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孙悟空人物形象看《西游记》中的真真假假

时间:2022-09-05 03:45:32

由孙悟空人物形象看《西游记》中的真真假假

摘 要: 《西游记》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它特殊的神魔化背景,使读者有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实际上,《西游记》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故事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寓意,字里行间,真真假假值得自己揣度。本文将从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出发,分析《西游记》情节背后的深意。

关键词: 西游记 孙悟空 人物形象

《西游记》自面世以来,被以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呈现在大众眼前,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部文学作品。它神魔化的背景、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让人印象深刻。也正是因为它的故事超脱了现实背景,使得对于《西游记》背后的寓意众说纷纭,本文将从孙悟空这一主人公出发,分析文字背后的寓意。

《西游记》中,所着笔墨最多的无疑是孙悟空。这个角色也备受读者们喜爱,各类电视剧、话剧题材也总是尽量突出这一个性鲜明、正义感十足又偶尔毛毛躁躁的形象。孙悟空上天下海无所不能,为人富有正义感,又嫉恶如仇,这一形象的塑造满足了普通大众对于“英雄”标准的定义。然而,吴承恩并没有将这一形象塑造成一个毫无缺点的“完人”,他虽然不是凡人,却有凡人的种种缺点:性急、鲁莽、委曲求全、渴望长生。这样更加接“地气”的形象塑造使得这部小说更加具有社会价值。

真“求仕”假“求佛”

《西游记》中的男一号,无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书中有云:“东胜神洲海东傲来小国之界,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石产一卵,见风化一石猴,在那里拜四方,眼运金光,射冲斗府”。好一个孙大圣,出身便如此独一无二!此后探险水帘洞获封“美猴王”,师从菩提祖师习得“筋斗云”,勇闯龙王老巢抢得“金箍棒”,熬过太上老君炼丹炉练就“火眼金睛”……可以说,他基本具备了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所要具备的一切硬件、软件优势。拥有了这一切,他看起来是无所不能的了,但吴承恩并没有让悟空舒舒服服过上几辈子,美猴王终究没能一直留在他探寻出的人间天堂“水帘洞”中享尽生生世世的天伦之乐。出生自仙石之中,神奇有余、地位不足,绝非“正统”。但是他虽出身不好却充满野心,他不甘只为“猴王”,更不甘做一个小小的“弼马温”,他大闹天宫,向玉帝叫板,却因势单力薄功亏一篑,被如来佛祖压于“五指山”下,为保唐僧西天取经,一路受尽九九八十一难,也算是历经磨难。

众所周知,保唐僧西天取经成功之后,孙悟空被封“斗战胜佛”。被封之后,一向活泼的悟空首先的反应并不是乐呵呵,他所记挂之事,还是头上那个让他受尽苦头的“紧箍咒”。对“净坛使者”之名不甚满意、喋喋不休的八戒来说,悟空似乎对“斗战胜佛”太不在意了,不说满意、也不说不满意。和当时那个吵嚷着“皇帝轮流做”的“齐天大圣”仿佛有了不小的区别,何为此?答案应该并不是因为几年历练下来成熟懂事了这么简单。“斗战胜佛”是接受礼忏之三十五佛之一。据《大宝积经》卷九十《优波离会》所载:三十五佛中第三十一佛为“斗战胜佛”。(另据《三十五佛名礼忏文》中所列,“斗战胜佛”排在第三十位)持诵佛号的功德,能消过去生中,由傲慢所造作的罪业。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的三十四佛中的前三十尊佛,分别于释迦牟尼佛的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围绕三周,每一周有十尊佛,斗战胜佛在第三周,最后四尊佛于围绕佛陀第四周的东、西、南、北四方安住。虽然说在佛教中,没有职位高低之分,“佛”也算是最高的悟道者(其次是“菩萨”,再次是“罗汉”)但很明显,吴承恩先生绝不仅仅只是写个神魔小说而已,如果把这个排序摆到现实官场中,应该说“斗战胜佛”也不算什么高位,想来心比天高的堂堂齐天大圣,估计对于这样一个“职位”是带有一丝不屑的吧。

如果用现代眼光来看待天庭,那么我们可以将天庭中的神仙们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以玉帝为首的“政府系统”,一个是以如来佛祖为代表的“宗教系统”。两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扶持,共同维护着天上地下的秩序。这并不难以解释,尽管我们现在基本都是无神论者,但在古代,宗教是统治者控制民众思想的一个很有效的手段。正因为拥有共同利益,因此两个不同的系统对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件事上“一致对外”、“打压到底”。孙悟空的出生石破天惊,这注定了他大英雄的本性,可他的出身却是野生动物,从出生那天起,他就凝聚了低下出身与英雄本色之间的巨大的矛盾。①悟空大闹天宫,为的是得一个官,不过他野心甚大,瞄准的是万人之上的玉帝之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孙悟空的人生目标应当是“求仕”。仕途才是他最心心念念的。而成佛,恐怕不在他的“优先级”之列。悟空变得越来越“听话”,与他头上的“紧箍咒”不无关系,“紧箍咒”应该说是压下他好胜好战叛逆心理的“五指山”。“紧箍咒”对悟空的束缚效果非常明显,原因不止一个。首先,“紧箍咒”确实会对悟空造成肉体上的伤害;其次,“紧箍咒”相当于一个游戏规则,想要作为玩家之一将游戏继续下去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继而转变身份成为规则制定者的前提条件就是适应并服从当下的游戏规则,悟空显然是了解这一社会现实的。成佛之后,他首先关心的便是“紧箍咒”能不能去掉,究其原因,除了几次“紧箍咒”让他吃了大苦头的原因以外,还有另一个更加深入的原因,那便是,没了“紧箍咒”,悟空才是真悟空,一个敢闯天宫的、敢抢玉帝之位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悟空,一个心怀抱负、冲破传统的革命者。只不过,吴承恩先生并没有继续写下去,没有了“紧箍咒”束缚的孙悟空,究竟是真的会“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此安安分分做他的“斗战胜佛”,还是会本性重获新生重振“齐天大圣”威风?便不得而知了。

真“妥协”假“成熟”

取经路上,孙悟空一步步地变得成熟、也变得听话。取经路上的孙悟空,与大闹天宫时的齐天大圣有着不小的区别。大闹天宫时期一人可敌一军、能够独自熬过太上老君炼丹炉七七四十九天炙烤并凤凰涅槃炼得火眼金睛,而取经路上对阵妖怪十次有八次要请天兵天将帮忙,危急时刻还需要用观音菩萨赐的三根救命毫毛来保命……可以说他越来越接近以玉皇大帝为代表的天庭众神对他的期望值。

取经之后,孙悟空似乎变得缺少了霸气,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妥协,虽然他仍是师徒几人中最勇敢最智慧的那一个。想当年的齐天大圣,几时向哪个人服过软?闯龙宫,扯过龙王便丝毫不客气地索要神器,那叫一个利索!如何能想,后来竟成了为请天兵天将帮忙降妖而坐在天庭嚷嚷“不给说法就不走了”的撒泼猴头。看起来,这些年的历练,九九八十一难,逐渐让他变得成熟,学会了求助,不再横着一条心单枪匹马。但事实上,成熟不过是个好听的说辞,实质恐怕是他妥协了,向有形的“紧箍咒”,向无形的所谓的保唐僧取经的“责任”,向一环扣一环、官官相护的天庭妥协了。我们从孙悟空身上一点点的变化,可以隐射出现实生活中不少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因为种种原因向这个显得有些世故、有些冷酷的世界低头的现实情况。这也使得这部在插科打诨中推动情节的小说带有了几分悲剧色彩。

为何说孙悟空表面的“懂事”实质上是妥协而非成熟?原因不难揣测,首先,正如上文所说,他的妥协是个权宜之计。在天上人间,三界之内摸爬滚打多年的孙悟空在经历了被压五指山、被困“紧箍咒”等种种惩罚之后,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单打独斗的劣势,也认识到了适应是改变的第一步。天庭与人间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如出一辙,玉帝所代表的“政府系统”和如来所代表的“宗教系统”,看似政教分开,事实上隶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而这样一个体制成熟的庞大僵化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通常会对有可能对自己形成挑战的群体进行“隐性”打压,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显然属于打压范围之内,所谓“隐性”打压,即为了顾及统治者努力塑造的正统的正义形象,对挑战其权威者明升实降、明褒实贬、明帮实斗的打压行为,其实质是“欺瞒”、“欺骗”、“安抚”。这一点在众神商议封孙悟空为“弼马温”这一情节中展露无遗。孙悟空显然是看清了这一点,因此顺水推舟,来了个“反欺瞒”并成功进入了利益集团内部——成为“斗战胜佛”。

其次,孙悟空的妥协还在于对自己身份的不自信。虽然孙悟空是向当时的环境、制度提出质疑的第一人,但环境对人的影响不容忽视。“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这个反复被提及的对孙悟空的描述,表明了孙悟空是人性、兽性、佛性的结合体,天庭众仙常称他为“猴头”、“泼猴”,凡人又常常因他“面向丑陋”而惊呼“妖怪!”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天庭还是凡间对他的定义更加偏向于“妖”。孙悟空自然是不满意这个定义的。孙悟空的种种行为:拜师学艺、销生死簿、大闹天宫、西天取经……从个人目的上来讲,都是为了消除身上“妖怪”的标签,向神佛靠近。具体来讲,销生死簿是为了能与神佛一样万寿无疆,大闹天宫是希望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完成身份转变,西天取经则是武装夺权失败后扭转不利局势的唯一办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得到身份上的肯定,他作出了妥协。

不过所幸,悟空的“妥协”并非彻底,比如他仍旧敢爱敢恨,比如他心里的善恶准则一直没变,一棒子打死白骨精,冒着受“紧箍咒”折磨的风险,比如他查明真相、揪住玉帝要他向众生赔罪,冒着被“穿小鞋”的风险。齐天大圣骨子里的豪气仍在。只不过,“胳膊拧不过大腿”,凭他一人,确实难以与整个粉饰太平的世界想抗衡。或许他能做的,也只有多杀几个小妖,以慰藉自己远大的志向和伟大的灵魂罢了。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孙悟空拥有铜头铁臂,能够长生不老,但他同样有血有肉。《西游记》写的是神魔故事,讲的确是人间苦甜,孙悟空是人世中改革者、先行者的化身。虽然他“求仕”之心甚切,并且在各方压力下最终有所妥协,但他依然是一名在粉饰太平的社会里,暂时委曲求全的怀才不遇的战士,是一名英雄。

注释:

①徐波.还你本来面目——孙悟空形象意义新探.商业文化,2011,10:335.

参考文献:

[1]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蔡铁鹰.西游记的前世今生.新华出版社,2008.

[3]李正明.变调说西游.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

[4]刘燕萍.怪诞与讽刺:明清通俗小说诠释.学林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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