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地下代孕市场禁而不止

借助因特网受孕英格兰

“大家好，我名叫加沃丽娜，今年21岁，已有3个孩子。我愿意当代孕母亲。当然，在法国这是违法的。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提供卵子，我仅仅帮你怀上一个你们的孩子。如有兴趣者，请来信联系。”

加沃丽娜希望当代孕母亲的愿望由来已久。她嫂子曾为不育而深感痛苦，加沃丽娜一直想帮她怀个孩子，但遭到她男友的竭力反对。如今她嫂子已有了自己的孩子，而她也与男友分了手。于是，她将该电子邮件发在法国女性健康网站上，希望借助因特网来实现她当代孕母亲的梦。

加沃丽娜很快收到了吕丝和她丈夫阿兰的回信。28岁的吕丝是个公务员，她患子宫缺乏症，她能正常排卵，但无法怀孕，找个代孕母亲是他们希望获得孩子的请求。2005年4月，他们夫妇的受孕胚胎植入了加沃丽娜的子宫里。但没成功，加沃丽娜流产了。直至9月，两个受孕胚胎再次植入加沃丽娜的子宫，幸运的是其中一个存活了。在进产院时，加沃丽娜冒用了吕丝的姓名。加沃丽娜很清楚，这不是她的孩子。孩子出生后，在律师帮助下，吕丝的丈夫阿兰认下了这个孩子，加沃丽娜也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作为报酬，吕丝夫妇支付给加沃丽娜1.5万欧元。

目的各异需求旺盛

为他人生孩子的做法源于70年代的美国。美国18个州没有立法禁止这一做法。通过中介机构的介绍，不育夫妇找到愿意当代孕母亲的自愿者，公开支付整个过程中所需要的一切费用。30年来，美国约有2.3万个孩子诞生于代孕母亲的肚子。80年代初，法国才有人开始寻求代孕母亲的帮助来解决不育的问题。

愿当代孕母亲的自愿者往往是20岁至35岁的女性，她们大多数有自己的职业，有当兽医助手、小学教师和公务员等等。她们都有自己的孩子。她们提供帮助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愿意提供自己卵子，有的希望对方夫妇在人工授精后，将受孕的胚胎移植到她子宫里。她们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其目的也各有不同。

来自法国塞纳圣德尼斯省的代孕母亲库易娜说，她为了让那些不育夫妇能享受到当父母的快乐。当然，也有不少自愿者是冲了钱干上这一行的，但是公开讨价还价的女性并不很多。然而35岁的玛丽是个公开要价的代孕母亲，她有5个孩子，她坦然地说：“我急切需要钱，我房东正要将我撵走。”她在网上发出当代孕母亲的帖子后，她收到了不少夫妇回信，在这些回信者中，有同性恋夫妇，有更年期的老年妇女，还有子宫缺损的女性。各人要求也不同，有的要借她的子宫，有的要她的卵子，价格在1.5万欧元和2万欧元之间。玛丽没急于成交，她认为这个价格可能还有上涨的空间。30岁的莎拉也是在网上公开宣布出租自己子宫和卵子的代孕母亲，她的要价分两个部分：在人工授精时，她要收5千欧元；如分娩成功的话，还需追加1万欧元。

市场的需求使法国的地下代孕母亲市场兴盛不衰，那些缺少让胚胎正常发育的子宫的女性、独身男性、甚至同性恋夫妇，他们都希望有个自己血缘的孩子，哪怕付出极为昂贵的代价。充满诱惑的市场使不少具有生育力的女性跃跃欲试。不少法国女性、比利时女性、魁北克女性和瑞士女性纷纷在网上登出广告，愿意将自己的肚子租给他人，既可以帮助他人享天伦之乐，同时还可以有钱进账，何乐不为呢?

对那些不育夫妇来说，从怀孕到婴孩的诞生，一路上充满了千辛万苦，且不说手术失败给身体和精神带来的伤害，有时那些出尔反尔的代孕母亲也令他们头痛不已，但一切困难都不能阻挡他们希望拥有孩子的决心。

30岁的法国人嘉蒂在15岁时她发现自己患有子宫缺乏症，她在医院接受了手术。从理论上说，今天的嘉蒂和其他女性在性生活上没很大差别，但她无法怀上孩子。医生建议她去寻找代孕母亲帮忙。由于法国立法禁止这一做法，嘉蒂和她的丈夫只得先去英国，后来又到了美国。他们将自己的遭遇用邮件发在美国一家网站上。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一位40来岁、有两个孩子的护士给他们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在律师的安排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如果生一个孩子的话，酬金为1.8万美元，如果两个孩子的话，为2.3万元。

学者支持议会禁止

1991年法国最高法院根据“人体不能随意支配”的原则，颁布了禁止代孕母亲的条例，并在1994年通过了生命伦理法律，这些法律条文全面禁止了代孕母亲的做法。任何涉嫌代孕母亲的夫妇都将受到法国检察机关的密切监控。如果有妻子提出收养丈夫孩子的请求，这将受到严格调查。在国外的法国夫妇提出申请婴孩登记户口，同样将受到司法机关的严密监控。至于那些组织策划代孕母亲的协会或医生，都将面临3年监禁和4.5万欧元的罚款。

法国实施的是属地原则，那些需要代孕母亲帮忙的不育夫妇去那些法律并不禁止代孕母亲的国家生孩子，即使没受司法追究，但是他们无法为出生在国外的婴孩在法国使领馆登记户口。

通过代孕母亲出生的孩子和养育他的母亲之间没有任何合法文件证明他们之间的亲子关系，一旦遇上父母离婚，或者父亲过世，由于缺少这方面的法律文书，可能会酿就悲剧。28岁的法国人萨拉同丈夫一起到加拿大，在一家事务所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一个代孕母亲，一年后他们得到了一个女儿，取名丽拉。萨拉和那位代孕母亲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她说：“代孕母亲使我成了母亲，她使我们的夫妻生活改成了充满温馨的家庭生活。”但由于缺乏合法的文件证明，萨拉对这孩子没任何权利。如果萨拉去世的话，丽拉也没有任何继承权。

法国玛雅协会每年要帮助200对至400对不育夫妇前往美国寻找代孕母亲，几乎所有的玛雅协会成员都希望对代孕母亲的行为进行立法。他们提议，寻求代孕母亲的不育夫妇必须出具医生证明，而作为代孕母亲的自愿者也必须是成年人，而且自己曾经生育过孩子。他们的主张得到许多医生的支持。 斯特拉斯堡的妇科医生伊丝拉埃勒承认，在刚开始时，他也是反对代孕母亲的，但当他看到那些不育夫妇向他求援时那一张张充满困惑的脸，尤其是看到不少陪同那些不育夫妇一同前来愿意替他们怀孕的姐姐妹妹满怀希望的神情时，他意识到，是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他呼吁医学界应该正视这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应该有勇气跨出这一步。他提出建立一个顾问委员会，那些希望得到代孕母亲帮助的不育夫妇必须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请，并给那些当代孕母亲的自愿者提供每月100欧元的津贴，这笔费用该有法国社保体系来承担。

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戴莱・巴丝瓦勒女士对法国司法的自相矛盾提出了批评。她认为，既然法国允许捐赠、卵子，甚至胚胎来帮助不育夫妇解决生育孩子的问题，那为什么不同意代孕母亲这一方法呢?她指出：“法国在医学上已同意通过活体移植来拯救病人的生命，那为何不能同意其他女性或者姐妹来代替一个在医学上已经证明无法会怀孕的女性的怀孕呢?这样做虽然不是拯救一个人的生命，但它的结果是在创造一个生命，这是最为重要的。”

尽管学者、医生提出了不少希望为代孕母亲立法的建议，但法国议会还是拒绝了这些批评和建议，他们以“孩子权利与家庭信息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再次声明，将继续维持禁止代孕母亲做法的法律现状。该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即便在欧洲其他国家里存有允许代孕母亲的做法，但这并不意味法国立法机构必须放弃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法国议会对那些渴望通过代孕母亲来生孩子的不育夫妇再次关上了大门，法国媒体调侃地说，他们的痛苦只得“靠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