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险基金风险模型

本文拟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对上述影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各种制度内、制度外的因素进行分析,将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变量分层分级,从而为决策者提供更加清晰的各种风险因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有助于系统性、针对性地决策,提高决策效率。

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风险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李珍(2005)将风险因素分为制度环境因素、制度内因素以及操作流程因素,除详细分析了各风险因素本身的特点,还对不同层面的风险因素进行了传递路径分析。其他学者多从制度内或制度外风险因素出发(研究制度内外因素交叉传递、相互影响的文章较少),进行了相关分析和介绍。如邓大松(2006)通过对退休人口、历史包袱、基金收益等因素的分析,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重构;刘恩华(2008)通过对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参保率、多元化筹资等制度内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养老金制度的对策;(2008)通过分析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内基金监管,强调通过强化管理监督来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完整。其他多有学者从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农民工等不同群体角度出发,提出制度内的覆盖面因素是影响未来基金平衡有效的重要因素。

研究方法介绍

本文拟就结合前人的研究,辨析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本文研究的养老保险基金仅指我国现行的社保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制度内、制度外相关因素,分析它们各自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以及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通过利用系统工程的结构模型的方法,将众因素分级,从而从总体上把握各级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风险传递方向。

模型分析

(一)指标体系的建立及说明本文分别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制度外选取若干因素,或称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这些因素对养老保险基金平衡构成影响已有共识。制度内因素主要选取:社保机构经办效率、社保法制完善水平、退休金替代率、保费率、征缴率、覆盖面、统筹层次、基金收益、基金平衡等;制度外因素主要选取: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地方政府偏好、资本市场完善水平、人口老龄化等。另外,笔者还选择了影响基金平衡另一重要因素,即退休年龄,制度内对该变量有规定(男60岁、女50岁,其中女干部55岁),然而实践中并未完全按规定执行,早退、内退现象较为普遍,所以暂且视其为中性变量,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如前所述,所有变量都对基金平衡构成影响。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它们对基金平衡的影响层级与路径如何,笔者将定义所有这些变量两两之间的影响关系。(二)可达矩阵的建立及计算矩阵建立本文将应用可达矩阵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须首先对任意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定义:如果变量i对变量j有影响,则矩阵元素(式略)依次表示工资制度、地方政府偏好、社保机构经办效率、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完善水平、社保法制完善水平、人口老龄化、退休金替代率、退休年龄、保费率、征缴率、覆盖面、统筹层次、劳动就业、基金收益、账户平衡等16个因素。可达矩阵R见附录1。从可达矩阵中可以看出:第一,所有因素都对基金平衡构成影响,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二,因素两两之间的影响有单向的,也有双向的。如社保机构经办效率将影响缴费能否按时足额到指定账户从而影响基金收益,而通常基金收益不对经办效率构成影响,此为单向作用;例如保费费率影响征缴率,较高的费率可能导致缴费人逃避缴费,从而降低征缴率,而如果征缴率提高了,在同样待遇的情况下则可以降低保费率,此为双向作用。当然,出于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目的,本文对于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定义是相对的、简化的,现实中上述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更为复杂,不仅交互作用很难辨别而且影响程度也各有不同。矩阵等级划分通过对可达矩阵R中的每个因素i找出其可达集(式略)从而求出每个最大回路集。在每个最大回路集内,任取其中一个因素,去掉其他因素。这样,得到可达矩阵R的缩减矩阵R’,见附录2(详细迭代过程略)。从缩减的可达矩阵可以看出:该16个因素可分为6层,基金平衡要素为最高层,社会保障法制完善水平为最低层,其他因素则分布在中间四个层级。(三)结构模型根据经过排序的缩减矩阵R’,即可建立结构模型。在结构模型中,用箭头线段表示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依照惯例,如果两个因素存在跨级影响关系,一般不再另行表示,而是通过相邻两级因素的关系来表示,本文亦采取这种方式。(图略)

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从结构模型中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影响养老基金平衡的16个因素可简化为7个层级。这表明了各影响因素对养老基金平衡具有不同的影响路径,影响深度。制度外因素和制度内因素之间并非都是简单的单向关系,有些则通过交互影响最终影响到基金平衡。所以,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制度外因素(或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也要考虑到制度内因素可能对某些制度外因素具有反作用,即需要综合考虑。第二,值得关注的是社会保障法制完善水平处于最低层,这说明相关法制完善水平对于养老基金的安全与平衡是至关重要的终极因素。直观上看,该因素通过对退休年龄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劳动就业、保费率、覆盖面、基金平衡。所以,抓紧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控制退休年龄,是一项长期而有效果的工作。长期性是指法律法规需要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完善,与时俱进,有效果是指法律法规的制定虽非一朝一夕之事,也非直接作用于基金平衡,但它的完善将最终通过各中间因素作用于养老基金,是其安全与平衡之根本保障。第三,不难看出,除法制完善水平外,制度环境因素基本是通过制度内因素作用于基金平衡因素[3]。从某种程度上看,这遵从了制度环境因素作用于制度内因素的风险传递路径规律。所以,对于养老基金安全与平衡的相关问题以及对策的制定,必须分析哪些问题是制度内因素直接造成的,哪些是因为制度环境的影响而间接造成的。这样有助于分析、辨别养老基金系统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直接作用因素与间接作用因素,从而提高决策的针对性与整体效率。第四,劳动就业是非常重要的制度环境变量。众多制度内、制度外变量,如地方政府的偏好、人口老龄化、退休年龄等都是通过影响劳动就业最终向基金平衡传递影响的。直接的理解是:劳动就业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这个问题解决得好,经济才得以发展,人们最终的养老才有保障,否则养老基金就成了“无米之炊”,基金平衡更无从谈起。所以,根本的出路还是要解决好人们的就业问题。第五,征缴率与保费率是强连通的,这在现实中解释为:征缴率提高可减低保费率,提高保费率则会降低征缴率。同理,现实中,保费率与基金收益也存在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因此它们也是强连通的。另外,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强连通,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强连通,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替代率强连通,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辨别互为强连通的因素,现实意义在于政策制定时,考虑其中一个因素就必须考虑另一个因素,因为它们在养老基金系统中影响相当。

后续研究建议

首先,缘于篇幅及笔者的认识,本文共选取了与养老基金相关的16个因素,后续研究可以将更多的影响因素包括进来,从而更全面地反映影响养老基金的因素之间的层级及互动关系;其次,可以分统筹账户、个人账户,分别进行上述过程的研究分析;最后,如果条件允许,对可达矩阵元素的赋值(即0、1),可以通过咨询相关专家学者进行打分而得到,以期赋值的更加科学性社会保障法制完善水平是通过影响制度内的退休年龄,从而影响到劳动就业,并最终影响到基金平衡。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是部分因为:这里的“退休年龄”,既有制度对退休年龄的规定的含义,也有某些制度外的含义,即实际退休年龄。同样,退休金替代率即有制度内目标替代率的含义,也有实际替代率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