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运仓消逝的朝阳

对于北京海运仓胡同3号来说，2013年是个多少有点意味的年份。在病房楼上，现房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挂着庆祝建院55周年的条幅。条幅背后，很少有人记得：民国时期这里的旧主人——“第一法律学府”朝阳大学，在今年已跨过百岁的门槛。

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孙国华的家中，堆积着厚厚一叠朝阳校友通讯录，其中16年前出刊的朝阳校友会成立暨朝阳大学诞辰85周年纪念专辑，刊登了孙国华等人重游朝阳故地的照片。如今，在挂着“朝阳大学遗址”铭牌的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院部内是几座小小的平房，翻修过的瓦楞上荒草离离，早已看不出昔日痕迹。只有五院门前两棵伸向天空的榆树，依旧点缀着往日青郁。

由于深度参与政治，这座生平伴民国始终的法律学府，在短短30余年中经历了被时代裹挟的兴衰，像中国的许多著名大学一样，生命周期被猝然打断，只留下隐约的世纪回声。 民国“宁馨儿” 朝阳大学的成功，在于准确把握了自身定位：全力着眼于中国本土法律，与民国“六法全书”体系休戚连带，成为民国司法的人

朝阳大学落地于民国的摇篮之侧，却是清末改革的副产品。它的直接推手，是辛亥前一年成立的中国法学会。

这个法学会集纳了晚清推动法治改良的一代精英：会长是修律大臣、“中国法治近代化第一人”沈家本，发起人是在京师法律学堂和修订法律馆任职的汪有龄、江庸和黄群等人。辛亥之后，法政学堂遍地涌突，朝阳大学应运而生。它虽为私立，出身不凡，最初选址在昔日最高文化机构——翰林院，原拟名为“中国大学”。其后改以故清廷海运粮食仓库为校址，以初升之朝阳为名，可见其眼界抱负。

朝阳大学的卓然不群，在创办之初即已显现。虽然由于当时法政学堂塞车，民国政府为限制流弊，使得成立于1912年的朝阳大学在四年后才获得注册。但在1915年，朝阳大学就已经受到教育部视察人员的肯定，认为“管教认真，成绩大有可观”。正式注册第二年，就获得教育部特别奖状。以后更是连年获得司法部奖励。1929年，学校在海牙国际法学会议上获得“中国最优法学院”的荣誉。至1949年前，学校共培养法科毕业生5000余人，民国时期四分之一的法学毕业生出自朝阳，让其成为当然的第一法律学府。

生生灭灭的私立学院中，朝阳大学得以崛起，创办诸人的背景深厚，自是前提。进入民国之后，汪有龄曾担任司法部次长，江庸任司法部总长，黄群参与起草临时约法。长期担任学校董事长的居正，则是武昌起义的指挥者之一、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在朝阳大学的校董中，尚有丁惟汾、王宠惠、孔祥熙、孙科、谢冠生、陈立夫、邹鲁等人。从这份名单可见，名为私立的朝阳大学，官方背景实际远远超过一般的公立法政学堂或大学的法律系。尤其是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朝阳大学的人脉背景更为深厚。

动荡时局中，私立的朝阳大学亦难免遭遇政治播迁。1927年北伐之际，由于居正等多人与南方的国民政府联系紧密，牵连到朝阳大学。北洋政府教育部门勒令朝阳大学停办并入其他学校，江庸出任校长后借助其人脉周旋才得以保全。国民政府成立后，要求全国公私立大学依照《大学组织法》统一整顿，暗含推行党化教育之义。朝阳大学因为只有法律和经济系，更名为朝阳学院，不过被允许继续使用朝阳大学印信。这段时间的转折，堪称朝阳大学校史上的艰难时世。

1936年，国民政府贬抑人文学科、崇尚理工，要求全国法政学院缩减招生规模。朝阳大学得到教育部特许，可以放宽法科招生名额。在抗战的困顿中，朝阳大学还得到特别资助，政府多次将司法官初试报名费剩下的资金拨给朝阳大学办学。这使得朝阳大学如同西南联大一样，在抗战的危局中逆势而上，重现北洋政府时期独占法政学校鳌头的局面。

抗战前后，出于经费困难，众多著名的私立学院如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改为公立，一般学校求之不得，朝阳大学却一再拒绝。其时，学校校董陈立夫身兼教育部长和立法院副院长，孙科任立法院长，谢冠生任司法部长，足以说明其身份的特殊性。

仅有人脉背景，不足以成就一所著名的大学。根据学者研究，朝阳大学的成功，在于准确把握了自身定位：全力着眼于中国本土法律，与民国“六法全书”体系休戚连带，在教学和法律活动上严格遵循“六法”系统，成为民国司法的人。

朝阳大学的传统，是学生人手一册《六法全书》。起初教材是教师自行编著的讲义，每次上课前由学生本人到教务处领取，防止缺课。抗战吃紧的1944年，在朝阳大学新生部临时栖身的重庆歇马场，新生徐葵入学时，校舍异常简陋，已经没有讲义，学生唯一的教材就是自购的《六法全书》，教师的讲授亦是六法全书的阐发。凭着对这本书的熟络，毕业时徐葵考取了班上第二名。他回忆说，一些用功的同学，能够背诵《六法全书》。

对于“六法全书”体系的熟悉，使得朝阳学子在历年举行的司法官考试中，占有特别优势，几乎占到每年录取人数的三分之一，录取率为各校之冠，以致传出“无朝不开庭，无朝不成院”之说。直到新政权诞生前夕，1948年招考司法官时，第一名仍旧是朝阳大学毕业生古治民。

一方面，朝阳大学的老师和校董在民国担任司法部门高官，譬如教务长夏勤就曾担任最高法院院长，校董谢冠生任司法部部长；另一方面，朝阳毕业生占据了各级法院的推事和检察官职位。从抗战中期开始，司法部在朝阳大学设立公费的司法组专业，专门招考毕业后从事司法官职业的学生，徐葵和孙国华都属于这一专业。由此朝阳大学师生实际构成了民国司法的中枢。 北朝阳，南东吴 朝阳大学的教师群体，以稔熟“六法全书”体系为特征，偏重实务，这和东吴大学同人长于比较各国法律体系、穷究法理源流的风格不同

在民国的法律院校中，朝阳大学的规模最大，毕业生最多，而在血统渊源上传承大陆法系。这与综合折衷的北京大学等高校法律系有别，更与主要传承英美法系的北洋大学特别是以后的东吴大学形成对照，以致形成了“北朝阳，南东吴”的分野。

朝阳大学的教师群体，以稔熟“六法全书”体系为特征，著作亦本着阐发本国的法律体系为宗旨，偏重实务，这和东吴大学同人长于比较各国法律体系、穷究法理源流的风格不同。

以朝阳大学自我培养、留学归国后长期执教的“台柱子”曾志时为例，据学生回忆，他上学时不带任何讲稿，但对《民法》的立法原则、法理直至具体条文极为熟悉，信手拈来，且总是围绕教材举出现实中的精选案例，培养学生的实务意识。曾志时一生著作不多，注重司法实务，是朝阳学风的典型代表。另一位著名教授余昌，曾任大理院院长等职，从学校成立之初直到1948年长期授课，其著作以平时讲义积累为主，着眼于民法，亦注重实用。

在某种程度上，朝阳大学有“法官职业培训学校”的性质。一些学生在报考大学时，面对“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的麻烦，宁肯选择课程更为实际、就业前景更现实的朝阳大学。

朝阳学生钟情于做法官，与东吴学生首选律师形成鲜明对照。根据朝阳大学1947年法律系和司法组141名毕业生服务志愿的登记，有四分之三的学生填写了法院相关职务，其中“推事”一项即有52人中意。此外，尚有部分学生愿意到国家部委和金融机构工作，无一人选择律师职业，下一届同样如此。在朝阳学生心目中，司法官地位较律师远为优越。从这一点看来，朝阳大学“官”气甚浓，这又与其创办人的官方背景和办学思路密不可分。

受此制约，朝阳大学不可能像东吴那样，自我培养人才反哺母校，形成数代同人的学术薪火传承，仅有曾志时、李景禧等个案。

作为法学重镇，朝阳大学亦在民国法学理论，尤其是对“六法全书”体系的阐发拓展上多有建树，夏勤、陈瑾昆、余昌、曾志时等人，各自在法理学、刑法学、民法等领域自成体系。只是，这些理论成果随“六法全书”一起被尘封太久，鲜有人知。创办于上世纪20年代的《朝阳法律评论》，作为民国时期最权威的法律学术刊物，至今不辍，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学术理论之余，朝阳大学贡献了一批著名法官。上海滩著名法官郁华为郁达夫胞兄，曾任朝阳大学刑法教授，长期担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审理过包括廖承志案和“七君子案”在内的众多案件，力图摒除两方面的政治影响，独立审判，即使是对法庭心存疑忌的辩护律师张耀曾，亦在日记中称赞他的审理“静细”。郁华原在东北担任法官。“九一八事变”后，因担心被胁迫出任伪职，秘密逃归关内，可见其一贯爱国立场。抗战爆发后，其因秉公审理案件，惩办打砸租界内宣传抗日报纸的汪伪喽，后被“极司菲尔路76号”的特工暗杀。

曾任最高法院院长的夏勤，抗战胜利后在主持对“汉奸”周佛海的审判时，拂逆“最高领袖”意愿，坚持判处周佛海死刑。蒋派朝阳同人、担任司法行政部长的谢冠生和司法院长居正找夏勤通融，夏勤却表示，判周佛海死刑，是法院依法办事的原则，如果蒋有意另行宽赦，那是领袖的职权。结果是法庭判决周佛海死刑，动用国民政府主席职权施行特赦，减为无期徒刑，后周佛海病死狱中。

这一举动和郁华一样，在政治犯审判中坚持从法律出发，排除政治压力，体现了朝阳出身的法官尊重法律的态度。

1948年，夏勤因拒绝在最高法院设立针对政治犯的“特种刑庭”的要求，辞去最高法院院长一职。李宗仁任“代总统”期间，在抗战中曾任朝阳大学院长、时任司法部长的张知本与担任检察长的东吴大学教授杨兆龙合作，提出在全国释放政治犯，获释者上万人（参见《财经》2012年第25期“杨兆龙的背影与齿痕”）。

朝阳大学和东吴大学同人的交集，并非始自此时。1933年，国民政府开启制宪进程，孙科主持的立法院组建宪法起草委员会，其自任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任副委员长。后张知本辞职，吴经熊任主稿人。以后根据吴经熊草稿底本（吴委托杨兆龙撰写），并参照张知本草稿，宪法草案出台，史称“五五宪草”，成为抗战后实行宪法的蓝本。可以说在这次交集中，朝阳人主持全局，东吴人则在立法意见上占据了主导。

无独有偶，1940年，朝阳学院从成都迁址重庆北碚附近的兴隆场（不包括新生部）后，由东吴大学原教务长孙晓楼担任院长。孙晓楼是著名法律教育理论家，有《法律教育》等多本著作问世。主持朝阳校务后，他亦在教育风格上有所革新，譬如借鉴东吴的判例法教学，在课堂上引入模拟法庭，尤令司法组学生受惠。

据朝阳毕业生王承斌的回忆，在一次“偷窃见色起意欲未遂”案件的模拟审理中，“被告”故意临时翻供，法庭抗辩激烈，判决有理有据，对学生们提前熟悉司法实务大有裨益。

这一时期，朝阳大学开始招收公费司法组学生。孙晓楼对朝阳法学会的研究“备极赞助”，扩大举行研究会和实习法庭，并设民众法律顾问所，为当地平民提供法律咨询，试图使朝阳学子熏染东吴传统为社会服务的风气。同期朝阳大学还延请当时在重庆担任法官的东吴同人倪征和杨兆龙任教，可谓两校合作之顶峰。 辛亥之后，法政学堂遍地涌突，朝阳大学应运而生。它虽为私立，出身不凡，最初选址在昔日最高文化机构——翰林院，原拟名为“中国大学”。其后改以故清廷海运粮食仓库为校址，以初升之朝阳为名，可见其眼界抱负。

但合作的结局并不美妙。孙晓楼在教学方针上接近教育部，抑制政治运动，严格课堂纪律，令左倾的朝阳学生发动，以其“主持倒卖平价米指标”名义，向董事长居正请愿，逼迫孙晓楼去职。

朝阳大学诸人在回忆录中对孙晓楼在政治上的“反动”几乎众口一词，其间却隐然含有两座名校之间的血统和意气冲突。可为例证的是，孙晓楼的前任、被学生们认为进步的张知本和辞退孙晓楼的居正，1949年后都追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并担任高官，孙晓楼却留在内地，在新政权下以学者终其身。近年来出版的东吴法学文丛中，孙晓楼厕身“先贤”之列。

1949年，朝阳大学变身为新政权下的中国政法大学（与由北京政法学院更名而来的中国政法大学仅是同名，并无渊源），未几为人民大学取代，东吴大学则在杨兆龙主持下苦撑数年，至1952年院系调整被撤销，民国两座最著名的法律学府同归荒芜。 政治不归路 中国政法大学成立时，原拟沿用“法政”之名，筹备委员、原朝阳大学毕业生贾潜提出，政治是内容，法律是形式，应该叫“政法”

1944年的孙晓楼去职事件，其实是朝阳大学急剧倾向政治的风向标。抗战爆发之后，学校从北京迁往成都，由一座单纯的法律学府深深卷入政治，其中最著名的是1940年的“邓马黄事件”。

“邓马黄”指三位左派教授邓初民、马哲民和黄松龄，由张知本聘请，在朝阳大学分别担任政治系主任、经济系主任和哲学教师，朝夕相处且一同传授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了一大批学生转向左倾。他们还与地下党领导人车耀先及四川实力派军阀刘文辉等人有交往。

因为左倾，朝阳大学被称为“成都抗大”，不少人参加地下党，也有一部分学生赴延安，教育部担心之下要求撤换院长和将学校迁往重庆，由此引发第一次大规模；同时，也有一批同学对学校政治化不满，要求迁校。两派对立之下，地下党通知停止，让邓、马、黄撤走，冲突才告结束。

但在兴隆场，朝阳大学校内政治冲突愈加激化。一方面，校方请来了军人为训导长，聘“共产党叛徒”、主要理论家叶青讲授“三民主义”，也在校内培植三青团；另一方面，地下党活动愈加频繁，新入学的徐葵，不久也参加了由地下党员、同学聂崇彬组织的“研究会”，以后在聂带领下成为民盟组织的成员。1949年以后，徐葵“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即由此算起。

原《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此时亦在朝阳求学，接受地下党同学委托，出面开办“春秋书屋”，销售左倾书刊，受到五云山青年训练团注意。校长孙晓楼找钦本立谈话，让其以“亏本”为名歇业。钦本立毕业后辗转上海，1949年后任《文汇报》总编辑，经历坎坷，1991年在《世界经济导报》被停刊两年后病逝。

抗战胜利前夕，请愿驱逐孙晓楼成为大后方时期朝阳大学政治运动的顶点。朝阳毕业生、曾任台湾“司法院”副院长的吕有文回忆，当时他是一年级新生，对于孙晓楼并无所知，只是听高年级同学称孙“与党部过从甚密，有损学者清高气质”，即加入请愿队伍，步行数十里到青木关居正住地。

孙晓楼去职后，学纪松弛，徐葵和吕有文升级转往兴隆场时，学风已甚随意，可在街上闲逛或上茶馆穷聊，“读书与否全凭自己随意”。

抗战胜利后，朝阳大学返京，回归海运仓，政治运动却变本趋厉。辗转返京的徐葵，以及其时入学的孙国华、巫昌祯和张思之，都深度卷入了学生运动。

1946年入学的孙国华，不久成为骨干人物，1947年担任学生自治会康乐部长，专职组织游行罢课，与“特务学生”对立。最长的一次罢课长达一星期。起初是游行时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字报，被特务学生撕去，孙国华带领同学追打。当局派军警包围学校，两方对峙，饭厅也被贴上了“特务与狗禁止入内”的标语。

当时的多数学生仍是中间派，对于这些不肯罢课的同学，“在教室门上堵，闹急了就打，很难说。”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中，政治面目其实并不一定可靠，有被认为是特务的学生，后来却发现是同志。

张思之1947年入学后，原本下决心埋头苦读，不料“第一学期还没修满，就飞快地演变成一个彻底的‘地下工作者’”，被宣布为候补党员。以后主要的事情是搞读书会，贴大字报。

在这样的政治潮流中，教学质量自然下降。徐葵返京后很少去上课，运动之外的主要精力放在俄语上，考试只是临时背诵。孙国华也没有学到多少法学知识。即使是学习成绩突出的古治民，也担任了学生自治会代表会议主席。

另一方面，由于朝阳大学关联政权中枢，系统对学生运动的打压也超过一般高校。1948年12月2日，当局在学校组织大逮捕，并在校内成立特别法庭，拘捕一批有政治嫌疑的学生。这在当时的高校中极为罕见。

孙国华、古治民都在这次逮捕中被拘，在草岚子监狱关押。张思之则侥幸逃脱。他回忆当时是裹着大衣卧倒在地，“滚”出了朝阳大学，才逃过特务视线。当晚朝阳大学共有数十人被捕，至次年“和平协议”签署后方释放。

北平解放后，朝阳大学的一些“特务学生”受到了镇压，曾经参与“12·2大逮捕”的三名特务学生被枪毙。大批的朝阳“特务学生”去了台湾，成立的“旅台同学会”共有500多人。当时朝阳学生一共不过800余人。学校众位校董以及高层汪有龄、居正等人，包括一贯与不和的张知本，都去了台湾或香港，只有江庸留下。

另外，包括徐葵、古治民在内，该校的毕业生年级有80多人去了解放区。学校著名教授陈瑾昆数年前即已投奔解放区，被中共领导层倚重，和董必武、谢觉哉一起起草了解放区宪法、土地法等。由此可见时代背景下，朝阳大学内政治分野之明显和斗争之强烈。

1948年底，在围城的炮声中，朝阳大学停课。当年9月入学的巫昌祯，经历了此后一年多的动荡。起初地下党组织朝阳学习队，实际是上街宣传新社会，请一些社会名人来讲话，维持了半年时光。以后华北人民政府认可了这个学习队，作为革命干部培训班，巫昌祯参加革命时间因而由此算起。1949年下半年，中国政法大学开始筹备，分为三部：一部短期培训解放区来的革命干部，二部专修班成员是高年级学生，像巫昌祯这样几乎没有学过旧法的新生分在三部，学习内容是政治形势和政策，听一些高干讲话。

学生会中，孙国华负责与前来接收的解放区干部对接。他回忆，接收负责人、曾短期担任朝阳大学教授的陈传纲对同学们训话“脱裤子剪尾巴”。“忠诚老实运动”学习班随即成立，一个多月集中学习期间，内容除政治外，还包括彻底清除头脑中的“伪法统观念”。

到1949年9月，学校举行开学典礼。中国政法大学成立时，原拟沿用“法政”之名，筹备委员、原朝阳大学毕业生贾潜提出，政治是内容，法律是形式，应该叫“政法”。晚清以来沿用半世纪的“法政”之名，就此倒置，延续至今。

当年11月，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挂牌。但不到一个多月，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社会主义大学，将原华北大学、华北联合大学与中国政法大学合并，设立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2月，吴玉章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当年10月举行开学典礼。巫昌祯由此变成了人民大学学生，孙国华则变成了人大文工团干部。

地界狭小的海运仓，已然容不下1949年后第一所社会主义大学的格局。人大不久由海运仓搬至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以后又移往西郊。

今天的人民大学，并没有对外正式承认朝阳大学或曾经的中国政法大学为其前身之一。学校官网上的概况和历史沿革条目，只有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合大学到华北大学再到人民大学的传承。民国法学重镇朝阳大学，与海运仓这个陈旧的名字一起，逐渐埋入历史的尘灰。 百年孤独 这些纪念，对于这座民国最重要的法律学府来说远远不够。但对于寂寞如斯的海运仓来说，多少也算一抹安慰的斜阳

母校消失之后，不管政治倾向和属性如何，在政治运动主导的新时代里，朝阳大学的师生大多历尽辗转。朝阳的出身，成了他们不便提及的履历阴影。

以名噪一时的“邓马黄”为例，除年龄最大的邓初民外，马哲民和黄松龄在运动中均未能幸免。马哲民在“反右”中被打成，又离奇成为湖北汉阳一中学生“反革命暴乱”的“总后台”。实际上是农村学生因不满升学指标太少到县政府请愿，辗转牵连到了当时任湖北民盟主任委员的马哲民。

知情人称，马哲民被扫地出门，晚景凄凉，临终前几年瘫痪在床，日常生活全靠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打理。

黄松龄则在1964年批判杨献珍“合二为一”思想时受波及，“”中受到揪斗，妻子突发心脏病过世，其本人亦于1972年病逝。

负责接收朝阳大学和筹备中国政法大学的陈传纲，曾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因王实味牵连打成“五人反革命小组”成员之一，因与王实味划清界限得以解脱。在筹备中国政法大学之初，陈传纲颇得校长谢觉哉信任，也与孙国华等学生会干部配合很好。但人民大学成立后，陈传纲仅任校长办公室主任。以后其被调往上海，在“反右”中表现积极，曾主持将华东政法学院年轻教员陆锦碧划成。但“”中，他却因历史问题受到批斗，跳水自杀，也有说是被红卫兵打死抛尸灭迹。

提议将“法政”改为“政法”的贾潜，原为朝阳出身的著名律师，1940年即投奔解放区，资历深厚，却在1949年后因为主张在拆除旧法体系“房子”的同时保存其“砖瓦”受到批判。1956年，贾潜受命配中将衔主持审判日本在华战犯，一年后又因“主张独立审判”“反对否定旧法”被划，发配北大荒，几乎丧命。直到“”结束，他才得以发挥晚年余热。另一位早年投奔解放区、为中共倚重的教授陈瑾昆也在1949年后成为边缘人。

朝阳大学的“台柱子”曾志时教授，1949年后被辗转调往湖北大学工作，因该校无法律系改教汉语。“”中曾志时被划为清理对象，遭遇内查外调和批判，被宣布“解放”之后不久就寂寞辞世。同样经朝阳大学培养留学后在朝大任教的李景禧，1949年拒绝赴台，以后却被打成，解送原籍劳动，“”中被剥夺生活费，儿子莫名身亡。改革开放后，李景禧才得以重返讲坛，培养了米健等新一代学人，并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在制定《外资企业法》时提供专业意见，受到彭真等人肯定。这在一代朝阳耆旧中已属殊遇。

留在内地迎接新政权的朝阳大学学生们，也脱不开“旧法观念”的出身阴影。孙国华被划为“中右”，后因不认同“政策就是法”被打成右倾，连续批斗一周，“”中又被翻出旧案，挂牌批斗，住牛棚下放，，1976年后才得以回到北京。在孙国华的印象中，他重登讲台的第一堂课，是穿着布鞋站在北大讲堂地势低洼处的积水里，给北京大学法律系1978级学生讲课。以后孙国华回到人民大学，讲授法理学，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这并非出自朝阳大学，而是他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苏联专家传授的理论。

徐葵则终身告别法律领域，以后成为苏联问题专家，注重反思苏共的覆辙。当初他前往解放区时，曾志时曾经叹息：“这样好的学生也走了，可惜。”他的革命领路人聂崇彬仕“”中服毒自尽。古治民的生涯更为曲折。在南下参加和审判工作之后，“反右”和“”中，古治民无一缺席，从升级为反革命，被下放到劳改农场。当“”后与老同学孙国华重逢时，他满口牙齿已经掉光，眼睛半盲，以后也一直未能重返审判岗位，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打杂。不世才华，付之东流。

张思之也历尽坎坷，先是在法院工作时被肃反，其后离开审判岗位担任律师，又被打成，下放农村，熬过“”后幸运回到律师岗位，参加了“、反革命集团案”审理，为李作鹏辩护。值得一提的是，上级原拟由时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的陈守一出任辩护组长，但这位原朝阳学子坚决拒绝，于是，“为坏人辩护”的担子落到张思之肩上。

渡尽劫波兄弟在。两岸通航后，当初各奔国共阵营的朝阳学子重聚，内地诸人发现，去台湾的朝阳人普遍学有所用，在司法和研究部门卓有建树。据徐葵介绍，朝阳旅台校友会能量很强，朝阳学生一律被安排在司法部门工作，朝阳人继续执掌政法中枢，包括分别担任大法官和司法院副院长的林纪东、吕有文。徐葵感叹，当时吕有文在班上的名次远比自己低。当初孙国华的一位“特务学生”同学李安，去台后从事律业，回国访问时与孙国华成为好友。

1997年，朝阳大学校友会在人民大学成立，旅台同学亦派代表出席。当初分道扬镳的同窗，再度在朝阳的名义下会聚，消弭了政治分野。

旅台朝阳校友会曾试图在台恢复朝阳大学，未能成功，但一直坚持出版《朝阳法律评论》，历时数十年。2009年，由于他们大多衰老谢世，香港校友吕振万出资成立朝阳大学研究中心，由内地朝阳校友会接办《朝阳法律评论》，以书代刊，至今共出版八期。

2012年，人民大学召开朝阳百年学术研讨会，出版系列论文，朝阳大学旧址也整修挂牌。

受东吴大学后身苏州大学出版“东吴先贤文丛”的声势影响，朝阳大学校友会联合人民大学图书馆，也着手筹备出版“朝阳先贤文丛”，第一本著者定为夏勤，目前正在编辑之中。

这些纪念，对于这座民国最重要的法律学府来说远远不够。但对于寂寞如斯的海运仓来说，多少也算一抹安慰的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