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事人的角度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修改

摘 要：2012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使得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和再审事由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确认。但在肯定进步的同时也应看到，修改后的再审程序在再审申请期限、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的条件等方面的规定上仍存在一定缺漏，故应立足于法律之规定，结合实践之运用，思考完善之路径。

关键词：申诉；申请再审；再审申请期间；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

一、关于当事人发动再审程序相关规定的修改与进步

（一）“取消”申诉法律概念，进一步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

根据最新《民事诉讼法》，对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的，应告知当事人申请再审，而不再是告知其按申诉处理。这一修改使得“申诉”这一法律概念不再出现在《民事诉讼法》的具体条文中，同时也使得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的权利救济更加规范化、诉讼化。申诉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有关处理决定不服，向相关部门或机关提出申请，请求重新予以处理的活动。[1]申诉权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之一，属于民利的范畴。对于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申诉权，1982年的试行《民事诉讼法》曾有过明确规定。①但随着司法实践中申诉泛滥的问题之出现，1991年4月9日正式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将申诉变更为申请再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和事由。而尽管此次修改前《民事诉讼法》中已没有了关于申诉的具体规定，但“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的，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这一规定又表明申诉在再审程序中仍有一定的适用余地。然而，由于申诉权作为一种民利是普遍存在的，当事人可通过多方申诉达到目的，因此，实践中产生了申诉与申请再审并存的局面。申诉的无限制使得申请再审的限制性条件形同虚设，司法裁判的终局性亦被动摇。同时，越来越多的申诉挤占了申请再审的适用空间，使法院有限的司法资源大都用在接访息诉中，不能真正用来审查核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2]此次修改，明确将当事人申诉的权利变更为申请再审的权利，从制度规定上否定了申诉与申请再审并存的状态。

（二）放宽再审申请法院，压缩再审申请事由和再审申请期间

1.放宽再审申请法院

根据最新《民事诉讼法》，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当事人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由此，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院不再局限于上一级法院，这也使得因当事人申请而再审的案件的审理法院不再局限于中级以上法院。在我国，当事人向基层法院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无，再到如今“有条件的有”的过程。②尽管将再审申请法院限制为上一级法院有利于促进上下级法院的合理分工，体现再审的特点，[3]但这同样加大了中级以上法院的工作量，导致其审判资源有限性与审判任务不断加大的矛盾，同时还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特殊案件之解决。一方面，最高法院面临着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的申请再审案件，各高院也面临着其辖区内各中院的申请再审案件，而且必须在审查期限内作出裁定，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对当事人而言，特别是在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双方为公民的情况下，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可能更能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例如从下级法院所在地到上一级法院所在地的差旅费、住宿费等），同时，由原审法院再审，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在当地解决纠纷。

2.压缩再审申请事由

根据最新《民事诉讼法》，再审事由中涉及的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而法院未调查收集的证据仅限于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实际上，法院并非对当事人书面申请调查收集的任何证据都有调查收集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之规定，“对案件审理需要的证据”，是指人民法院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所需要的证据。因此，将再审事由中法院未调查收集的证据限定为案件审理需要的“主要”证据更符合该事由设置的目的，同时也与规定中的第三、四项事由的用语相协调。另外，最新《民事诉讼法》删去了“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以及“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这两项再审事由。管辖错误能否作为再审事由，这在理论上素来争议颇大，而大多数学者持否定说。应当明确的是，再审仅是一种特殊救济程序，为维持判决的终局性、既判力，应在特殊情况下才启动。对于管辖错误，现行法律已设置了管辖权异议制度，当事人对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还可以提起上诉，这样的纠错程序已经足够。在纠正管辖错误时，也有必要考虑判决的终局性、安定性以及纠错利益与成本的平衡。[4]更何况无论哪个法院管辖，都是代表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都是由具有相同资格的法官适用相同的法律进行审判，其裁判结果应无不同。因此管辖上的一般错误实质上对公正行使审判权没有直接影响，虽然这样的错误也应当有纠正的机会和程序，但没必要通过再审这一非常程序来纠正。[5]而“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这一再审事由则存在如下问题：首先，它忽视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其表明，程序违法并不当然作为再审事由而必须以实体正义作为其评判标准，这是典型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表现。[3]其次，它与其它几项再审事由存在重复的可能。[5]如再审事由中“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等都是对法定程序的违反，并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最后，它是一个兜底性条款，过于笼统，使得再审事由被泛化。任何目标的实现都要求物质和时间的投入，程序正义之实现当然亦非例外。而再审的纠错必然是事后救济，为了纠错将有更大的物质和时间的投入。加之确定的判决、裁定多数已经历了一审二审程序，诉讼成本已“变本加厉”。所以将“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不再作为再审事由，也是对实现成本与实现价值的均衡比例的适当调和。[6]

3.压缩再审申请期间

最新《民事诉讼法》将一般再审申请期间由两年改为六个月，特别情形下的再审申请期间由三个月改为六个月，且增加了“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这两种特别情形。我国之所以将一般再审申请期间规定为两年，实际是受民法中诉讼时效的影响。[7]然而，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等同于当事人第一次提讼的时效期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再审案件一般已经过法院的一次或两次审理，且作出了终局裁判，两年的再审申请期间将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不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8]此次修改正是顺应了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使其积极维权的理论观点，将一般再审申请期间缩短为六个月。另外，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当事人在一般再审申请期间内不知或不应知再审事由的存在，甚至再审事由发生在一般再审申请期间届满后。此时若仍只规定须在判决、裁定发生效力后的一定期间内申请再审，则无异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因此，《民事诉讼法》又规定了特定情形下的再审申请期间。此次修改，一方面，将特定情形下的再审申请期间延长至六个月，使得特定情形下的当事人有更充足的时间去为再审做准备。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两项特定情形，使得发现新的足以原判决、裁定的证据或者发现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的当事人，不至于因其在原判决、裁定发生效力后的一定期间届满后发现新证据或伪造事实而无法申请再审。

（三）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的程序

最新《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的规定，明确了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的权利及其行使前提，规定了检察院对申请的审查期限及要求，并限制了当事人重复申请的可能性，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首先，该规定使得当事人在再审中向检察机关寻求权利救济的途径法定化、全面化。同时，“检察建议”之条文化使得当事人可以直接通过原审法院的同级检察院寻求权利救济，而不再是只能直接或间接求助上级检察院，尽管再审检察建议未必能如再审抗诉般当然启动再审。其次，该规定将当事人通过检察机关发动再审的条件明晰化，明确了法院优先原则，即当事人申请再审，原则上应先向法院提出，只有在法院驳回其再审申请或者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或者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时，当事人才可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多头申请、重复审查的现象，节约了司法资源，使得检察机关可以集中办理那些真正需要其办理的案件。另外，这还可以避免因当事人多头申请而导致的同时对同一请求进行审查的法院和检察院之间审查结果的矛盾。[9]再次，该规定确定了检察院对当事人申请的审查期限和处理方式，使得当事人的申请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和答复，而不至于因久而未处理导致其经由此路径的权利救济处于停滞状态。最后，该规定限制了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的次数，明确在检察院对其申请作出处理决定后，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应注意的是申请再审检察建议不同于申请再审抗诉）。这对于避免当事人无限申诉、缓解无限再审的现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当事人发动再审程序仍存在的问题

（一）当事人再审权利救济保障之不足

近年来，学界关于取消法院的再审启动权、限制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学者认为，多元制的再审启动模式不仅有违当事人处分权原则，有损生效判决的既判力，而且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违司法中立原则，检察院抗诉再审容易打破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10]诚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多元制再审启动模式的种种弊端。然而，改变这种模式必须具备制度上的基本前提，否则取消或限制一说至少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从制定到修改，一直保留着法院和检察院在再审程序中的启动职权，并配套了一系列的程序规定，如果断然取消法院决定再审或限制检察院抗诉再审，将面临大范围的制度改革和规范调整。另一方面，从此次修改的内容看来，法院和检察院在再审中的职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详化。另外，此次修改还将“再审检察建议”条文化，如果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职权，那么检察院向其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又多大意义可言？因此，在现有制度前提下，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再审权利救济，宜将法院与检察院的再审启动职权视为当事人发动再审程序之外的保障，在此观念下进一步分析如何使得这种保障更具体化且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而对于一些确有错误的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其往往因缺少具体权利保护人而无人提起再审，如果取消或限制法院或检察院的提起再审职权，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将可能得不到切实的保护。[11]然而，作为我国再审程序的一大特色，法院提起再审和检察院抗诉再审并没有为当事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权利救济和保障，这主要体现在：依照现行规定，若法院主动启动再审或检察院主动提起再审抗诉，则再审程序得以当然启动，即无论当事人是否愿意进行再审，都须参加到再审程序中，接受案件的重新裁判。此种做法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案件而言具有当然的意义，但对于仅涉及当事人利益的案件，由于当事人未提出再审请求，一些当事人可能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参加到再审中，甚至因时过境迁无法找到当事人，那么这种权利救济方式就显得没有必要，这样的再审也不具备多大的意义。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相关规定之不足

1.再审申请期间的规定不完善

根据最新《民事诉讼法》，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特殊情形的，自知道或应该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如前文所述，此次对一般再审申请期间的压缩和对特殊情形再审申请期间的延长这一修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当事人对特殊情形事项的知晓是发生在原判决、裁定生效后的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当事人还能否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六个月内申请再审？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当然还能申请再审，这实际上使得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间可能无限延长。然而，实践中经过长时间的运作，确定的法律关系已处于稳定状态，甚至有些事实亦难得以改变，如果允许发现特定情形一方当事人在经过漫长时间后发动再审，也有损另一方当事人基于生效裁判所长期持有的信任利益。因此，在再审申请期间的规定上，既要以较短的期限督促当事人及时提出申请，同时规定特定情形下的期限例外，③又要限制这种特定情形下的期限例外的无限延后。这也是为何在此次修改前有学者认为之前规定的两年期间过长，亦有学者认为两年期间过短的矛盾原因所在。另外，对于调解书的申请再审期间，此次修改并未涉及，并未将其再审申请期间与判决、裁定相统一。