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治理研究

[摘 要]文章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对四川泸沽湖景区既有产权制度如何引发利益矛盾、进而导致社会冲突的过程进行了论述。研究发现：旅游收益分配不均带来的利益矛盾是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直接原因；产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会带来旅游目的地利益主体之间收益分配不均；产权制度安排不合理是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根源。鉴于此，文章从发挥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正功能、强化利益整合在冲突治理中的基础作用、推动相应产权制度的变迁3个方面提出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治理策略，希望从理论上丰富旅游社区社会冲突治理的研究体系，在实践中构建旅游目的地社会稳定机制的微观基础。

[关键词]利益矛盾；产权制度；社会冲突；冲突治理；旅游目的地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0-0000-00

“旅游目的地”是吸引旅游者作短暂停留、参观游览的地方[1]。一直以来，保持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稳定不仅是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整个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然而，伴随旅游业的深入发展，旅游目的地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化持续出现、利益矛盾不断发生，由于旅游收益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社会冲突层出不穷，已成为影响旅游目的地社会稳定与旅游业健康发展的最严峻问题之一。旅游目的地社会如何化解这些社会冲突，无疑已经成为我国旅游学术研究与旅游业发展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四川泸沽湖景区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之间，是一个以摩梭人为主，蒙古、彝、藏、汉族聚居的旅游目的地。本文拟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下，分析四川泸沽湖景区社会冲突发生的过程，探讨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与既有产权制度的关联，期望探索出对其他旅游目的社会有启发意义的冲突治理建议。

1 文献回顾

西方社会冲突理论是存在于现当代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中的一股以社会冲突现象为研究对象的重要的社会思潮[2]。西方社会冲突理论萌芽于19世纪末，尽管在当时社会学研究中未能占据重要地位，但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群体与社会成员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内的一批经典著作的问世为社会冲突理论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3-5]。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基本沿袭了两条理论主线，一条是科塞在吸收了齐美尔精华基础上对功能主义的批判继承，即立足于经验性分析，对社会冲突在缓解社会矛盾、增强社会的适应性、促进社会变革方面的正功能予以肯定[6]；一条是达伦多夫吸取了马克思和韦伯的冲突论思想，将冲突现象同特定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用社会结构来解释冲突现象[7]。两条理论主线基本从两个现实层面贯穿对社会冲突现象的研究：一是宏观社会学层面，如社会结构性冲突、社会阶级冲突、社会阶层冲突，以及社会冲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8-9]；二是微观社会学层面，如对家庭冲突、职业冲突等日常生活中某些特定社会冲突现象的关注[10-11]。

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冲突是当代社会冲突的一个缩影。西方学者将此关注纳入到对旅游目的地社会的负面影响研究中，认为旅游开发引发了旅游目的地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矛盾[12-13]；这些社会矛盾大多产生于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当地政府、游客等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且社会矛盾的原因多样包括文化或价值观念的差异、与旅游经济收益的分配的不均等[14-15]。总体而言，尽管西方研究对社会冲突理论、与旅游负面影响的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在对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领域，却较少将社会冲突理论分析旅游目的社会冲突的现象、指导化解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实践；在旅游影响研究领域，则大多把社会冲突视为旅游负面影响的一种形式给予关注、缺乏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系统探讨。这导致现有研究存在着理论与现象的断裂[16]。

对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本土化探讨，是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冲突问题的凸显而不断得到深化。近年来，随着现实冲突现象大量增多，国内学者也开始逐渐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这一现象给予关注。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是指在旅游发展中，旅游者、当地社区、地方政府、NGO组织和外来旅游开发商各利益群体之间，以及社群内部成员之间，因信仰、权利、地位、价值观念、利益分配等差异而引发的社群对抗[17]。就文献而言，国内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研究初步呈现出理论构建和冲突化解两个研究主题，前者主要是增进冲突理论在中国旅游研究的本土化构建，后者则着眼于提出化解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具体方法。在理论构建方面，国内学者重视对西方经典理论的引入与基于中国旅游实践的经验的归纳。一方面，马克思、科塞等著名学者所创立的西方经典社会冲突理论，被引入对中国旅游社会冲突的个案研究过程中。国内学者希望以此明晰当代中国旅游社会冲突研究的理论逻辑[18-19]。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验证与回应，国内学者也尝试透过对中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社会冲突现象的观察，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类型、特点、成因等基础性问题展开研究，极大的丰富了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本土化研究内容[3]，[20-21]。

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基本认同，环境恶化、文化差异、经济矛盾等问题引发的利益矛盾是导致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因此，国内学者根据发生利益矛盾的原因，主要从3个层面提出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治理的建议。第一，在环境层面，提出发展旅游的同时要建立旅游补偿调控的保障监督机制，实现旅游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发展，以规避旅游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冲突问题[22]。第二，在文化层面，提出在旅游发展中要采用文化重构等手段，唤起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以解决由于文化差异而引发的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23-24]。第三，在经济层面，提出要通过旅游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等多重手段，协调好旅游开发中的经济矛盾[25-26]。在研究方法上，质性研究是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惯用的研究方法，方法的选取与我国现阶段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研究主题较为匹配。因为质性研究，能更易于获得“集中体现某一类别的现象的重要特征”，并据此对我国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现象进行“解释性理解” [27]，从而有助于研究者构建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基础理论、进而寻找化解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具体方法。

毋庸置疑，国内学者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研究已经有了良好起步，但由于研究目的与视角所限，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理论创建方面，国内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理论引入与实践总结的层面，而较少达到依据理论建立抽象概括的分析范畴、构建能够对我国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现象展开分析的理论框架的深度。这相应导致了在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原因的分析、与对社会冲突化解手段的探索中，国内研究大多停留于“事件性”、而非“制度性”的层面，未能越过“利益矛盾”的表面现象，触及社会冲突的根本性问题，从而不具备彻底性和系统性[28]。这无疑为本文研究的展开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2 理论导入、理论假设

2.1理论导入

实践证明，任何社会冲突都是不同群体因某些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并在经历潜在对立、认知与介入等几个阶段博弈之后，最终获得冲突的缓解或是利益的平衡[29]。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30]利益矛盾是社会结构中各个阶级、阶层、群体、个人等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因利益差别而产生的相互关系不和谐状态[31]。利益分化实际上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在利益分化的前提下，利益主体之间不可避免的产生广泛的利益矛盾[32]。经济学研究一直把“利益矛盾”与“社会冲突”视为密切相关的孪生问题[33]。面对这一问题，亚当・斯密早就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对社会贫富差距加以必要的引导，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那么富人的阔绰，会激怒贫者，贫者的匮乏和嫉妒，会驱使他们侵害富人的财产，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34]因此，从经济学的理论视角研究利益矛盾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孪生”关系，对促进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解决具有重要价值。社会矛盾是由不同利益群体为谋取自身最大化利益所引起的冲突，就内涵而言是指具有利益相关性的社会群体间的合作共生与对立斗争情形；从外延来看是社会群体围绕某项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在具体领域的集中表现[35]。“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是一对使用频度较高的术语。社会矛盾是社会生活的常态，但并非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社会冲突；社会冲突实则是社会矛盾无法调和下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36]。在社会实践中，包括相对权力的模糊、竞争性资源的稀缺、不公平的比较、缺乏规范性共识以及缺乏化解矛盾的制度性渠道等多种条件，都能够刺激“社会矛盾”发展为“社会冲突” [37]。

长久以来，新制度经济学者都重视对“产权”这一基础理论的理解与分析工具的应用。制度经济学家Hart认为产权是“合约规定的他人使用权或法律明确限定的权利之外，所有者对其资产的使用和转手的全部权利” [38]。在这一表述中，“合约规定”与“法律限定”强调产权的“排他性”，“排他性”赋予了产权所有者根据“合约”与“法律”，享有的对资产的“全部权利”，这些权利维护了产权的完整性。同时，所有者对“资产的使用”暗含了产权所具有“可使用性”，“对资产的转手”则强调产权的“可转让性” [39]。“可使用性”与“可转让性”为资产利用奠定了基础，产权所有者通过资产利用获取收益。由于产权排他性，产权所有者在行使对某一特定资源的一组权利时，排斥了任何其他产权主体对同一资源行使相同的权利。因此，产权本身就天然的蕴含着利益矛盾。这种利益矛盾可能来自于产权所有者与非产权所有者之间，也有可能来自产权实际所有者与产权人之间，对同一资源有着相互排斥的权利主张。在产权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新制度经济学者还认为，产权透过个体对资产利用映射出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并规范个体依据“合约”与“法律”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加之任何产权的存在都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产权实质上就是一种制度[40]。承认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分化是产权制度存在的前提。由此，产权成为引发利益矛盾的制度因素。

在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分析中，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一种较好的理论视角。其理论的优势在于能够系统的把利益矛盾、旅游收益、产权制度等多种因素纳入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原因分析、及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化解的考虑中，这实际上是深入到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制度性”的分析层面，触及到了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核心问题。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为分析视角，探讨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治理问题，可以避免把生态环境、文化差异、经济利益等“现象性”因素视为解释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发生原因的理论缺陷。

2.2 理论假设

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中利益矛盾与社会冲突、收益分配与产权制度两对理论的关系阐述，可以对利益矛盾、产权制度、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作如下推导：一是收益分配不均带来的利益矛盾是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二是产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会带来利益主体对收益分配的不均；三是产权制度安排不合理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根源。据此，本文从3个层面提出理论假设：第一，旅游收益分配不均带来的利益矛盾是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直接因素；第二，产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带来了旅游目的地利益集团之间收益分配不均；第三，产权制度安排不合理是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根源。

3 研究方法与调研过程

3.1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发生原因，并提出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治理的策略。对于此类问题的思考为探索性研究，因此属于质性研究。在质性研究设计中，主要采用了案例分析的方法。希望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产生原因进行解释性阐释，并进而提出有效的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治理策略[41]。本研究资料收集的方法主要是深度访谈法与体验式观察法，以获取课题研究所需要的一手资料。

为推动本研究的顺利进行，作者从以下方面探索构建概念框架：①组成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②研究问题的范围、维度与层次；③作者目前发展出来自己的工作假设[42]。据此，作者构建出如下概念框架：①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利益矛盾”“产权制度”“社会冲突”3个概念。②本研究的范围是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研究维度有“冲突”“分配”与“制度”3个维度。其中“社会冲突”与“利益分配”为现象层次，“产权制度”为核心层次。③围绕3个核心概念，本研究提出工作假设：通过对利益主体间“利益矛盾”与“社会冲突”这对现象关系的探讨，及“利益矛盾”与“产权制度”这对“现象-本质”关系的探讨，探索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与既有产权制度之间的“现象-本质”关系，以挖掘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发生的根源、寻求冲突治理的有效路径。除了实地调研，作者还查阅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与旅游发展相关的工作记录、与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有关的工作文件、新闻资料，以及围绕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展开研究的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等。根据上述资料，本研究进一步了解四川泸沽湖景区社会冲突的背景、整理出这一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基本情况。

图1 本研究的概念框架

Fig.1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research

3.2调研过程

2013年8月到2015年8月间，作者针对本研究分3次对四川泸沽湖景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对泸沽湖景区管理者、村干部、居民、私家车主、安捷车主、观光车司机等社会冲突各方的关键人员进行非结构访谈，并分别在2013年8月10―13日、2014年8月19―25日、2015年2月1―6日及2015年8月11―14日日共选取2名景区管理者、1名旅游行政管理者、1名村干部、2名景区居民、4名私家车主、1名安捷车主、1名观光车司机与1名观光车讲解员进行深度半结构式访谈。上述被深度访谈对象有着不同的职业、性别、年龄与文化程度，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此外，作者还对2名长期关注四川泸沽湖景区旅游发展的专家、与1名长期从事产权制度研究的专家展开深度半结构式访谈（表1）。

4 四川泸沽湖景区社会冲突的案例研究

4.1景区客运线路的运营分化出不同的利益主体，利益主体之间存在深刻的利益矛盾。

马克思认为利益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范畴[43]，利益主体正是通过社会互动创造利益关系、完成利益分配[44]。因此，社会互动过程中向度、深度、广度、频度4个互动维度，为明晰利益主体间利益关系提供了工具（表2）。尽管四川泸沽湖景区社会冲突围绕“扣车”与“讨说法”发生在私家车主与政府间，但事实上景区存在安捷公司、旅游公司、私家车主3个运营主体，并涉及私家车主，安捷公司、安捷车主及盐源县交通局、客运公司、盐源县政府与观光车主这7个利益主体。就利益向度而言，私家车主与安捷公司、安捷车主、旅游公司、盐源县交通局、盐源县政府处于对立立场。就利益深度而言，私家车主、安捷车主、盐源县政府、安捷公司投入运营资金，希望通过运营生存与盈利。在利益广度方面，利益矛盾不仅停留在基于运营的直接获利，更涉及到旅游收益在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问题。最后是利益频度，社会冲突发生后景区呈现合法运营和非法运营并存格局，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持续存在。

4.2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集中在经济矛盾，经济矛盾成为景区社会冲突的直接来源。

Robbins认为，冲突的产生和爆发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他用“目标差异”“个人认知”“行为意向”“冲突行为”“冲突结果”5个维度重现冲突过程、分析冲突的可能性来源[45]。据此，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目标差异，让其对冲突发生前的对立行为产生不同的态度，形成个人认知；相异的个人认知促使利益主体决定做出是否参与、或以何种方式参与冲突的反应（行为意向），并最终引发了冲突行为。在冲突过程中，利益主体的态度、反应和行为很大程度呈现冲突的来源、并影响着冲突的走向（表3）。在四川泸沽湖景区社会冲突发生的过程中，运营主体的营利目的与政府实现管理服务职能，利益主体的目标差异塑形了其个人认知，私家车主视“扣车”为政府扫清竞争障碍的途径，“讨”的是经济收入。安捷车主认为“扣车”保障了合法利益，“讨说法”无理无据；但“大家是邻里”，不愿直接参与冲突。观光车司机属旅游公司聘用并发放固定工资，与私家车主无直接经济矛盾，也不直接参与冲突。政府承认“扣车”损害私家车主的经济收入，但“扣车”是保障正规车辆权益的有效手段。面对政府采取“扣车”的行政强制行为，私家车主选择“讨说法”这种极端的冲突形式维护其经济收入，最后景区“合法运营和非法运营并存”的冲突结果。

注：ALL*即所有样本

4.3经济矛盾源于旅游吸引物产权制度缺失，产权制度安排不合理是景区社会冲突根源。

North认为，“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系统，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的实施机制构成 [46]。制度制定（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实施为分析旅游目的地产权制度、经济矛盾关系提供了重要维度。在制度的制定层面，依据国务院2006年制定的《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与四十四条规定，风景名胜区的旅游资源产权（包括风景名胜区内的自然景观旅游资源产权与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属国家所有；第三十七条规定风景名胜区的门票收入由政府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收取和使用。并且，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二条“公路产权归国家所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开展打击“黑车”等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的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国家行使公路交通服务领域的经营权[47]、并对违法运营行为依法规依法予以处罚。据此，我国在立法层面不承认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集体产权，也尚未制定旅游吸引物产权的专门制度。这导致在制度实施层面，政府“扣车”有法可依、私家车营利实属违法。事实上，少数民族景区之所以对游客产生吸引力从而具有旅游价值，是因为居民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文化与环境完美结合形成的旅游吸引物所具有的美感。在泸沽湖景区旅游发展中，景区居民依法不能分享有偿利用旅游吸引物获取的收益。产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由此成为引发泸沽湖景区社会冲突的根源。

5 研究结论

通过对四川泸沽湖景区这一代表性旅游目的地的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四川泸沽湖景区社会冲突较好的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即旅游收益分配不均带来的利益矛盾是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直接因素；产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会导致旅游目的地利益主体之间收益分配的不均；产权制度安排不合理是引发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冲突的根源。

5.1旅游收益分配不均带来的利益矛盾是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直接因素

本文列举的四川泸沽湖景区社会冲突案例显示，旅游目的地社会在旅游发展中出现景区居民、企业、政府、游客、国民在内的多方利益主体。由于利益总是属于一定的主体，而不同利益主体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即不同利益主体力图追求一种能够实现对自己价值最大化的旅游资源利用与收益分配方式，因而利益主体之间总是在利益诉求上存在差异[48]。利益分化伴随利益诉求差异而发生，实际上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有限的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与“条件的”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49]，收益分配不均实质成为“一种利益的实现构成对另一种利益的妨碍”的表现，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旅游目的地社会利益集团之间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利益矛盾、从而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四川泸沽湖景区发生的社会冲突也较好论证了这一理论逻辑。正是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因利益格局调整而导致收益分配不均、从而造成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并成为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直接因素。

5.2产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会导致旅游目的地利益集团对收益分配的不均

在现阶段中国，资源的利用与收益分配的方式内生于已经存在的产权制度结构，产权制度不仅影响着旅游资源开发的方式，也制约着旅游收益分配的结构[50]。据此，旅游目的地利益集团间旅游收益分配不均格局的形成，实际源于既有产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既有产权制度成为当前旅游目的地社会实现旅游收益公平分配的主要障碍。四川泸沽湖景区发生的社会冲突也较好论证了这一理论逻辑。四川泸沽湖景区案例中，旅游资源产权制度的缺失、民族文化资源产权制度安排的模糊、及风景名胜区的门票收入由政府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收取和使用的现行制度，造成景区居民这一弱势集体无权分享景区交通的经营收益、享有少数民族文化财产权，及无法律依据直接享有对景区门票收入的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权利。

5.3产权制度安排不合理是引发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界定产权，明确当事人之间的财产边界是经济社会实现良性运行的首要任务[51]。按照这一逻辑，产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会为社会强势利益主体侵犯弱势群体的产权权益留下制度空间。而实践也证明，强势利益主体常常利用占据的权力与资本的优势地位取得制度的偏袒性支持，进而通过制度优势压缩弱势群体在制度框架内的利益、并反过来影响制度安排的内容与实现的形式[52]。因此，在既有产权制度下强势利益主体往往不仅决定旅游利益的分配格局，而且也影响产权制度演进的一般走向，这样就使得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映射到旅游目的地社会，就出现了因为弱势群体的旅游收益缺乏产权制度的认可，而导致其摆脱现有产权制度束缚，采用社会冲突这一产权制度框架外的极端手段，以对抗产权制度的约束。本文四川泸沽湖景区发生的社会冲突也较好论证了这一理论逻辑。因此，产权制度安排不合理实际成为引发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

6 对策与探讨

基于上述实践逻辑对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的验证，笔者建议在旅游发展中，从正确认识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功能、发挥利益整合在冲突治理中的基础作用、推动相应产权制度的变迁3个方面提出旅游社区冲突治理的策略。

6.1对策建议

6.1.1发挥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正功能

德国社会学家科塞认为社会冲突的功能并非全部都是负面的，他同时强调社会冲突在社会系统的正功能[53]。发挥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是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治理的前提。第一，加强旅游目的地社会公共组织的建设。大量事实表明，社会冲突能够促进公共组织的建立，以组织的力量对抗有组织的力量[54]。公共组织是实现旅游旅游目的地社会自我管理的一种方式。旅游目的地社会通过建立自治性行业组织、自治型社区经济管理组织等公共组织，聚合分散的个人，有助于增强社会的柔性、调节和控制矛盾，从而维护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稳定。第二，发挥社会冲突对建立新制度与新规范的激发功能。实际上，作为规范改进和形成的激发器，冲突使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相对应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成为可能[55]。旅游目的地社会也正是在冲突中酝酿制度与社会变迁的动力。四川泸沽湖景区社会冲突后，村民希望政府出台制度将其非法运营合法化，尽管表达意愿的方式采用了社会冲突形式，但也将希望寄予制度制定层面，无疑体现了对制度的信任、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6.1.2强化利益整合在冲突治理中的基础作用

利益整合是通过多种方式协同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处理利益矛盾，将利益矛盾减少到最低限度；并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机制，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较为一致利益追求目标的相对稳定合理的利益格局[56]。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的一致性，因此通过利益整合达到一定的利益格局和体系下的利益主体相对和平共处、相对均衡的状态，也就成为可能。发挥利益整合在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治理中的基础作用，一是要发挥旅游产业对旅游目的地社会的整合功能。旅游产业集群性较高，利益主体需要在分工合作中完成其提供服务、获取收益的全过程，由此在社会交往中的有着较大的相互依赖性。这促使冲突各方考虑各方立场及行为的前提下约束自身行为，无疑有利于发挥旅游业对旅游目的地社会的整合功能。二是建立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正常、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通过贯彻由游客、NGO组织、景区居民、政府部门、企业、专家学者等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决策听证制度，让“旅游目的地社会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从而有机会为自身的利益要求说话；国家也能够得到既还权于民，又保持自身的权威和主导能力，从而有机会获取更多的‘合法性’支持” [57]。

6.1.3推动相应产权制度的变迁

制度变迁就是在制度效能低下的前提下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政府的诱导下完成的规则变革[52]。旅游目的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不同利益群体对旅游发展的利益矛盾和诉求。推动相应产权制度的变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建立民族文化资源产权制度，形成较为合理的利益格局，确保作为民族文化资源的继承者和拥有者的少数民族集体及个人以一种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到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收益分配，拥有依托产权收益的获得感。其次，在制度建设中，尊重构成社会基础的、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即非正式习俗和准则等），把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嵌入其所在社会环境，发挥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社会网资源、文化传统等因素对制度制定与实施过程理性选择的影响27。最后，创新旅游目的地资源产权制度。随着旅游产业集群效应的扩大和效益的提升，新主体、新业态、新机制会不断诞生。要积极探索“新常态”下旅游目的地资源产权的新情况、新变化和产权人的新诉求，理顺产权关系，积极引导各行为主体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在自愿、平等的条件下转化产权的拥有形式，允许进行公平交易，解决经营者因产权受限扩大经营的问题，产权持有人因规模有限影响的效益问题，找到实现双赢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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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Conflic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 Case Study of Sichuan Lugu Lake Destinations

Abstract： Social conflict theory is a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onflicts. Tourism is a microcosm of contemporary social conflicts. Domestic scholars study the social conflicts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while foreign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their study of social conflict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main body and the causes of the conflict are analyzed. Domestic research focuses on two topics， that is，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estern classical social conflict theory， and the type，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other basic issues of social conflict in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of social conflict management at a tourism destination.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ive and the angle of view，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not crossed the phenomenon of a social conflict at a tourist destination， and the core issue of th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which is not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The property rights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as advantages that can further analyze social conflicts at tourist destinations and touches the core， thereby providing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paper， firstly based on the property rights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onstructs three hypotheses， namely： tourism income distribution is the direct cause of a social conflict at a tourist destination caused by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unreasonable arrang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results in unbalanced income distribution among stakeholders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the unreasonable arrang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is a cause of social conflicts at tourist destinations.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scientific standard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paper construct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the research design， and carries out empirical research on social conflicts at Lugu Lake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three core concepts of social conflict， interest conflict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it also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conflict and property rights.

In the end， based o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proposed theoretical hypothesis， the paper suggests strategies of how to deal with conflicts in tourism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three aspects， that is， tourism development，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social conflic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property rights system.

Key words： conflict of interest； property rights； social conflict； conflict management； tourist dest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