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朗利在北爱危机文化和解中的作用

摘要：北爱危机的祸殃使当代北爱尔兰诗人跌入文化身份的集体焦虑和宗派主义的漩涡，酿成20世纪60～80年代北爱诗坛以宗派论争为特点的混沌诗歌史。从文化诗学观的研究视域对诗人迈克・朗利的诗学实践与文化和解活动展开探讨，可以发现他以差异认同为牵引力的文化平衡诗学通过引导文化身份的边界协商促进了北爱诗人的文化和解，客观上推动了文化身份的动态建构。朗利的最终实至名归证明了诗歌仍旧是历史的见证者、反思者和引导者。

关键词：迈克・朗利；文化身份；无人之境；谢默思・希尼；北爱尔兰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5?0222?06

一、引言

当代北爱尔兰诗坛因其复杂的宗派与文化身份纠葛而备受关注。其中，最为瞩目的人物自然是诺贝尔奖诗人谢默思・希尼（Seamus Heaney），其作品缓和、沉静，满溢睿智，总能把冰冰凉的新挖土豆、酸溜溜的自产牛奶等生活奇迹上升到美的高度，令往事得以升华。作为一名诗人兼诗学教授，希尼足迹遍布哈佛、牛津等世界一流学府，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英语诗人。2013年8月30日，希尼逝世，留下的遗言仅一句话――“别怕！”（DON’T BE AFRAID！），鼓励人类继续悲壮前行。我们无比怀念他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对于远隔重洋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希尼的过于耀眼削弱了我们对其同辈的关注，希尼的诤友迈克・朗利（Michael Longley）就是其中一位。两人都生于1939年，自1963年相识于“贝尔法斯特小组派诗社”（The Belfast Group）起，友谊长达半个世纪，BBC电台在2009年12月31日曾为他们一起庆祝七十大寿。近年来，朗利频获大奖，与希尼几近齐名。如果将目光转向古稀之年的朗利，可以品评到当代北爱诗歌的另一番图景，得出有关诗歌与文化身份建构的新启示。

正如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指出的，“文学，与一门语言，一种文化，一个政治领域相联系”①。文学是

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纯”文学批评只是学术神话，文化政治诗学作为一种经典批评方法始终有着独特生命力。本文拟从文化诗学观的视域出发，在考察当代北爱诗人集体身份焦虑的基础之上，跨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界限，分析朗利的诗学与文化思想对当代北爱尔兰文化身份重建的推动效果，再结合大卫・布隆菲尔德（David Bloomfield）的冲突化解理论论证朗利的杰出诗学文化贡献和崇高历史地位，从而揭示诗歌在文化与历史层面上对政治危机的“介入”功能以及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功能。

二、北爱危机中北爱诗坛的文化身份焦虑与宗派论争

欲探究朗利的诗学和文化实践的价值，必须先对“北爱危机”影响下，北爱诗坛集体文化身份焦虑的来龙去脉有所管窥。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始于17世纪，期间曾向北爱大规模移民新教徒，致使这个“边缘地带”的宗教问题极为复杂，形成了以“凯尔特原住民后裔为主的天主教群体”和以“英格兰、苏格兰移民后裔为主的新教群体”两大教派相互杂居，长期争夺主流话语权的困境。两大族群拥有高度“内部认同”的同时，其“外部认同”表现出强烈排他性，宗派主义极度盛行。1969年，北爱爆发南北分治后的第一场大规模反新教徒、反英国统治的骚乱事件，双方都企图以暗杀、汽车炸弹等恐怖手段袭击对方公共设施、民宅、集会和无辜群众，持续三十年的冲突带来数以万计伤亡，史称“北爱危机”（The Troubles，盖尔语：Na Trioblóidí）。北爱危机实质是一场“文化和宗教的危机”，“经济和社会的差异固然是关键因素，但事实是，在北爱尔兰两大竞争的民族依附于竞争的文化传统，这赋予了冲突持久、难以解决的特 性”[1]（246）。受此影响，天主教诗人和新教诗人不约而同地对爱尔兰的民族文化身份产生集体焦虑，并发展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宗派论争。

在英国强势殖民文化影响下，希尼、马尔登（Paul Muldoon）、马洪（Derek Mahon）、迪恩（Seamus Deane）等有着爱尔兰血统的天主教诗人身感压力和痛苦，其集体记忆表现为对日渐消逝的爱尔兰文化尽显悲悯，对被殖民的创伤刻骨铭心。以希尼为例，作为原住民后裔和天主教徒，其早期诗歌饱含浓烈的身份迷失感。在70年代的一系列地名诗中，他把家乡“Anahorish”亲切呼唤为“记忆之灯”“绿草地之母”。因“盖尔语的语音定型于盎格鲁时代，后来遭致英语阴性辅音的入侵”[2]（78），希尼在遣词上多以含有“m、n、l、r、s”等盖尔语元素的辅音入诗，用盖尔语特有的韵式来控诉英语对盖尔语的侵犯史，以此表达“母语”情结和爱尔兰民族意识――“当下/我们的舌头/必须从滋养我们的土地深处伸出/扩散，突围/在元音的簇拥下/用子音去收复领地”[3]（93）。除了希尼，其他天主教诗人也对入侵者加以口诛笔伐。马尔登不断将生命诗学注入政治诉求，将生命裸展现在暴力之下，直言不讳地控诉英国的罪行。在他的诗歌中，“每个身体部位都勾起一次爆炸的回忆，每次行动都勾起一次军队或警察暴力镇压的现实”[4]（90）。当例外状态成为北爱政治常态时，蒙太古（John Montague）曾为天主教徒的武装对抗摇旗呐喊，认为只有独立才是唯一出路――“我们被长期压迫的事实即是反抗的理由，只有逐出侵略者才能重见光明”[5]（46）。可见，在强势与弱势文化的集体身份选择与较量中，当代天主教诗人经历了非同寻常的思想震荡与精神磨难，体验着痛苦迷茫的集体记忆与主体焦虑。

然而，身份焦虑同样困扰着有新教徒背景的诗人。在约翰・休伊特（John Hewitt）、布兰登・肯内利（Brendan Kennelly）、克兰・卡尔森（Ciaran Carson）等诗人看来，今天的新教徒作为几百年前的移民后代，早已视爱尔兰为故土。面对天主教徒防不胜防的袭击，他们在愤怒之外尽显“他者”的无辜。暴乱对他们的伤害可从卡尔森在《贝尔法斯特纸屑》（Belfast Confetti）中椎心泣血的笔触窥见一斑――“汽车炸弹突如其来/只见螺母、螺栓、钉子、车钥匙漫天横飞/天空骤然下起如雨的感叹号/地面被炸出一个大星号/……/我正试图写完一个句子/脑子突然一片空白/……/我的名字叫什么？我来自何处？又将去向哪儿？/一连串的问号如子弹哒哒飞。”[6]（315?316）德斯蒙德・伊根（Desmond Egan）在四行诗《北爱尔兰问题》（The Northern Ireland Question）中用令人心悸的描写痛斥“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暴力――“两个小姑娘/嬉闹在汽车旁/竟没想到炸弹就藏在车底下//试问要多少土地和城池/才赔得起被炸断的指头？”[7]（32）旅美诗人马洪认为，恐怖主义已把北爱尔兰炸得千疮百孔，万劫不复――“我在雨中上岸/……/泪雨滂沱/既不识家在何方/更不晓亲人何处”[8]（76）。在马洪对恐怖主义的斥责中，诗人远走他乡的缘由浮出水面――家园被毁，即使回去，生命的依附又何在？诸如此例，不胜枚举。

通过对比天主教诗人和新教诗人的作品，可以发现，文学与历史和宗派问题的相呼相应构成当代北爱诗歌特殊的创作语境。在宗派主义阴霾的笼罩下，不仅天主教诗人受困于文化身份的不确切感，新教徒诗人也遭遇了同样命运。双方的明枪暗箭表明：北爱诗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历着一场关于文化身份的边界保卫战。虽然本文所举例子只是冰山一角，但足以证明当代北爱诗人的集体身份焦虑和北爱诗坛特殊的文化政治性与宗派分裂事实。

三、朗利的平衡诗学文化实践与文化和解活动

尽管宗派主义的幽灵驱使着血雨腥风的话语争夺战，但相对于整个人类来讲，民族仅为一个小小的族群，宗派主义不应成为诗人的终极追求。在这段宗派立场看似比民族认同更重要的混沌诗歌史中，诗人朗利却因持和解立场而处于某种先锋地位。在他看来，北爱诗坛的宗派鏖战有着深层文化根源，要平息宗派冲突必先增进文化认同，消解身份焦虑。他的诗学思想和文化实践始终以反宗派主义和打破边界的“差异化文化平衡诗学”为核心思想，积极引导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展开文化身份的边界协商。早自1969年起，朗利在第一部诗集《不延续的城市》（No Continuing City）中就把“平衡”（balance）一词溶进诗学诉求：“我为找寻平衡一路战斗/在阴暗的山坳/纵然可能失足/却觊觎那一瞬间的兴奋”[9]（25）。

朗利诗学的基调首先体现为反对英国性和凯尔特性的二元对立。当其他诗人为独立斗争摇旗呐喊，对加入英军队伍的天主教士兵大加讽刺的时候，朗利的《哀悼》（In Memoriam）、《伤口》（Wounds）、《织布工》（Linen Workers）等诗歌却谴责残忍无知、漠视生命的暴力和代价，寄予无辜受难者深切同情。《织布工》描写的是1976年一次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十名新教徒织布工在上班路上遭宗派主义分子袭击而亡――“他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褐红的血流沿马路流淌/眼镜等随身物散落一地/钱包、硬币，还有一副假牙/血、食物、面包、葡萄酒”[10]（302）。通过现实与宗教的呼应，朗利把“最后的晚餐”这一圣经原型融入该诗，把工人的死跟耶稣的殉道并置――工人随身带作午餐的面包喻指耶稣分给圣徒的面包，工人的血被比喻成圣餐中的葡萄酒，象征着耶稣的血。耶稣甘心被钉十字架舍命流血，为的是替人类接受罪的惩罚，帮人类洗去原罪。朗利以悲戚的挽歌把织布工比作无罪的耶稣，为的是“让双方听见内心的真实轰鸣”[11]（171）。他不仅拟写最后的晚餐这一新教和天主教“共享共敬的”宗教仪式，还聚焦于假牙、眼镜、钱包、零钱等双方共同的生活符号，以隐喻的方式发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历史拷问。朗利曾在自传中写道：“对于我们当下的民族文化身份，过去那种非英国性即凯尔特性、非凯尔特性即英国性的边界划分法当受质疑，一刀切并不解决问题。”[12]（9）从这段话可知，对于北爱公民的文化身份选择，朗利不主张英国性和凯尔特性的二元对立，而是认为可以抛开强加的“身份盔甲”去建构一种去本质主义的新文化身份。

朗利诗学不仅旨在消除对立，更表现为以倡导和解为特征的诗学救赎行动。他的十四行诗《停火》（Ceasefire）是首颇具历史价值的作品。1994年8月，当全世界对北爱尔兰共和军的停火决定翘首以待之时，朗利在《爱尔兰时代周刊》发表了这首诗，该作品发表后的第三天（8月31日）即传来共和军宣布“无条件永久地停火”，改暴力手段为和平斗争的消息。这首诗通过改写荷马史诗《伊利昂纪》最后一卷得来，讲述的是在特洛伊之战中，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被希腊大力神阿喀琉斯杀死后，父亲普里阿摩王携重金赎要儿子遗骸的故事。阿喀琉斯被父爱打动，宣布休战十二天，让普里阿摩厚葬儿子。这是一个亲情、友谊战胜族际仇恨的典故，朗利紧扣普里阿摩与阿喀琉斯“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一意象展开创作――“阿喀琉斯英雄泪眼/他想起了自己的老父/试图将普里阿摩扶起/……//我向阿喀琉斯――杀我儿者/跪谢道别/并亲吻他屠人的手/只缘他最后的大义”[13]（39）。该诗借古喻今，以跨越时空的改写让史诗隐喻当下，以诗性的笔触借古典原型阐释冰释前嫌、重建友爱的要义，其停火主题因暗合了北爱人民的停火期待而具有彪炳史册的重量。当该诗被放在北爱冲突这一历史语境中来赏析，诗人的个体情怀与历史现实遇合，而随后共和军的停火声明更与诗人的关切注目息息相关，其诗学正义不言自明。锡德尼曾说：“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停火》以人性的光辉消解了族际的仇恨，其巨大的情感慰藉力量正是锡德尼所说的金子般的光芒。在《有回声的门》（The Echo Gate）、《金雀花的火焰》（Gorse Fires）、《幽灵之兰》（The Ghost Orchid）等诗集中，朗利的诗笔在神话和现实间纵横捭搁，这种政治性的叙事建构与北爱政治语境暗合，其实质是以故事、记忆和突围为基础的诗学赎救行动。

除了令人瞩目的诗学实践，朗利的文化活动对促进文化身份的边界协商也颇为重要。他自1970年起履职北爱尔兰艺术委员会“传统艺术督导”达21年，有着诗人兼文化官员的双重身份，是活跃在当今北爱诗坛和文化界的一位资深元老。可以说，他不仅是诗人，更是一名北爱民族文化重建事业的开拓者和探索者。正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两派诗人有了更多交流和反思文化身份边界问题的机会。“无人之境的诗人”（Poet in No Man’s Land）是朗利的别称，“无人之境”本指交战两军阵地间的无人地带――最危险地带，此比喻不仅暗喻朗利逾越“边界”去探讨北爱文化身份阈限空间的无畏，更诠释了他直面危机的历史勇气和文化平衡主张。

朗利的“无人之境”并非陶渊明式的独善其身，他还把希尼、马洪等诗人也领进“无人之境”。作为一名举足轻重的文化官员，他始终把增进两派诗人的对话作为核心工作。自七十年代起，他时常冒着被恐怖势力暗杀的危险组织天主教和新教诗人深入不同社区，举行联合诗歌朗诵会和笔会，其间遭受恐吓无数。希尼、马洪、马尔登、西蒙斯（James Simmons）等一大批极富名望的诗人都先后成了他的座上宾。尽管不同的宗教和家族背景让他们在六七十年代针锋相对，但进入八十年代后，大都逐步接受了文化平衡主张，相继从对抗转向对话。比如，希尼在《界标》（Terminus）中曾写道：“两手各提一桶胜过单手提桶/我在中间好成长。”[14]（5）明确表示要跨越文化身份的边界去探索诗歌对非正义的“纠正功能”。通过组织这些不同民族背景、不同的诗人同台献艺，朗利让骨子里热爱文学的爱尔兰人看到昨天的敌人亦可成为今日的盟友。诗人的带头作用不仅造就了两派诗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学氛围，更有助于培育文化认同。

对于个别持民族主义立场、煽风点火的顽固派，朗利则坚决予以谴责。诗人范亚克（Padraic Fiacc）曾在《暴力与阿尔斯特诗人》（Violence and the Ulster Poet）一文中指出，当代北爱诗歌的繁荣乃北爱危机的产物，声称冲突带给了当代爱尔兰诗坛一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巨大释放，造就了希尼、朗利、蒙太古等73位杰出当代爱尔兰诗人，其别提到了朗利的《花圈》（Wreaths）组诗。朗利随即在爱尔兰著名文化杂志《海本纳》（Hibernia）刊发公开信②，对范亚克这一居心叵测、带有蛊惑性质的举动予以回击，并得到了大部分其他诗人的响应与支持。

“一个民族或社会的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这是因为，现在的情势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的选择性感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集体记忆就其本质而言是立足当下而重构过去的一种社会活动”[15]（187）。诗人作为精英和历史的良心，应具有崇高的历史使命感。面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这一命题，真正的诗人当以抚慰、建构的精神与时代互动。通过消解主义意识，朗利的诗学模糊化了“族群”和“社会角色”在后殖民语境中的定位，使文化身份表征的边界被拓展开来。其“切割与混合”的文化认同主张其实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的以“差异性体验”为特征的“新族性认同”思想如出一辙，与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关于文化定位的“第三空间”理论也不谋而合。

四、民族冲突的化解与文化身份的动态建构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作为一个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社会学概念，主要是指“民族的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16]（49）。它通过群体性的言语、思想和行动表现出来，向世界表明“我们是谁”，“是特定文化群体对其成员身份和文化归属的价值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两个方面”[17]（87）。斯图亚特・霍尔、霍米・巴巴等后殖民文化理论巨臂的浩瀚著述告诉我们，殖民与被殖民从来都不只是权力的单向作用和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元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着彼此交织、难以区分的界限与矛盾。因为英国的长期殖民所埋下的祸殃，北爱危机在所难免。要彻底化解这场冲突，建构当今北爱的崭新文化身份并非易事，但诗人们的努力让世界看到了文学的特别效用。

著名民族问题学者布隆菲尔德的冲突化解理论认为，民族冲突的化解分两条道路：“结构化解”和“文化化解”，二者相辅相成。前者是指通过谈判博弈实现妥协和权力的再分配；后者是指冲突双方通过非谈判途径、以合作的方式化解矛盾。“结构化解方案通常由官方和政治家主导，注重在政治和制度层面寻找途径；相对而言，文化化解方案则强调矛盾双方的自发调节，是一种‘草根’路线。”[18]（27）北爱冲突的结构化解方案体现为政治和解，由英、爱两国政府和北爱的主要政党三方博弈，共同促成。文化化解方案则依靠的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社群借助民间交往和文学艺术活动提升对彼此文化身份的认同（identification）。“认同”作为人类文明的时光沉淀物，不是政治谈判可以生成的，更不能像商品一样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制造，却是文化化解过程中的特殊催化剂。

在北爱冲突的前20年中，“结构化解”和“文化化解”这两种方式长期分离，政治家达成一系列结构性方案，对民间社会的和解不予重视。这些方案包括“取消地方议会”（1972）、“权力分享”（1973―1974）、“宪法方案”（1975―1976）、“滚动授权谈判”（1981―1982）、“国家间协议”（1985年的《英爱条约》为代表）以及“多方和平会谈”（1990―1998）等。然而，这些方案都先后遭遇失败。没有两个社群相互的文化认同为前提，政治家费尽周折达成的盟约不见得能被民间接纳，官方的努力就成了一厢情愿。当结构化解找不到出路，文化化解就成了化解冲突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工作者的参与显得格外重要。在北爱尔兰，朗利以他的文化平衡诗学实践影响了希尼、马尔登、马洪、莫顿、卡尔森等一大批文学、绘画和音乐等领域的艺术家，他们共同认识到：北爱尔兰的天主教文化和新教文化早已是一对孪生姐妹，一个地区两种语境的文化复数观是两个族群彼此认同、包容相处的前提条件，诗歌作为书写当下的工具和对话的平台，可以通过书写差异，在两极的共存与阈限中重新界定自我。文化认同在诗人的笔下变成了故事和历史的叙事，建构起具有文化、性别、心理、民族、宗教意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

“新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要求研究者深入探讨当代外国文学如何观照历史，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或推动历史的发展。”[19]（163）朗利顺应正在勃兴的世界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文化复数主义等历史潮流，把个人诗歌生命融入民族命运，恰是一位推动了历史的诗人。他用文学引导文化，借文化提升民族认同的诗学文化实践充分证明了文学之余文化身份的建构意义。翻阅他的诗歌，“平衡”一词无疑是常被写到的关键词。面对北爱的文化身份之争，他强调的不是“我们是谁”，而是“我们将成为谁”和“我们应当去哪里”。“健在的最伟大的英国剧作家”爱德华・邦德（Edward Bond）跟朗利几乎同时成名[20]（7），对非理性的宗派群体现象亦持批判态度。他曾说：“我们用意识形态人性，把正义当成施行报复的幌子。最禁锢人的监狱不是高墙，而是我们的头脑。”[21]（313）可以说，两位作家所见略同，“差异化文化平衡诗学”是朗利在超越宗派主义的狭隘之后为北爱和平探索的可行道路。如果说邦德是当代英格兰剧坛的良心，被希尼盛赞为“艺术良心的守卫者、民族创伤和奇迹的看护人”的朗利就是当代北爱诗坛的良心[22]（11），诗人中的诗人。

1998年，北爱多党谈判在经历数年拉锯战后达成兼具“结构化解”和“文化化解”特征的《友好星期五协议》这一最具希望的和解方案，该协议实施十余年来北爱再没有响起大规模枪声。北爱和平能最终走上正轨不能完全归功于政治家，而是跟全社会各路力量的努力都分不开。如果结构化解方案完全凑效，北爱冲突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早该和解，而无需拖至九十年代末。为此，毕生倡导和解的朗利也获得了迟到的肯定，《友好星期五协议》签订后的几年，各种荣誉纷至沓来③。他的实至名归充分证明了诗歌对政治危机的“介入”功能以及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功能。他告诉世界，诗歌能够“真正逾越自身民族、种族、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的‘集体意志’（有意识或潜意识的）或自恋式的情结”[23]（90），通过与公共生活空间的互动与文化身份展开边界协商，实现文化身份在差异参照中的“动态建构”。这一诗学文化经验不仅对北爱尔兰有益，对其他多民族聚居、宗派矛盾复杂的地域的冲突化解和民族文学建设事业也具有借鉴意义。

五、结语

当前，北爱和平还比较脆弱，各派虽已放下手中的武器，但要放下“心中的武器”还需待以时日。两大族群都得在希尼的临终遗言“别怕”二字的嘱咐中摸索前行，从“想象的共同体”向“真实的共同体”迈进。虽然作为“文化民族主义之父”的德国思想家赫尔德曾说：“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理解’的基础。”[24]（85）但文化化解、身份协商、新身份认同的过程是缓慢的，北爱两大社群对异质文化的抗拒的消解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以朗利为代表的当代诗人的实绩让世界看到了希望。即便“为艺术而艺术”“文学不是政治的附庸”等呼声使伊格尔顿、詹姆逊、马舍雷等批评家所倡导的文化政治诗学有所退潮，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可以真正分离，它们总要在“历史”这个切面交汇。朗利借诗歌建构文化身份，用诗歌引领文化化解的诗学文化实践证明，诗歌不仅是雅致、欢乐、忧伤等个人情感的载体，它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反思者和引导者。

注释：

① 引自勒・克莱齐奥在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活动上演讲――《论文学的普遍性》。

② “Hibernia”是爱尔兰岛的古拉丁语名。

③ 仅2000年和2001年两年中，朗利先后问鼎“艾略特诗歌奖”“霍桑登文学奖”“女王诗歌奖章”等五项大奖；著名文学评论杂志Colby Quarterly于2003年第3期整期刊发朗利研究专辑；2010年，英国女王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勋章”；2012年，他又被授予爱尔兰最高诗歌奖――“当代诗歌奖”（Poetry Now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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