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4 06:58:33
《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
夫所谓“贱妨贵”者，盖斥言择嗣之道，子以母贵者也。若贵而恿。贼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谓“远间亲，新间旧”者，盖言任用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必从斯言而乱天下，谓之师古训可乎?此又不可者也。
呜呼!是三者，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也。为书者，执斯言。著一定之论，以遗后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为大据，而以致败乱者，固不乏焉。晋厉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鱼退，乃乱，贵不足尚也。秦用张禄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昊起，乃危，亲不足与也。苻氏进王猛而杀樊世，乃兴；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灭，旧不足恃也。顾所信何如耳!然则斯言殆可以废矣。
噫!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建一言，立一辞，则而不安，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后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将定其是非，则拘儒瞽生相与群而咻之，以为狂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圣人之道，则固为书者之罪也!
(选自《唐宋家鉴赏辞典》，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赏析】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省运城县解州镇)人，官至礼部员外郎。他积极参加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六逆论》作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柳宗元被贬之后，其思想观点仍是“永贞革新”的理论。王叔文集团成员大都是一些出身卑微的寒士。贞元末，德宗死，顺宗即位，王叔文骤然主持朝政，并迅速提拔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参与朝政。按照他们的革新理念，这是完全符合儒家“置臣之道”的。顺宗长子李纯在宦官策动下依据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被立为太子，王叔文等因欲另立嗣君而遭李纯记恨f按照王叔文、柳宗元的革新理念，这也是完全符合儒家“择君之道”的)。故此，李纯即位后，就对王叔文、柳宗元等人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所以柳宗元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与许京兆孟容书》)所以，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借古讽今，论的就是“择君置臣”，表明自己对革新理念的坚守，
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本着《书经》来求得文辞的质朴，本着《诗经》来求得文辞有永恒的感染力，本着《礼经》来求得文辞的得体，本着《春秋》来求得文辞的决断，本着《易经》来求得文辞的变化。还要参考《梁传》来锻炼文气，参考《孟子》《荀子》来使文章枝条畅茂，参考《庄子》《老子》来使文章奔放纵恣。参考《国语》来丰富它的趣味，参考《离骚》来使文辞情意深远，参考《史记》来使文辞洁净。
《六逆论》正是他践行自己“文以明道”主张的一个范本，也是古代政论文的一个范本。
文章首先指出“六逆”之说的出处，直接点题，表面上是论史，实际上是论今，以“卫州吁之事”影射李纯。“卫州吁之事”说的是春秋时鲁隐公三年(前720)，卫庄公的爱妾之子州吁骄纵好武，但庄公不加管教。大夫石碚担心卫庄公废除嫡长子(即后来的卫桓公)而立州吁，极力谏阻，于是提出了“六逆”之说。石碚认为：“出身卑贱的妨碍出身高贵的，年纪小的凌驾年纪大的，血缘远的替代血缘近的，资历浅的取代资历深的，地位低的超越地位高的，淫邪之言行损害正义之礼义”六种行为是国家祸患的根源，柳宗元对“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为“乱之本”之说表示认同，但对“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为“乱之本”之说提出了质疑。以一个反问句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立场坚定明确。
接下来，作者从理论上对“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之说逐一剖析批驳，正本清源。原来“贱妨贵”是指选择国君而言，即儿子凭借母亲的正妻地位，拥有继承大统的特权。但是如果这个继承人“贵且愚”，国家能够治理得好吗?所以，柳宗元认为选择那个“贱而圣且贤”的人当国君。言及此，联想到王叔文等因欲另立嗣君而遭李纯记恨之事，可以看出柳宗元还在为自己的革新主张而呼吁，为自己的遭遇而鸣不平。
柳宗元一生“怀济世安人略”，他念念不忘“及物行道”，认为“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即使在遭贬以后，他还是坚持“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柳宗元的“及物行道”，就是要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实施儒家的“圣人之道”。当然，他所要实行的，是一种改造过的“圣人之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三者涉及“择君置臣之道”，是“天下理乱之大本”，假若贵、亲而旧者愚，贱、远而新者贤，则后者完全可以取代前者，否则国家就会招致败乱。他提出无论是择君还是置臣都必须依据一个标准，那就是：“圣且贤”。这样，他就把儒家的“择君置臣之道”作了一番改造。这实际上是为革新派的政治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改造“圣人之道”，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不仅使传统的儒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为儒学的改造指明了方向。
当然，只从理论上加以批驳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事实胜于雄辩”。死守“六逆”之训并将其作为“择君置臣”的最高准则，这只会把国家搞得衰败大乱，这样的史实真是不胜枚举：
1 春秋时，晋厉公骄傲自大，重用贵戚，政治极为混乱――晋厉公为“贵且愚”者。结果大臣栾书、中行偃杀了厉公，把流亡在外的姬周迎接回来，立为国君，结果国家由乱而治――姬周为“贱而圣且贤”者。
2 宋桓公临死前，嫡子兹父(即后来的宋襄公)要求由他的庶兄子鱼继承君权，但子鱼坚辞不受。襄公即位后，昏庸无能，在与楚国交战时还奢讲“仁爱”，以致战败身亡，宋国大乱――宋襄公为“贵且愚”者。
3 秦昭王听从张禄(即范雎)的意见，废除了自己的母亲宣太后，罢免了自己的舅父穰侯，任张禄为相，秦国日益强大――舅父为“亲、旧”者，而张禄为“远、新”者。
4 魏文侯只在“亲、旧”者成、璜(“成”是魏文侯的弟弟，“璜”是世袭贵族)之间选择丞相，而对“远、新”者吴起不予以考虑。于是吴起离魏适楚，他在楚国受到重用，魏日衰而楚日盛。
5 苻坚任用政治革新的王猛，杀了守旧大臣樊世，遂建立起强大的前秦帝国。王猛，“远、新”者；樊世。“亲、旧”者。
6 秦二世重用旧臣赵高，赵高假传始皇遗旨。逼令扶苏自杀。后又诬告李斯谋反，将李斯腰斩于
成阳。灭门三族。刘邦入关后，赵高又想阴谋夺权，逼令二世自杀。赵高者，“亲、旧”也。
如此六例激浊扬清，治与乱，安与危，兴与亡，对比写来，条分缕析。简明扼要，与第二段理论上的言辩相互支撑，相互照应，这样就显得逻辑严密，体系完备。至此，柳宗元的观点更加显豁：“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这三者是逆乱，“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却不是逆乱。不但不是逆乱，而且是“理之本”。国家在“择君置臣”时，“贱”与“贵”，“远”与“亲”，“新”与“旧”，这些都不是准则，真正的准则在于任用贤能。
最后。作者引申开来，告诫人们对于古人的言论一定要有自己的眼光。不可盲从。此段不只是指斥著书者的罪过，更是谴责那些拘守旧说的儒生。正是此类儒生常常将革新者视为“疯子”(“以为狂为怪”)，但是，真理往往就掌握在这些“疯子”的手中。柳宗元在此表明自己对儒学原旨的坚守，同时也在抒发自己因改革而遭贬谪的愤懑之情。
《六逆论》显露出强烈的怀疑精神。柳宗元对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传统观念和说法大胆怀疑，敢于否定，即使是经典之言，也往往以非圣人本意为由而加以批驳。他对于自《诗》《书》直到孔、孟、董(董仲舒)、扬(扬雄)等人的著作或言论都进行过批判。后来有人批评柳宗元“是非多谬于圣人”“悖理害道”，主要就是因为他对圣贤的权威多有冒犯，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这些卫道士走不出章句训诂的死胡同。所以。他批评当时的儒者迷失了儒学的精神实质，使“道不明于天下”，使儒学失去了人心，
柳宗元作为前沿学者，继王叔文、王后掀起古新运动高潮。他高举“文以明道”的旗帜，寻找对儒家经典的新的阐释方法，并重新思考儒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探索儒学发展的新途径。他要为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而呐喊。于是，他以经驳传，按自己的理解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直接从孔子对春秋时代的认识中获得对现实的观照与启迪，并为现实服务。在《六逆论》中，他反对其中的“三逆”，就是从中唐实际出发，主张用圣贤的“远而新者”去代替愚蠢的“亲而旧者”。同时，柳宗元还尖锐地指出，那些死抱住古书上陈腐说教的人，只不过是“拘儒瞽生”而已。
【练习】
1 柳宗元对“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为“乱之本”之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但因为时代的局限，对“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为“乱之本”他却表示了认同。你认同吗?为什么?试根据现代观念加以阐述。
2 韩愈主张“文以载道”，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请你说明两者的异同，这两个主张对当下的写作有无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