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子到荀子看儒家学者自身定位的变化

摘 要：儒家发展到战国时代，出现了孟子与荀子两位重要人物，他们对儒家学说进行了阐说和进一步的发展。在他们的学说中，可以明显看到儒者对自身在国家社会中定位的变化。由孟子所推崇的“大丈夫”人格到荀子提出的“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儒家学者在政治社会的压力下对自身品格的定位经历了逐渐降低的过程，后世儒者在逐步进入政权的同时，也逐步失去了个体的独立性。

关键词：孟子 荀子 大丈夫 独立 自主 君臣关系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战国时期出现了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孟子。孟子在孔子以“仁”为中心的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儒家理论，提出了“王道”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使得儒家学术具备了更强的可操作性，也为儒家学者参政提供了可行方案。战国时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同时又使孟子的言行带有明显的策士式的风格，但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孟子又与一般策士有着很多不同之处。他不会为了迎合诸侯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学说，也不会为了在诸侯国获得名利而降低自己的心理地位。战国晚期，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对儒家学说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造，使之更适应大一统思想下国家治理的需要。儒者的身份也由孟子式的独立思想家转变为国家与政权、君主的附庸，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这一传统对后代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既使文人能够更广泛深入地参与政治统治，同时又使文人将自身束缚起来，无法再独立地思考与活动，参与政权统治与日常管理成为了士人的唯一正统出路。

孟子追求独立的人格地位，终其一生都在为自己学说的推广而奔走，但又不愿为推广学说而去对学说做出迎合统治者需要的改造。孟子对孔子的“仁”的学说进行了发展。孔子认为“仁”存在于人心，将人心中的“仁”推广到政治上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孟子则进一步提出人人的心中都存在着“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就为孔子的“仁”的学说找到了行为上意义上的支撑点。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只要唤醒人心中的善就可以平治天下。孟子在诸侯间游说，推行自己的主张。但他的主张又与一般的策士不同。《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了他与纵横家景春之间的一段对话：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孟子善用譬喻阐明道理，他将公孙衍、张仪等著名的纵横策士比作唯夫命是从的妾妇，讽刺其在君主面前唯唯诺诺的谦卑行为。接下来他又提出了自己的人格理想：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在这段话中描述了他所向往的人格特点：以天为正，以道自任，不为世俗威权与名利所左右，独立于权势之外，无论是否得志，自由地对个人出路进行选择，自己拥有对自己负责的权力。孔子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对“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有道则仕，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等行为表示赞赏，并提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儒家在孔子时便有灵活处置个人入世与出世问题的传统。孟子将其进一步概括为独立于统治之外的“大丈夫”人格，并在孔子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上提出了“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推崇一种刚正阔大的人格，这与他长期与诸侯论辩有关，体现出他对人格独立的向往与推崇。

作为战国时期最后一个儒学大家，荀子的思想明显受到当时政治格局频繁变动的影响。充满危机的乱世对于包括儒者在内的诸子学者来说同样充满着参与政权的机遇。荀子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改造使之更符合统治者需要。孔子在鲁国以“仁”和“礼”为指导思想治理政事，最后以失败告终。孟子向梁惠王、齐宣王等诸侯宣扬“王道”，诸侯表面上表示赞同，但实际上仍一心追求称霸，并没有真正推行过“王道”。而荀子的弟子韩非子与李斯则在秦国获得了重用，并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荀子的成功，但并不能看作是儒家的胜利，因为韩非子与李斯代表的是法家学派，而荀子的学说也与传统儒家有着极大的不同。《荀子》中除了对传统儒家学说的发展阐释，还有许多顺应时代需要而出现的内容。最典型的就是在《成相篇》中对君臣关系的论说、《臣道》篇中对为臣之道的讨论和《仲尼》篇中对所谓“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的阐释。

孟子自称“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孟子・万章下》）他将自己定义为“天民”，独立于世俗的政权之外，与“天”对话，并在与诸侯的长期交流中坚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滕文公上》）在大多数时候孟子是将自己置于高于诸侯的“帝者师”地位上或至少是与诸侯平等的地位上的。而荀子则总结出一套为臣之道：

“曷谓贤？明君臣，上能尊主下爱民……辨治上下，贵贱有等明君臣。”（《荀子・成相》）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事人而不顺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顺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顺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有功而不顺者，无德者也。”（《荀子・臣道》）

荀子首先将为臣者置于极为卑微的地位，其次以君主作为一切的悬的，处处对为臣者进行约束折损。这无疑是符合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的，荀子以此找到了与统治者合作的捷径。

孟子认为“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孟子・公孙丑下》）主动权在士人一方。而荀子则提出“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事业听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职，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n上，莫得擅与孰私得。”（《荀子・成相》）不光在地位上将士人置于从属地位，更从经济上彻底断绝了士人自由选择的根基，否定了士人自主决定出路的做法。

孟子与荀子学说的出发点一为性善论，一为性恶论，但最后都成为了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而原意中对人性以及美好品质的发掘却逐渐湮没无闻，究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孟子与荀子都过于偏重道德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将君主（或行王道的君主）假设为永远圣明贤能的完人，而并不提出任何能够实际操作的对君主行为进行约束的措施，致使一旦君主个人出现道德问题，整个体系的运转便从上到下出现危机。道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控制力；其二，追求功利的思想在战国晚期逐渐加强，同时由于战乱等原因，人们整体生存环境也在恶化。孔子、孟子之所以难以与诸侯进行真正的成功的合作，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的学说过于追求道德上的完美，实行难度大，在东周乱世缺乏实践的土壤。孔子以“知其不可而为之者”闻名于当时，而孟子则说“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他们都不急于眼前的得失，而是希望能让他们所推崇的大道真正地通行于天下，并且发挥出其预计的效果，否则便不能算是成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的行为是不计成本、不求急功的。

清末学者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评价荀子：“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言虽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孔子说过：“乡愿，德之贼也。”而他的后学竟成了“乡愿”。儒家学说在面对严峻的局面时，对自身进行了改造，使之适应当权者的需求。随着儒家被统治阶级确立为正统思想，它对后世士人的正面与负面也一直延续下来，在我国古代的官吏阶层中逐渐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参考文献

[1] 孟子：《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 荀子：《荀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

[3] 吕思勉：《经子解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