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镣铐的舞蹈

【摘要】本文立足于“百花时代”的爱情题材小说，深入分析其存在着的各种局限。具体体现在：人物设计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人物“类型化”；小说中的冲突多是“三角模式”或者“道德试错”，冲突“模式化”；小说表面是写爱情，但精神本质是“政治道德”的宣谕，爱情“政治化”。

【关键词】百花时代；爱情题材；局限

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这段时期为“百花时代”。这一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使文学界呈现了活跃的局面。虽然“百花时代”爱情题材的小说，在题材和视角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但是毕竟它是根植于十七年文学之中的，不可能完全脱离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因此，这些小说又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下面将具体分析。

一、人物类型化

“百花时代”爱情题材的小说从个人的视角，描述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但是，它的局限性在于，有些人物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刻意雕琢、塑造的痕迹。这种刻意的雕琢使得这些人物成为某些“阶级’人物的典型代表。这样的人物塑造可能在文本意图的表达上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难免使人物类型化、扁平化，降低了它的真实性、丰富性。

例如，《在悬崖上》中的三个主角都是类型化的塑造，“丈夫”是需要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妻子”是无产阶级党员先进分子的典型，而‘加丽亚’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虽然，这三个人物的个性都很鲜明，但是这种类型化的书写无异于对“阶级”人物的注释，成为政治的“传声筒”，人物的独特魅力大大减弱。就像孙先科教授评价的：“在把人的自然身份、自然特征赋予意识形态色彩，让自然符号‘转义’为文化符号方面，恐怕没有另一篇短篇小说像《在悬崖上》这样如此处心积虑，从人的出身命名、穿衣戴帽、肤色表情，到生活作派无一不以阶级与意识形态立场予以分门别类地“着色”。这种现象不仅存在这篇小说中，在十七年的文学中它是普遍存在的，“百花时代”的文学也未能超出此局限。另一篇《红豆》也有此现象，小说中的主人公江玫、齐虹、萧素也都被赋予了不同的“阶级’身份。虽然《在悬崖上》和《红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爱情故事，但是这三个人的人物设置，人物功能是如此相似。人物的类型化继续拓展，就带来了小说结构的模式化，冲突的模式化。

二、冲突模式化

自古以来的爱情小说，都免不了各种各样的冲突，百花文学中的小说即使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有很多‘模式化’的冲突。孙先科教授将其总结为“三角恋爱”框架与“道德试错”模式。“三角恋爱”框架在《在悬崖上》、《美丽》、《爱情》中都有鲜明的体现。而所谓的“道德试错”可以理解为，通过真实的，或者虚拟的“第三者”，使主人公陷入“爱情”与“道德’的纠结之中，使主人公走入潜在的“道德”误区。例如《在悬崖上》已婚男主人公因为爱上同事加丽亚，而陷入“婚外恋”的“道德误区”，而《美丽》中，女主人公因为爱上已婚首长而面临着“道德”的重重压力，以至于在首长的妻子去世之后仍因为“道德”而拒绝了首长的表白。《爱情》中，女主人公也是后知后觉地爱上了一个已经与护士相恋的周丁山，欲罢不能。后来与周丁山的再次重逢将李碧珍带入“要爱情”(个人幸福)还是“要道德”(他人幸福)的两难选择。

这种“冲突的模式化”，使得这时期的小说显得“大同小异”而缺乏新意。当然，这也正是爱隋/道德话语在文化心理上所暴露的症结：煞费周章地制造一些“三角故事”，将爱情与道德对立起来，将“小爱”与“大爱”对立起，通过舍爱情，就道德；牺牲“小爱”，成就“大爱”，而表彰一种神圣的、崇高的道德观，从而将“儿女情，家务事”的小题材，提升为一种表现大主题的“宏大叙事”。

三、爱情政治化

“百花时代”爱情题材的小说创作，对50年代初“劳动加爱情”的简单模式与“缺乏爱情的爱情描写”进行了重大的突破，但是，这种突破仅仅是表面的，很少涉及到爱情作为精神现象的实质。这些用大量篇幅在来叙述“爱情”的小说，其精神内涵还是通过“爱情”来宣传“政治”思想。因此，这时期的爱情小说并不纯粹，而是披着“爱情”外衣的“政治”小说。就像有学者批判的，“从整体上看，50年代中期出现的这批被名之为‘题材突破’的作品，大部分和它‘爱情小说’的名目完全不一致，实际上是道德与政治功利性极强的道德与政治小说……而精神上的实质与‘突破’的表象更是南辕北辙：通过自我暴露、自我忏悔，实现的是道德上的自我整肃……”因此，这时期的小说中频繁地出现为了“道德’维持无爱的婚姻，为了“道德”，可以把心爱的人拱手转让等现象。在“小爱”与“大爱”的冲突中，在“爱情”与“革命”，“爱情”与“道德’的冲突中，胜利的永远是后者，爱情的神圣、神秘在“道德”面前荡然无存。由此可以看到，这些小说人为地夸大爱情与道德的冲突，将原本属于个人私生活的儿女情、家务事，升华为关系阶级利益、集体利益的社会问题。个人的“小爱’变成道德精神的“大爱”，小说的叙事与时代特征同步了，舍己为人的道德精神也渲染得淋漓尽致，但其艺术性却大大削弱了。

参考文献：

[1]孙先科，爱情、道德、政治――对“百花”文学中爱情婚姻题材小说“深度模式”的话语分析[M]，文艺理论研究，2004(1).

[2]王晓瑜，王利娥，新世纪以来“百花文学”研究述评[M]，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