我们对未来有了更多期待，不是期待涌现越来越多有才华的底层诗人，而是如何为处于类似处境中的人提供更多支持，使得他们不再继续在痛苦中挣扎，被所谓“困厄出诗人”的古老寓言再一次不幸而言中。

注释

[1]该文在《月光落在左手上》中作为代序，但删掉了关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部分。

[2]关于这首诗，余秀华还曾这样告诉记者：“如果有人说，我写这个就是爱情，这都是扯淡。我觉得身体的接触是实实在在的。”

[3]我对两本诗集做了一个统计比较。在余秀华的自选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中，女性、乡村、残障这三个意象的出现频率均明显低于由编辑遴选的《月光落在左手上》。区别是在自选诗集中，乡村的出现频率高于女性，而后者正相反。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